四月三日，清明前两天，我转道昆明、丽江，在朋友的安排下，乘了两个多小时的汽车，直抵金沙江边的车轴村——萧亮中的家乡，也是他的第一本著作的研究对象。村子在金沙江靠中甸的一侧，在夜色之中，亮中的表哥李润堂将小货车开上了渡船，艄公静静地掉转船头，我们在月色、山影之中，渡过了金沙江。在一旁的小彭说：乡亲们为亮中立的碑就在江边的山坡上。我举目望去，夜气缭绕之中，只有巨大的山影从上面压下来。绕过这一截路，前面终于有了一些灯火，是车轴了。次日清晨，我沿着小路爬上亮中家屋后的小山坡去探望亮中——他的坟头没有任何标记，不远处的金沙江边立着的那块刻着“金沙江之子”的碑上也没有他的名字，但在江边，你能够感觉到他的无处不在。亮中在那里继续守望他的金沙江，他的确并没有离开，几个月来压在我心头的石头渐渐地挪开，我可以回忆了。
认识亮中，是因为《读书》，现在回忆，时间应该是在二○○一年底或二○○二年初。从《读书》的来稿中，我读到一篇题为《隐喻的漫水湾》的文章，是对四川冕宁县南部的漫水湾的彝族村庄生活的朴实而生动的记述。一望而知，作者是一个人类学者，平静的叙述与作者的追问相互交织；渗透字里行间的，是对漫水湾的人、风俗、土地的真正的亲切感，尤其是对彝族文化转换及其与汉族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真思考。在文章的结尾部分，他分明地说，这个地区的彝族认同并不是植根于某种“共同的文化”，因为这里的群体生活特征与其他群体（汉族或其他族群）没有多大的区别。构成这种认同的毋宁是某种隐喻性的文化特征，然而也恰恰是这种隐喻性的文化特征在具体的环境中会被放大或缩小，成为这一族群与其他民族不一样、相区别的关键所在。我很喜欢也认同这种将少数民族认同置于多族群共存的语境中的研究方法。这篇文章随即被编入二○○二年第三期的“田野札记”栏目之中，按《读书》的发稿速度，这算是最快的了。
那之后没有几天，杂志发稿工作完成之后，我从编辑部来到二楼书店的咖啡馆，在入口处，见《读书》的同事李学军正在和一个年轻人说话，她介绍说，这就是萧亮中，《隐喻的漫水湾》的作者。我随即向亮中表示感谢，并告诉他文章已经发稿。亮中中等身材，方形的脸庞，显得很忠厚，说话也谦和。听说文章已经发稿，他显然略感惊讶，也很高兴。我们要了咖啡，坐在那里随意地聊了起来，讨论的问题多半与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及其历史命运有关。他说起了云南少数民族，也说起藏族的历史。我那时也在读一些有关的历史资料，交谈之中，我们好像有不少共同的想法。在那之后，我们见面的次数不算多，每次都是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馆里，多半是他给《读书》写了新的文章或参加《读书》的活动。有一次，在交给我新作《车轴——一个遥远村落的新民族志》的同时，他还附了一篇题为《突古》的小说。文章发表于去年《读书》的第三期，而小说却留在电脑里了，我粗粗地浏览了一下，觉得文笔很细腻，但因为手头太多的事情需要处理未及细读就放下了。亮中为人憨厚，但极为敏感，因为没有得到我关于他的小说的意见，再见到我时，他带着失落的神情问：您还没有读我的小说吧？我搪塞了一下，他没有追问，但重新打印一份，专门给我送来——从此我知道，亮中的心里永远记着曾经发生的事情，他不会遗忘，也不会放过，虽然他的脸上总是带着谦和的笑意。我也因此知道：为什么亮中的笑意中总是带着审视！
二○○二年秋天，我在国外做访问研究，忽然接到亮中的一封信。这次并不是投稿，而是朋友式的关心。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和亮中的交往中超出编辑和作者关系的开始。他在一个场合听到有人用极深的恶意攻击我，攻击者并不认识我，而且所说也毫无根据。亮中先是不解，而后是愤怒。他在提醒我多留心之后，又问：为什么不反击？亮中太年轻了，他对知识界的争论不是很清楚，对有些所谓“知识分子”之作为还缺乏真切的体验。我感谢亮中的慰问，但没有多说什么。回到北京后，有一次见到他，他又重提此事，我仍然没有多说。在这个世界里，人心的黑暗是永远超出我们的想象的，为什么要让一个如此坦然、天真的人平添对于这个世界的悲观呢？对我而言，有像亮中这样的朋友的诚挚的关心已经足够了。亮中从此不再提及这些事情，但我知道他曾经为此与他熟悉的人辩论。
