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学术史研究近年来已成为学术界于出版界的一个热点。有关当代学术史的相关问题也受到广泛关注，时值《当代学术史研究》一书出版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此书的主编余三定教授。
记者（以下简称“记”）：最近读到你主编的《当代学术史研究》，洋洋67万言，让人觉得颇为厚重。请问当代学术史研究为何成为近年来许多学者关注的学术热点？
余三定（以下简称“余”）：改革开放以来，较早开展学术史研究的是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他自己主编、1991年出版的《学人》第1辑就开辟了“学术史笔谈”专栏，其时陈平原并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现代学术史”课程。不过，在“学术史”前冠以“当代”作限定，则可能是我主编的《云梦学刊》做得较早，《云梦学刊》在1990年开设了“当代学者研究”栏目（当代学者研究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从2003年第1期起改版为“当代学术史研究”。你前面提到的《当代学术史研究》一书便是从该栏目2003年至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来的（大约选了三分之一）。
当代学术史研究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这是社会发展和学术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现象。我们知道，十年“文革”期间，学术受到政治的干扰和压抑，学者甚至丧失了自我，实际是中国学术的断裂期。改革开放的这30年的学术发展，从时序上来看是承接“文革”而来，因此，从总体上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发展由接续断裂、全面复苏到空前活跃、硕果累累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学术研究的成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其负面因素（如从90年代后期以来的学风浮躁、学术不端行为）和教训也是不可小看的。为推进学术不断前进、健康发展，学术应该总结自身，学者应该回瞻自我。于是当代学术史研究带有必然性地成为了学术热点。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学术史”概念做一个简要的辨析。“学术史”就是关于学术研究的学术研究，即研究过往学术发展的历程。学者是研究学术的，学者作学术研究时，学者是主体，学术研究的对象是客体；但是在学术史的视野之下，学者也成为了学术研究的对象，学者的研究活动、研究成果和研究经验成为了研究对象，甚至学者的生平也成为了研究对象，这个时候，学者由研究主体变成了研究客体。简言之，学术史就是学术对自身的发展历程进行反思、分析和研究，从而寻找出学术发展的规律性的东西来。“当代”则是一个时间概念，即限定在当代，具体说是指1949年至今。
记：当代学术史研究既已成为学者关注的热点，那么，近年来出版了哪些水准较高、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的著作呢？
余：当代学术史研究的著作出了不少，我个人很关注这方面的出版动态，很注意做这方面的资料辑集工作。据我掌握的资料，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的出版在两个时期形成了出版高峰：一个是1999年至2001年前后，那是为庆祝建国50周年（顺便说一句，我个人在1998年出版了《学术的自觉和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那可能是出版甚早的当代学术史著作）；另一个是2008年至今，主要是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我曾经撰写《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评述》之一、之二、之三分别发表于《云梦学刊》和《学术界》，都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科学总论》所转载。在上述文章中，我将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大致分为四个类型，即：一、“关于当代学术史的宏观研究”。这里介绍的较早的是2000年5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社会科学五十年》。二、“关于几个主要学科学术史的研究”。除介绍了文、史、哲等几个“显学”学科外，还特别介绍了鲁迅学史、红学史等几个特殊学科的学术史研究著作。三、“‘学案体’的当代学术史研究”。“学案体”就是对学者的个案研究。我将其分为“学案体著作”和“学者‘自述’”两个小类。四、“关于当代学术方法的研究”。包括“一般学术方法的研究”和“主要学科学术方法的研究”两个小类。上述4个部分实际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主要切入点，也是《云梦学刊》“当代学术史研究”栏目所涵括的主要内容。
我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10月出版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30年丛书”（总主编王伟光），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中国哲学30年》等14卷。据我所知，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赵剑英主持的《当代中国学术史》大型丛书已制订了编纂方案，正在酝酿和准备中。
“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
记：你在《当代学术史研究》“代序”中曾提出“‘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的命题，请作一下具体阐述。
余：“以问题为中心”的命题是陈平原教授于2005年提出来的（见《“当代学术”如何成“史”》，载《云梦学抗》2005年第4期）。陈平原说：“谈论当代学术史，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我很赞同陈平原的观点，当代学术史刚刚过去或者说正处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时，现在就写“通史”性的著作，容易流于空泛。不如先以问题为中心作研究，待积累到一定时候，再写“通史”性著作。《云梦学刊》从2004年开始，每年主办一次当代学术史的研讨会，每年选择一个问题探讨，如先后选择过“学术期刊发展战略”、“当代学术史学科建设”、“当代高等教育与当代学术发展”等论题进行专题研讨。我个人也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我先后围绕当代学术发展的重要问题写过专题论文，如关于新时期学术规范的讨论、关于新时期学术评价的问题、关于新时期学术腐败问题、关于新时期研究生培养问题、关于新时期学术环境对学术发展的影响问题等等，我都写过专题论文。其中1篇研究当代学者自述问题的专题论文发表在《中国教学报》，并被《新华文摘》转载。我个人上述“以问题为中心”的论文都引起了较好的社会反响，其中有5篇为《新华文摘》转载。
