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在《学术随感录》（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第1版，以下简称“陈著”）的《自序》中写道：“之所以选择‘随感’体式，跟我的学术经历有关。1988年七八月间，年轻气盛的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组纵论学界风尚的小文字，分别是：《告别“诗歌”走向“散文”》、《“文摘综合症”》、《“愤怒”与“穷”》、《关于“学术语法”》、《“不靠拼命靠长命”》、《学问不等于人生》。最后一则给了《人民日报》，前5篇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时，均冠以“学术随感录”的副题。近年，《关于“学术语法”》一文，被作为倡导学术规范的发轫之作，得到较多的关注；而在我，这组文章的最大意义，是寻求专业著述之外的‘另一幅笔墨’。”（P1）陈著使用的“笔墨”虽是“另一幅”，但围绕的话题还是学术，其最大的特点还是其学术性。全书包括“学界观察”、“出版遐想”、“书林漫话 ”3辑，每辑又由3个略有区隔的专题构成。笔者在此也参照“随感”的体式，不对陈著作全面评论，只选择阅读时印象深的几点试作评析。
“关于学术史研究”是陈著中一篇文章的标题（其副标题为“答《文汇读书周报》记者问”，原刊《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10日），也是陈著第1辑“学界观察”的第一个专题。陈平原是新时期最早提出学术史研究并对现当代学术史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学者，陈著对学术史研究自身作出了深入探索，提出了许多精到的看法。
关于学术史研究自身的内涵和意义，陈著作出了明确的界定和阐释。陈著写道：“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辩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P17）陈著还进而论述了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的紧密联系，陈著指出：“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介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象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P18）
关于学术史研究的具体途径（具体构成），陈著论及到了下述一些主要方面。陈著说：“我想强调两点，一是做学术史研究，从具体的学者入手——类似以前的学案，这样的撰述，表面上不够高层建瓴，但不无可取之处。王瑶先生和我先后主持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正、续编，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两本书对于大学生、研究生之‘亲近学问’甚至‘走进学术’，起很好的作用。以‘学人’而不是‘学问’来展开论述，好处是让我们很容易体悟到，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另外，谈论学术史研究，现阶段最需要且最容易取得成绩的，是学科史的梳理。这一研究，配合各专门领域或课题，很容易展开，也较容易深入。”（p39）陈著同时写道：“谈论学术史研究，我倾向于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编写各种通史。自从有了“课题组”，有了“科研经费”，有了‘造大船’等提法，‘通史’这一著述体例特别吃香。从综合性的中国通史，到分科性质的教育通史、文学通史、学术通史等，全都是大部头的著作。表面上看，学界一片繁荣，拿出来的书，全都沉甸甸的，很有分量；可实际效果呢，不客气地说，‘著述’变成了‘编纂’。不能说学者不努力，或者毫无见地，只是那点独特的发现，在汇入‘通史’这部大书时，被彻底‘稀释’，以致被‘淹没’了。”（P38）陈平原自己的《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以章太炎、胡适之为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就是学术史研究领域“以问题为中心”的典范性著作。陈著还指出：学术史，“广义的，包括当代学术批评”（P41）。综合以上引述可以见出，陈著论及的学术史研究的具体途径和体例，主要包括通史、学科史、“以问题为中心”的专题研究、学者研究（“学案”体）等，广义的则还包括“当代学术批评”。陈平原对“通史”性的学术史研究体例并不很褒扬。