从认识亮中起，我就知道他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放不下，不大安于商务印书馆的工作。几经周折，据说可以进社科院社会学所了，却在最后一刻出局。亮中为此来找过我，心里有许多不平和不解；我为此四处打电话了解情况，最终也无能为力。去年春天的时候，他告诉我有两个可能：一是进社科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一是进藏学研究中心；前一个手续比较复杂，后一个相对比较确定。鉴于前一次教训，我建议他先进藏学中心。他是犹豫的。去年夏天之后，亮中在工作调动过程中卷入反对虎跳峡水坝的运动，他自己有些担心这些事情会影响他的工作，见面或打电话都说起此事；我知道他为调动做了多少努力，心里又有多少渴望，也担心他卷入的运动影响调动的事情。但亮中有一次态度坚定地告诉我说，他不会因为调动的事情而放下金沙江的命运而不管，那一次，他得到了妻子的支持，心里是很兴奋的。
亮中卷入反对虎跳峡水坝的事情始于去年春天。受藏族学者马建忠之请，亮中参与筹备在中甸召开的 “藏族传统文化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学术讨论会；他记起了我们初次见面时的讨论，于是问我能否参加那个会议。我对藏族文化和生态多样性问题感兴趣，却没有任何研究，不敢贸然答应，但亮中说：会议的议题涉及发展主义等问题，还是希望我参加。他是在为自己的家乡争取更多的关心，我拗不过他。五月间，亮中说要来送会议邀请信，我说不用跑了，寄来就可以，但他不从。当天，我们约好了一起吃午饭，但大约两点钟他才满头大汗地赶到我的住处，那时我已经饥肠辘辘。他一边擦汗，一边解释说商务印书馆开编辑会议，无法提前离开。北京的交通情况我当然知道，何况亮中是乘公共汽车来的呢！我们在附近的一家小餐馆里喝了点酒，随意地聊起了中甸，那时我对云南的神往中还从未有过虎跳峡问题的影子。
六月九日，我收拾行装，奔赴中甸。在昆明机场的候机大厅，瞥见到了亮中的身影，随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年轻的体恒（印照）法师。体恒（印照）法师一袭袈裟，而亮中却是短袖轻装，他们刚刚拜访了昆明的一座寺院，随身还携带着寺院住持赠送的礼品。在候机厅里聊天时，我买了云南地图，不断地向亮中打问云南的情形，计划着未来的行程。飞抵中甸后，我们都穿上了夹克，而亮中却依旧短衣装，回到家乡的兴奋一直挂在脸上。临行之前，一个朋友特别来电话关照我注意高原反应，下飞机后一切正常，我有点庆幸，亮中却在一旁笑我：怎么会有高原反应呢！在旅馆住下后，亮中带我到一个很小的饭店，我们要了一点饭菜，坐在小板凳上喝起了青稞酒。亮中是在中甸念的中学，这个地方藏族人最多，但也聚居着纳西族、傈僳族、白族、彝族、回族、普米族和汉族等不同民族的居民。他自己是白族人，而会议的组织者、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马建忠却是藏族人，他们在不同的中学读书，毕业后同年考到北京来读大学。亮中考取的是中央民族大学，而建忠先入北京林业大学而后去泰国留学，各奔前途，现在却为他们共同的家乡重新走到一起了。谈话之间，亮中提出邀请，要我在会议结束后去他的家中小住。酒酣耳热之际，我答应了——我原以为这是亮中一时兴起的建议，后来才明白他早就在为此做计划了，但在来中甸之前，他从没有对我提起过。
我参加过许多学术讨论会，但那次会议却很特别。头一天的会议在旅馆召开，发言者除了从北京和昆明等地来的专家之外，大多是当地的学者，其中许多是藏族的学人。降边嘉措先生是我在社会科学院的同事，他在少数民族文学所，我在文学所，仅仅一层之隔，却从未谋面。这次在云南见到了。 泽仁顿珠先生是著名的藏学家，他以一人之力完成了百万字的《西藏通史》，在藏人中享有很高威信。从青海来的活佛一脸慈祥，很少说话，但我们后来一路去德钦，他的博学让我深为佩服。云南社会科学院的几位学者对当地风俗、宗教、自然状况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他们的论文对于中甸、德钦、丽江等地的生态状况做了详细研究。不止一位学者谈到了藏传佛教对自然圣境的崇拜，认为这一崇拜对于生态的保护有重要的作用。