记：那么我想进一步问一下，“以问题为中心”对一般学者或学生有什么样的启示意义呢？
余：这个问题我想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首先，从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的角度看，“以问题为中心”可以启示我们，做学术研究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要善于提出问题（特别是重要而独到的问题）和善于回答问题。学生（包括本科生和研究生）撰写学位论文，其论题的选择其实便是学术问题的确定。其次，具体到当代学术史研究这一领域来说，要注意循序渐进，绝不要贪大求全。要先将当代学术史一个一个的重要问题研究深透，再在此基础上形成“通史”性的当代学术史研究著作。
余：对这个问题，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谈。其一，个案研究是中国学术史研究的传统研究范式。个案研究实际就是“学案体”。借用当代著名学者张岂之的话说：“所谓‘学案’实际就是学术史。”清朝初年黄宗羲等学者撰有《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当代学者张岂之、麻天祥主编了6卷本的《民国学案》（我是该“学案”的编委，并撰写了其中的部分条目）。学案的特点是以学术人物为纲，每个学案既有学术人物生平、学术思想、学术著作的介绍，又有学术旨要。其二，个案研究是“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重要学术人物就是一个重要学术问题，把一个重要学术人物研究深透了，就意味着对某一学术问题也研究深透了。比如对哲学史学者冯友兰“实现自我——失落自我——回归自我”的学术经历和人生历程研究透彻了，在一定程度上便意味着对冯友兰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学术经历和人生历程研究透彻了。其三，《云梦学刊》和我个人都是从个案研究开始进入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云梦学刊》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设“当代学者研究”就是进行个案研究，先后发表了对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数十位著名学者进行个案研究的论文。我个人1998年出版的《学术的自觉和学者的自立：当代学者研究》就收入了我对叶朗、陈鼓应、万俊人、刘纲纪、陈平原、王富仁、王先霈、易竹贤、李元洛、罗成琰等十多位著名学者进行个案研究的论文。那以后，我还发表了关于胡绳、郑欣淼、董京泉、许诺、邓晓芒等著名学者个案研究的论文。
记：你作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的主要体会是什么？
余：我作当代学者个案研究的最重要体会有三点：一是必须把学者放置在时代和社会的大环境下来考察。我研究叶朗的论文中有一个小标题是“理论、历史、时代三者贯通”，我研究胡绳的论文的标题是“为了时代和人民的需要而学术”。二是必须把学者的为人与为学，即他的人生境界与治学成就结合起来。我研究陈鼓应的论文标题是《要入乎期内才能出乎其外》，我在该文的结尾写道：人文主义、人道主义的立场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产生了情感交流、心灵感应，这是“入乎其内”；科学主义、纯粹学术的立场使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使研究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冷静、理智地研究对象，这是“出乎其外”。另我研究陈平原的论文有一个小标题是：“首先是为学术而学术，其次是保持人间情怀”——学者风范与学人本色。三是对一个学者作出评价时，不能就事论事，就人论人，而是要将其放置在当代学术发展史的宏观背景下来考察和观照。
重读“经典”的意义
记：我注意到你在书中特别讲到学术研究要重读“经典”，请问其重要性何在？
余：我强调重读“经典”，主要目的是强调占有资料对于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严格地说起来，学术发展史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过程结束后其主要成果就积淀成为学术“经典”（因为经典要经过历史的检验、时间的淘洗，而当代的时间不长，故我对经典一词特意加了引号），因此当代学者冯天瑜说：“对学术史的把握，往往是通过对历代学者的经典的重读得以实现的。”简言之，做当代学术史研究，第一步是必须充分地占有资料，进一步才是“论从史出”。
记：希望你进一步解释重读“经典”的具体含义。
余：具体来说，我们从两个层次来解析。一是“重读”中的“读”字，即要“读”经典，也就是要重视掌握资料；二是“重读”中的“重”字，这个“重”字有“重新”的意义，就是研究者要用新的时代眼光和现代观念去解读。整体地看就是，做学术史研究者，要深入地研“读”经典，并且要用新的时代眼光去“重读”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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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学术史研究》（余三定主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2月第1版），该书除对“学术”、“学术史”等一般性问题作学理上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对当代学术现象、学科发展、学术流变、学术争鸣作宏观扫描和整体研究。其二，对当代一流学者作个案研究，这类似于“学案体”（学案体其实也是学术史）。特别注意将个体学者的研究置于宏观的学术史背景下来进行。其三，开展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的学术批评（广义的学术史包括学术批评）。既有对学术发展、学术前进的热情褒扬和深入研究；也有对学术不端甚至腐败行为的揭露、剖析与批判。全书对当代上述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探讨，资料丰富，文字流畅，具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载《中国教育报》2009年4月16日，发表时最后一部分被略去。）
■《中国教育报》记者 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