除了讨论一般的学术史研究外，陈著中还有专文研究“当代学术史”这一命题，这就是《“当代学术”能否成“史”》（原刊《云梦学刊》2005年第4期及《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5年第5期、《新华文摘》2005年第19期），陈文首先提出“当代学术”能否成“史”的问题。陈文说：“这个问题，来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研究界，那时有一场争论：‘当代文学’到底应不应该写‘史’。……那次讨论的结果，大部分人还是认同了‘当代文学’可以而且应该成‘史’；但讨论中反对派的意见，同样得到了充分重视。以北大中文系为例，‘文学批评’与‘文学史’，二者的区分，还是很清晰的。”“这样的区分，同样适应于‘学术批评’和‘学术史’——二者既有联系，更有区别。这里所说的区别，在体例，在眼光，更在使用的尺度以及评价的立场。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当代人写当代史，好处是感受真切，缺点则是分寸不好把握。”陈文还说：“我之所以赞同从事当代学术史研究，很大原因在于它跟我们血肉相连，可以直接介入当下的社会文化变革，影响当下的学术思潮。”在肯定“当代学术”能够成“史”的基础上，陈文接下去论述了“以问题为中心”、从学者入手和学科史梳理、学术史研究的课程建设等论题，并且特别谈到了当代“学术史的周边”问题。陈文写道：“在我看来，学术史研究要‘有精神’，而且‘能落实’；而想做到这一点，必须上挂政治史，下连教育史。在当代中国生活过的人都明白，‘学术’并不‘纯粹’，与现实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假如你一定要把自己封闭起来，追求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起码在人文学或社会科学这里，是行不通的。”“至于为何需要‘下连教育史’，理由很简单，对于知识生产来说，体制化的力量是很大的。从晚清开始建立的这一套学术体制，包括教学、撰述、评价、奖励等，影响非常深远。我们在学校教书，深知若离开课程设计、学科建设、教师选拔，还有学生的对话等，很难说清楚具体的学术潮流或著作体例。”陈文既论析了当代学术史与一般学术史的共同规律，更深入研究了当代学术史的特有规律和内在本质。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何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学术史研究会成为学界的热门话题，陈著对此也作出了回答。陈著说：“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20世纪中国学术’。”（P17）陈平原在《关于学术史研究》（原刊《文汇读书周报》1998年10月10日）中回答了自己作学术史研究的动机与追求，他说：“对我来说，‘学术史’既是一项研究课题，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在触摸近百年学术传统的同时，不断调整研究思路，加深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理解，甚至寻求安身立命的根基。因而，此举既牵涉才智，更关联心态与性情。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工作，需要热情，更需要恒心，能走多远就走多远，不假定研究的世界，也不预言前面是坟场还是鲜花。这种相对个人化的、与学界主潮若即若离的状态，是我的自觉选择，目的是保持独立思考的时间与空间。”可以说，陈平原选择学术史研究，既是在选择科研方向和选题，也是在寄托和表达他的“人间情怀”。
二、“反思‘文学史’”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陈平原是将学科史作为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待的，自然地，陈平原作为主要研究文学的学者必然会特别关注文学的学科史。这便是陈著第1辑“学界观察”第二个专题的内容。“反思‘文学史’”是该专题里的一篇文章标题（该文是著者为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开设的“中国文学研究百年”专题课上的开场白，原刊《中华读书报》2000年3月22日），其具体含意就是对“文学史”这一学科进行反思和研究，借用来作为本小节的标题是很恰当的。
《反思“文学史”》一文开头对“反思‘文学史’”这一命题作了如下界定：“所谓反思‘文学史’，不是指具体作家作品的抑扬褒贬，而是思考整个学科的来龙去脉。将‘文学史’置于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脉络上来考察，理解其得失与成败，对于今日中国学界来说，不无裨益；而对于刚刚入门的研究生来说，更是必不可少。”该文接下来就其“好处”（意义）作了如下几方面的论述：第一，学会用怀疑的眼光来审视以往的种种“定论”，这对于现代学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功；第二，研究文学史，应当对研究对象和前辈学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第三，套用冯友兰先生的说法，研究学问要追求“接着讲”，而不自限于“照着讲”（冯友兰在《新理学》所说的“接着讲”，是指由研究哲学史转为哲学创作）；第四，反思“文学史”，或者说谈论学术史上的“文学史”，其目的是通过触摸历史来面向未来；第五，借助学术史研究，培养一种境界与情怀。