第二天上午，我们驱车参加当地藏学中心的成立典礼，而后前往其茨顶村进行小组讨论，亮中从一个小组换到另一个小组，终于到我所在的小组来了。他坐在我身边。讨论过程中，亮中忽然发难：现在NGO（非政府组织）纷纷来到这里，但投资和活动都集中在藏区，难道其他民族文化就不包含保护自然的传统吗？我们从小在这里长大，不同族群相处融洽，不但是同学、同事，而且也是亲人，因为不同族群之间通婚和日常的交流是很普遍的。但随着外来的投资都流向藏区，所有的宣传也都集中在藏族文化，多少个世纪和谐相处的不同族群之间产生了相互间的芥蒂和“分”的趋势。这不是个问题吗？
亮中在此之前已经与我谈过这个问题，我因为不了解情况不敢贸然发表意见；但在与马建忠的聊天中，我特别就此问了他的意见。建忠是藏族人，又在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工作，他坦承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但感到一时很难改变。他称赞亮中的文章写得好，说：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没有想到他写了这么好的文章！建忠和亮中像兄弟一样，偶尔争吵，但情感深厚，八月间建忠从美国给我写信催问答应他的文章，还特别提到亮中和大伙儿对虎跳峡水坝问题的斗争“有声有色”。亮中提及的问题是尖锐的，我认为他有一种真正的人类学的视野，而不是单纯地从环保出发；他并不是不支持NGO的工作，而是关注NGO能否真正将文化多样性与生态多样性的视野贯彻到各种项目之中。很显然，在亮中的心目中，生物的多样性是和文化的多样性密切相关的，任何将一个社区简单地按照族群、宗教来进行区分的做法，都可能瓦解社区自身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有机的联系，产生新的不平等。在这个意义上，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又与平等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亮中对他的家乡的关注不是从一个族群或一种文化出发的，而是从一个历史地联系在一起的社群网络及其多样性出发的。在云南期间和从那里回来之后，我们曾经反复地讨论过云南地区的文化多样性及其意义。后来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流域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这也成为他的最重要的出发点之一。
在中甸的那几天，亮中忙前忙后，除了招待我们品尝当地菜肴之外，还特别带几个当地的朋友到我的房间来聊天。亮中是一个较真的人，他想到的事情，往往不顾及场合就要说出来。那天在其茨顶村的发言引起了大家的讨论，在交锋之后，亮中仍不罢休。他对当地将其茨顶村设计成为一个藏族文化样板村也很有意见，在这些问题上，我完全赞成他的看法，虽然囿于客人的身份，没有多说，但在最后的发言中还是呼应了亮中，对于过度的旅游开发和市场扩张表示担忧。在与亮中及他的朋友的聊天之中，我们最为关心的是：究竟是靠了怎样的历史传统、文化条件和社会政策，云南能够保持如此灿烂多姿的生态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各民族为什么能够和谐共存而又各自保持自己的民族特点？当代世界的变化——市场化、全球化、现代化——是否可能促成这样的局面的转化？亮中对于自己的家乡和族群有强烈的认同感，但同时拥有同样强烈的“中国”认同感，这种认同感也表达为对任何等级关系和习焉不察的偏见的批判态度。在他的身上，多重的认同本身构成了一种思想的和性格的特征，有时你似乎感到他正处于某种矛盾的情感和态度之中，但最终这些所谓的矛盾在他的身上是完全统一的。有一天，在我的房间里说到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及其危机的问题，他带来的一位藏族朋友说：我们说藏语或纳西语，但也说普通话，它们都是我们的语言。为什么现在不叫普通话而叫汉语呢？我有时想：真该让那些学了一大堆正确理论的人来听听一个少数民族的朋友是怎样看待普通话的。亮中对于NGO兴起过程中产生的问题的追问也值得所有参与这个运动的人关注，它们的意义也许会在未来的发展中成为影响深远的问题。
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与会者兵分两组，一组远征梅里雪山，一组近访碧融峡谷。我抵御不了梅里雪山的诱惑，决定北上德钦。亮中委婉地告诉我，他的弟弟亮东已经准备了车来接我们去金沙江边他的车轴老家，他的父亲也期待着我们的到访。我很犹豫。也许同样受到某种文化气氛的影响，我一直对藏族文化有很深的好奇，很想深入藏区做点调查。亮中没有勉强我，但掩饰不住他的失望。他说：德钦沿线景色并不好看，
生态状况比金沙江河谷差多了，我们那儿正是杜鹃盛开的时候。见我仍然固执己见，他又说：我们少数民族说话是算数的，言下之意是责怪我的失言和反悔。我答应亮中说：我一定会去金沙江河谷，访问他的家乡的。亮中没有再坚持，只是说：等我从德钦回来时，他会从家乡赶回来送我。
第二天的早晨，我们分乘两辆车往德钦方向驶去，临行前亮中来送我，特别带了一包红糖，让我在过白马雪山山口时吃一点，可以抵御高原反应。在行进途中，他又多次打电话嘱咐建忠照顾我，还让马骅从另一辆车上坐到我的旁边为我介绍沿途的情况。路过奔子栏时，马骅告诉我：德钦县城本来计划迁往这里，但如果虎跳峡建坝，奔子栏也在被淹之列。这个计划大概不能实施了。这是我第一次知道虎跳峡水坝建设可能影响的范围。马骅一年半以前来到德钦，自愿在一个小学校里教书。我们原先见过一面，也是在三联书店二楼的咖啡馆里，但当时人很多，我已经忘却了见面时的情景了。这一次见面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投身的事业，也因为他的样子与如今的城市青年很不一样了，他的内心世界像他的面孔一样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去年第九期《读书》的编辑手记中，我记述了我们之间的短暂的交往。那天晚上，我们在德钦县城中央的一个街心广场上相聚，许多当地人在那里弹琴跳舞，马骅神情怡然，舞步翩迁，让我不胜羡慕。夜色中，马骅告诉我，他不再陪我们去梅里雪山（卡瓦格博）的明永冰川了，他要连夜赶回村里的小学。那天路过白马雪山山口时，他曾向我描述藏民转山时的壮观景象，那语调中透出的神往永远地留在我的心里了——从我们在三联书店二楼咖啡馆见面到在云南藏区重逢，他已经走过了一条长长的隧道。
在德钦期间，亮中几乎每天与建忠通电话，询问情况。他一直担心那里的行车安全。抵达德钦的次日，我们前往明永冰川，从上午开始登山，一路行进，大约到一半路程时，准备的干粮就已经吃光了，我开始知道高原登山是如何地消耗体力了。前后大约四个小时，我们登至栈道的尽头，举目遥望深锁云雾之中的卡瓦格博，久久地等待她从云雾之中探出头来，但我们看到的只是她的肩膀和自山顶而下的巨大的冰川。卡瓦格博峰高六千七百多米，并不是最高的雪山，却从未被征服，早些年中日登山队向山顶攀登时遭遇雪崩，造成了登山史上最为惨重的山难——所有的登山队员全军覆灭。在那之前，藏民们对于登山队不顾他们的劝告一定要登他们的神山深为不满，但在山难发生后，他们举行隆重的仪式，为牺牲者祷告。这个登山者的故事如今已经成为卡瓦格博神山的又一个传说和神话了，它以悲剧的形式诉说着当地人对自然圣境的敬畏。几年之后，登山队员的尸体随着融化的雪水被冲到冰川的下游，藏民们再次举行仪式，为他们做最后的送行。我们沿途所见，植物繁茂，山色俊美，但同行的藏族姑娘告诉我们：从去年到今年，短短一年间，这个冰川已经缩短了很长的距离。那天一路与活佛同行，在栈道的最高处，他告诉我怎样匍匐行礼，怎样念那几句最为基本的经文：哪嘛喇咭颂谛，嗓哜喇咭颂谛，伽喇咭颂谛，哽噔喇咭颂谛······
我从德钦回到中甸的当天，亮中也从金沙江河谷的车轴赶到中甸来。那天晚上，马建忠、亮中带我到一个小酒吧里与当地几位藏族的年轻人聊天。他们正在几个藏族村子里进行保护生态和藏族文化的实验。他们没有经费，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试验，但还是动员了两三个村子的藏民，参加他们的实验。在这个以保护生态和文化为目的的实验中，他们特别提到了保护集体所有制的问题，因为市场化过程正在瓦解原有的社区生活方式，如果不能形成一种富于生机的社区纽带，任何保护生态和文化的宣称最终都没有基础。那天讨论完了之后，我又和亮中单独交换意见，他以一个人类学者的谨慎说：我们还得再观察才能知道实验的结果。