《“文学史”作为一门学科的建立》（原刊《中华读书报》1996年7月10日）也是这一专题中的重要文章。陈文开头写道：“对于今日中国的大学生来说，‘文学史’既是一门必修课，也是一种不证自明的知识体系；而对于大学教授来说，撰写一部完整的可以作为教材的‘文学史’，更是毕生的追求。”陈文认为，思考这一学科的建立，以及这一知识体系的诞生，有必要重新探讨晚清西方教育体制的引进对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冲击、“学部章程”等教育法规对于学术转向的诱导，以及文学史教科书编纂方式的流弊、西方（含日本）汉学家正面及负面影响。因此，陈文肯定：“‘文学史’作为一种‘想象’，其确立以及变形，始终与大学教育（包括50年代以前的中学教育）密不可分，不只将其作为文学观念和知识体系来描述，更作为一种教育体制来把握，方能理解这一百年中国人的‘文学史’建设。”“‘文学史’之迅速崛起，主要得益于教育改制。”上述可以说是从发生学的角度探讨“文学史”学科的建立。
在研究“文学史”这一学科时，陈平原谈到了个案研究（学案体）。陈著这样评价个案研究：“不讲理论体系，而从个案研究入手，缺点是抽象程度不高，好处则是‘有血有肉’。通过对前辈学者的体贴与追摹，通过对具体著作的学习与理解，比较容易‘进入角色’。”（P54）如何作好个案研究，陈著比较强调下述两点：一是，“学”与“人”不可分割。陈著认为，个案研究中，“学”与“人”往往不可分割，易于体会前辈学者的思路与情怀。理论框架与具体结论都可能过时，但第一流学者的研究和著述中所体现出来的情怀与境界历久弥新。所谓研究的“入流”，不只体现为以新方法新材料研究新问题，更落实为学者的精神境界。陈平原特别指出：“我之所以再三强调学术研究不仅是一个课题，而且更是一种极好的情感、心志以及学养的自我训练，原因就在这里。”（P54）陈著在另一处地方还写道：“讲‘学科’而注重‘学人’，目的是强调学问中有人生、有情怀、有趣味、有境界，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技术操作。”（P89）二是，立足个案分析，着眼的却是学术思潮变迁。王瑶和陈平原分别主编的《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第1版）和《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第1版）都是个案研究的成功之作，陈平原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后记》中概括该书的特点是：“虽立足于个案分析，着眼的却是学术思潮的变迁。因此研究者既需要对对象充分了解与尊重，更需要有鲜明的问题意识。”比起大部头综合性著述来，“这种透过具体学者治学道路的描述及成败得失的分析，‘勾勒出近百年学术史的某一侧面’，气魄虽不够宏大，其细腻与深沉，却也别具风韵。”
三“读书与知书”
“读书与知书”是陈著第3辑“书林漫话”中一篇文章的标题，该文副标题为“读《书林清话》”（原刊《东方纪事》1989年第1期）。陈文开头写道：“读书当然不能不知书，故梁启超作《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列入‘论刻书源流及掌故’的《书林清话》。有感于叶昌炽《藏书记事诗》‘限于本例，不及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叶德辉起而‘补其缺略’，撰成这第一部初见规模的中国书史（《书林清话•叙》）。”由上述引文可以见出，陈平原这里所说的“知书”主要是“知”书的流源，
而且主要着眼于版本目录学的角度。笔者在此借用陈著的文章标题，是要对“知书”作广义的理解，包括“知”读书的方法、“知”评书的方法、“知”藏书的方法等等。
关于读书的方法，陈著中有一篇专文，题目是《读书无诀窍》，似乎是对读书方法（“诀窍”）进行了彻底的颠覆和解构。在我看来，陈平原所说的“无诀窍”正是一种“大诀窍”、大智慧。陈文中叙述作者大学期间有过一次读书经验介绍：“那次演讲中，最受欢迎的是质疑传统的金字塔读书法，建议像农民挖树兜那样，确定目标后，根据诸多树根的走向阅读、思考、开掘；而在某一领域里只要连续挖上几个树兜，相关知识就能联上网。”上世纪77级大学生有独特的生活经历作底，且时间紧迫，采用上述方法应该说是切实可行的，且效果显著。陈文结尾写道：“读书是自己的事，别人帮不了多少忙。……这并非故作高论，而是认定读书一事讲求的是自得；世上有值得倾听的读书甘苦，但无可供传授的读书诀窍。我能讲清楚自家的经历与困惑，至于对听者有无帮助，说不准，那得看各人修行。你我都有关于读书的切身体会，但别人的体会只适应于别人，再好我也无法拷贝。听‘成功人士’讲读书，惟一的作用在于引起读书的兴致、勾起见贤思齐的愿望，以及促成认真的自我反省。如此而已，岂有他哉！”我想，“读书是自己的事”，“读书一事讲求的是自得”，这便 是真正读书人读书的“大诀窍”、大智慧。