离开中甸的那天晚上，亮中在我的房间里聊了很久。我想到了马骅在奔子栏附近告诉我的有关虎跳峡水坝的事情，也特意问了亮中。他显然已经了解许多情况。第二天一早，亮中送我登上去机场的车，自己回江边老家了。过了没几天，他从中甸给我打电话，主要是谈虎跳峡水坝和发展主义的问题，问我有什么建议。就是在这次电话中，亮中告诉我马骅在前一天从德钦县城搭车返回明永村时随车落入汹涌的澜沧江，不见踪影。我刚刚从那里归来，很清楚从陡峭的山间落入即使在夏季也寒冷彻骨的江水中的结果是什么。在电话中，我们谈了关于马骅和他在德钦的生活，最后又回到了我们共同关心的虎跳峡问题上来。我问亮中在中甸能呆多久，他说也许还可以住几个星期；我建议他先安静下来，做些仔细的调查研究，包括多了解一些工程的情况。他特别说到金沙江河谷地带的居民对此的反应。我们都认为：生态和环保问题不能只是由住在城市的环保运动来倡导和推动，当地居民的声音是极为重要的。生态问题并不仅仅是自然环境的保护问题，而且也是文化生态和社会权利的保障问题，这两个方面密切相关，它们共同地对一个社会的发展模式提出质询。在中甸期间，他给我打过几次电话，告知他所调查的情况。对于工程等等，当地有关部门当然不愿意亮中过多介入，他在电话中讲到了调查中面临的一些困难，但从未有过畏难的情绪。让他受鼓舞的是金沙江河谷的居民对于此事越来越关心，并积极地参与到反对运动之中。亮中的父亲就是其中之一。
几个星期后，亮中从中甸回来了。他专程从城里跑到我的家中，详细地讲述了在金沙江一带了解到的有关虎跳峡水坝工程的情况。亮中知道我曾发表针对发展主义的批评意见，希望我能直接参与到他正在推动的反虎跳峡水坝的运动之中。结合在中甸、德钦所做的调查，我对亮中介绍的情况抱有同感，但由于不了解当地情况，对于水坝建设更是外行，若没有调查研究，我除了表示原则上的支持之外，不能发表任何意见。许多年前，刘健芝、许宝强等朋友将《大坝经济学》一书译为中文，但一直找不到愿意出版此书的出版社，那时我正和他们合作为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一套“另类视野”丛书，其中就有《发展的幻象》、《反市场的资本主义》等书。我将此书介绍给负责此套丛书的编辑，请他安排出版。没有想到，这些书在这次的运动中派上了用场：我将《大坝经济学》和《发展的幻象》等书介绍给亮中，建议他结合《大坝经济学》和虎跳峡水坝问题，为《读书》写一篇文章。《读书》杂志不是一般的大众媒体，不能直接地讨论虎跳峡问题，作为编辑，我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此后亮中一直在金沙江、怒江和北京之间奔走，许多更为实际和迫切的问题占据了他的时间，这篇文章一直没有写出，但他买了数十本《大坝经济学》分送给关心此事的朋友和金沙江的乡亲们。
从六月开始调查虎跳峡水坝问题起，亮中不断地征询我的意见，并没有要求我做什么。但我看得出他的期待和坚持。他一再地说：说是容易的，做就很难。这是他的真切体验。从江边回到北京后，他问我能否参加有关的讨论会，我答应了，却不知道自己能够说些什么。他的执着使我放不下。八月间，我决定重返云南，从丽江出发探访虎跳峡；由于正是雨季，虎跳峡沿线塌方严重，我和两位同伴不得不徒步穿越哈巴雪山进入中虎跳，再从中虎跳前往水坝选址之处的上虎跳，在最后的这段路程中，时时会有滚石落下，虎跳峡两侧不稳定的地质构造可见一斑。一路行进，一路调查，我们了解到许多情况。
在云南期间，亮中一直通过电话与我们保持联系，并特别热心地将他的弟弟和其他朋友介绍给初次入滇、他从未谋面的两位年轻人，其中一位就是首先对虎跳峡问题做出长篇报道的《东方早报》记者阳敏。我从云南归来后，发现亮中已经与绿家园、自然之友、绿色流域等环保组织取得联系，并在金沙江原住民、当地的环保运动和北京的绿色运动之间来往穿梭，建立了稳定的关系网络。比较他在中甸会议期间对于NGO的看法，在经过了一段实际的参与之后，似乎有了更为具体的认识。社会运动包含了不同的取向，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运作方式和目标，关键在于参与者对于自身所从事的运动的自觉程度。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完全因为亮中的缘故，我对于国内NGO的情况有了进一步的、更为具体的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献身、忘我和脚踏实地的作风，让我很感佩，而这个运动的不同的构成、不同的取向、面临的困境和逐渐形成的新的力量，也都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思考。在那段时间，每次见到亮中，他总是风尘仆仆，但情绪高昂，对于自己的乡亲和家乡充满了自豪感和深深的关怀。
八、九月间，亮中和自然之友等环保组织一道发起反对虎跳峡水电工程的倡议，我也因此卷入其中。在起草有关反对长江第一湾—虎跳峡水电工程的倡议书时，他花了极大的力气。因为是一个运动，参与者很多，势必会有不同的意见，亮中不断在其中协调。在一次会议上，我们最后做了分工，由亮中和我一起修改这份宣言。这份宣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亮中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无人可以取代。那段时间，亮中常常打电话，写邮件，也许是全身心投入，他也常常为不同意见而烦恼。几经周折，宣言终于定稿，许多环保组织和知识界的朋友都签了名，虎跳峡问题终于在媒体中与公众见面。
二○○四年十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联合国水电与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亮中知道消息后就开始准备会议的论文；同时又动员金沙江畔的乡亲们到北京来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个运动中，亮中的最为独特的地方就是：他总是把当地百姓的声音、需要和参与放在首位，总是在问各种社会运动与民间之间的真正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确立。二十九号的下午，我从《读书》编辑部赶往会议所在的地方与亮中和阳敏见面，准备去看望从金沙江赶来的葛全孝大叔和参与此事的老乡们，但他们去天安门了。亮中、阳敏和我因此先在一个小饭店里匆匆吃点东西，交流一下情况，说到会议上葛大叔等众乡亲的据理力争，亮中满脸的兴奋和自豪——这是我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最为熟悉的亮中和他的状态。天黑以后，葛全孝大叔一行从城里回到五洲大酒店附近的一个小旅馆的地下室里，亮中和他们通了电话后，陪着我去那个地下室旅馆去看望乡亲们。我们在那里谈了很久，也让我了解了更多的有关当地的各方面的情况、态度和可能的发展。那天晚上分别时，我们相约再联系—— 一旦卷入这个过程，你似乎就不可能离开了。这是一个漫长的旅程，亮中却以如此短暂的速度走完了它，而将余下的路程留给了朋友们。
亮中过世后，曾有媒体要我评价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亮中，我不知道从何说起。亮中是一个严谨的人类学者，这是在我们的交往之中他给我的印象。作为外行，我不能对他的学术做过多的评价，在这方面，他的老师庄孔韶教授最有发言权。我对有关公共知识分子的讨论不大了解，亮中自己大概也不大关心。亮中是一个人类学者，他的研究对象就是生他、养他的金沙江和在那里世居生活的各族人民。他卷入反对虎跳峡大坝工程的运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在理论上对于发展主义是批判的，对于所谓全球化过程、特殊利益集团及某些政府部门的发展策略极为敏感，因为它们共同造成了文化多样性和生态多样性的瓦解；一个是他对自己的家乡有极为深厚的感情，对金沙江流域的人与物有极为亲切的理解。在整个运动的过程中，亮中不是盲目的，不是仅仅出于道义的热情；作为一个学者，他勤奋思考，认真地研究情况，仔细地阅读有关大坝、生态和发展方面的著作、论文。正因为如此，亮中在卷入这个运动之时，并没有仅仅局限于金沙江问题，他后来对发展主义和其他地区的社会危机也投以极高的关心。说他是金沙江的守望者是确切的，但他的关心和守望的范围也并不限于自己的家乡。亮中身上感人至深的是他的质朴和源自这种质朴的行动能力，是一种把对家乡的热爱推广至更广阔的世界的情怀；这种对于更广阔的世界的关心不但植根于他对金沙江的爱恋，而且也使他的这种爱恋获得了更强的力度和深度。