陈著还论到“作为有趣的闲书翻阅”的读书方法。当代史学家陈垣曾对《书林清话》以笔记体著述表示惋惜：“书是很好，只是体例太差。”陈平原认为：“以史学著作评价，这话当代没错；可作为有趣的闲书翻阅，笔记体著述形式则另有一种魅力。没必要正襟危坐从头到尾顺着读，尽可挑自己感兴趣的条目跳着读。随时可以放下，当然也随时可以重新拣起。”（P278）翻阅“有趣的闲书”应该成为一种读书的方法甚至是一种读书境界。陈著在另一处还提出：“凭趣味读书往往有真感觉、真收获”。（P300）
陈平原是重视评书的，他在谈论关于“读者”的话题时，提出区别不同类型的读者。他说：“在我心目中，有两种读者，一种是一般读者，其购买与阅读，乃纯粹的文学消费；另一种则是理想读者，不只阅读，还批评、传播、再创造。如果举例，前者为上海的店员，后者则是北京的大学生。”（P123）“理想读者”要能对书进行“批评”（陈平原这里所说的“批评”虽然是对文学批评说的，但也包括一般的书评），从中可见出陈平原对评书的看重。
关于书评的策略（方法）和类型，陈著中有过几处论述。在《如何面对先贤——“中国现代学术精典丛书”简介》（原刊《好书》1997年11月、12月号）中，提出撰写书评“有三种论述策略可供选择：上策‘全面评价’，中策‘简要介绍’，下策‘借题发挥’。”在《“学术之窗”小引》（原刊《博览群书》1999年第9期）中提出：“目前中国的学术界与出版业，最缺乏、或者说最急需的，很可能不是评奖，而是众多适时且到位的书评。我说的‘到位’，指的是有明确的拟想读者和论述策略，而且具备可操作性。”陈文接下去提出了“同样必不可少”的“三种大相径庭的书评”：“第一种，是专家写给专家读的。这种同行评议，专业化程度很高，外行连‘看热闹’的资格都没有，更不要说‘一窥门道’。第二种，是记者写给公众读的。代表公众趣味来选择图书，追求的是及时传递出版信息。并不忌讳‘卑之无甚高论’。第三种，是文化人写给文化人读的——如此立说，颇有同义反复之嫌。其实，奥秘正在如此。‘文化人’是个极不确定的称谓，不受阶层、职业、学历等的限制，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准和阅读能力，谁都可以‘自由出入’。正因为‘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作者和读者均有极大的自主性和流动性，文章自然也就五花八门，争奇斗艳了。”陈文进一步肯定：“这第三类的书评特别要紧，尤其对于专业著述的介绍与传播来说，更是举足轻重。记者关注热点，专家心无旁骛，只有‘文化人’可以上蹿下跳，穿越学科边界，游走于专家与大众之间，将一部分专业著述介绍给专门家以外的读者。”
对于书评的一些不良习气，陈著提出了中肯的批评。陈著指出：“现在的报刊编辑，似乎倾向于将‘书评’当‘文章’来要求与欣赏。这就出现一种大趋势，那就是文章越写越好看，评价也越来越离谱。这当然和编辑的业务素质有关，既没有时间读原书，也没能力断高低，惟一说得清楚的，大概就是文章好看不好看了。”基于上述分析，陈著正面立论：“批评，尤其是图书批评，第一位的要求应该是准确，而后才是文字生动活泼。”（P158）陈著还直率地指出：“‘瞎捧’与‘酷评’，表面上形同水火，但二者有一点相同，那就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正是“瞎捧”和“酷评”对“批评的信誉”造成了很大的伤害，所以陈著提出“必须直面批评的危机”。（P157）
关于藏书话题，陈著所论不多，但极为精当，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咀嚼、体会。一是关于藏书存留问题的见解。《书林清话》“藏书家印记之语”条，讥笑那些预先诅骂可能买掉祖宗藏书的不肖子孙“不孝”、“不如禽犊”的前代藏书家“不达”。“藏书与藏书法名画不同，子孙能读贻之，不能读则及身而散之，亦人生大快意事，此吾生平所持论也。”陈著接着生发议论道：“好书存留天地间，流入他人书房，总比被不读书的子孙白白糟蹋好。”陈著并且赞叹：“如此襟怀，如此见识，古往今来藏书家中尚不多见。”（P279）二是提出“藏书楼与学术史”的命题。陈著评谭卓垣《清代藏书楼发展史》一文用了“藏书楼与学术史”作标题（原刊《东方纪事》1989年第2期），该文指出：清代“大部分著名藏书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藏书目录、读书记、书史著作的撰述，以及翻刻书籍因而促成文献的保存与学术的普及上。也就是说，清代藏书家的主要贡献是间接促成了学术的繁荣，而不是直接介入学术研究。”该文还指出：“随着学术资料的急剧增多，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正在开拓（如考古、地理和天文），已有的研究课题也日益深化，这是清代学术之所以走向综合并取得很大成绩的一个重要原因。”（P281）
（原载《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