去年十一月间，在我离开北京到欧洲做访问研究两天前，亮中来电话，告诉我他的调动已经成功了。他非常高兴。亮中是热爱自己的学术研究的人。他热诚地关心我们社会的公共事务，但不赞成将书斋研究与参与社会实践对立起来。实际上理论与实践之间有着深刻的互动关系，我们碰到的问题并不是书读得太多，而参与实践太少，也不是参与实践太多，而书读得太少。我们碰到的问题是两个方面都太少。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学者的参与和有质量的公共讨论是极为必要的，但越是卷入实际的社会运动，就越需要认真研究问题，阅读各种理论的和经验的资料，否则就很容易变成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亮中去世前，有人在网上排列所谓知识界的“维权人物”，将我也列入其中。我在事前事后曾几次写信给主事者，说明我实在没有做什么，真正为金沙江做出了巨大努力和贡献的是亮中和他的朋友们，希望他不要将我列入其中，但主事者对我的意见未予理睬。主事者的动机也许是好的，但他的做法却让我感到很深的隔膜。我所以反对这种做法，不但因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让我感到不安和负疚，也因为我根本不赞成主事者那种将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对立起来的看法。我所知道的亮中是努力这么做的，在他的社会实践中贯穿着他在自己的学术实践中始终坚持的立场：从下面（乡村社群及其文化习俗）而不是上面的观点来理解当代世界的变迁，从文化多样性和社会平等的诉求（而不是市场化、全球化等所谓时代潮流）出发理解当代发展（主义）的危机，从民众的生存权利和文化权利的角度（而不有关发展的宏大叙事的角度）看待生态多样性和环境问题，从基层—国家—全球化的复杂关系（而不是从任何单一的、二元对立式的关系）出发理解中国社会尤其是西南乡村社会面临的困境，从这一复杂关系所造成的权力网络来看待各种社会力量（各级政府、NGO和社会运动、媒体、民众）之间的错综关系······这个视野不正是一切真正关心中国及其前途的人们迫切需要的视野吗？这个视野不正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循环往复中逐渐地形成的吗？在整个二十世纪，实践并不只是一个行动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理论问题。对于知识分子（尤其是学院知识分子）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实践构成了理论的基本问题？对于社会运动而言，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社会运动和实践必须与理论思考和探索相结合？
清明前一天我和几个朋友去车轴附近的吾竹，又去巨甸，回来的时候天色已晚，而公路却因为翻修被封闭了。我们不得不两渡金沙江辗转返回亮中的村子，抵达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初春的江水在夜色中流淌，在一望无际的夜气中，我好像看到了亮中的笑意——我终于来到了他一再邀请我来的车轴。去年六月和八月，我两度来到金沙江边，却没有往访他的家乡；我回到北京时，他不能掩饰内心的失望。亮中生前从不曾要求我什么，但为了金沙江的事情，他却有过期待。在他过世的那些日子里，好多天我无法安眠，也许就是为此罢。但现在，在金沙江边，我的心终于舒展开来了，像春天的金沙江，宁静地流淌。在亮中住过的屋子里，我一觉睡到了天明——我知道，他还在屋后的小山坡上守望着金沙江，一如既往。
2005年6月14日星期二改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