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以下简称“王著”）是一部全面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著作。说王著全面、系统，是因为其涉及到了中国古代的主要历史时期、研究到了中国古代所有重要的艺术心理思想；说王著深入，是因为其是将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放置于中国文化（乃至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中国文化心理这样广阔的宏观背景上来展开研究的，在研究方法上是以现代心理学理论作参照和导引的，是与古代及现代的艺术活动实际有机结合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王著对于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和把握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中国艺术及艺术理论发展史都是很有参考和启发意义的。因此，我们既可以说王著是一部研究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别开生面的著作，也可以说其是一部研究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高水平著作。
一
王著除“绪论”外，计分5编（共15章），其所论及的历史时间，大致分为春秋战国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时期、宋元明清时期等5大历史时段。王著5编的标题依次为“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源头”、“从外部向内部的转变”、“玄风影响下人性的自觉与诗性的自觉”、“佛学对艺术心理思想的影响”、“理学与反理学思潮下的艺术心理思想”。
从上述5编的标题可以见出，王著没有采用一般人通常采用的单纯以时间概念作为一编的标题（那是一种外在的、也是简单的分编方式）；而是或将这一时段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艺术心理学理论标示出来，或将这一时段在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概括出来，作为一编的标题。王著注重的不是对外在的时间流程的叙述，注重的是对中国艺术心理思想重要问题的深入研究和把握。
中国古代的艺术心理学思想，亦如中国古代各种文化学术思想一样，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它的“基因”，奠定了最初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王著用“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源头”作为这一编的标题。虽然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儒、道、墨、法及名家、阴阳家诸家都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正如王著所指出的，“更加直接、更加深入地论及艺术心理，并且对后世产生持续影响的，是儒道两家，它们分别开创了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两大潮流。”因此，第一编包括如下3章：“由和而乐——儒家艺术心理思想的基调”；“由忘到适——道家艺术心理思想的基调”；“从哲学的体验论到艺术的体验论”（儒家和道家都有体验论）。
汉代在经济文化发展的背景下，文学艺术有较大的发展。汉代有一大批以著述为毕生事业的人，有长期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人。那么，激励与支持作者写作的心理力量何在？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动机、创作的心理动力自然成为一个研究的课题。于是，王著便有了第二编的第一章（全书第四章）“作者的社会态度与艺术创作心理动力——‘发愤’说的心理学内涵”。同时，在汉代，经学家把《诗三百》作为经典，逐篇逐句地研究，在对《诗经》的研究中，在具体细致地研究“起兴”这种诗歌创作手法的时候，提出了诗思、诗情的发生，审美冲动和艺术构思的触发问题。这样，王著便有了第二编的第二章（全书第五章）“作家的自然观与艺术创作的心理动力——兴论的心理学内涵”。王著指出：“两汉时期，已经开始把文学艺术作为独立的精神现象对待，虽然开始还是常常从社会政治的眼光出发，但也触及到艺术的内部规律和艺术心理的内部规律。这一时期，艺术心理学思想经历了从外部即非审美的角度向内部即探索艺术自身规律的角度的转变，当然还只是初步的转变。”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期若干并立的政权相互争斗，传统思想的禁锢被大大削弱，文人、学人的独立意识增强。在这种社会和文化的整体发展和进步之中，哲学的思辨性大大加强，文学艺术在精神文化中的独立日益明显地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以及书法、绘画、雕塑等等，都有了巨大的变化和进步，给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创新提供了土壤。王著指出：“正是由于有了上述客观环境的变化，数百年间，艺术心理学思想获得系统的、深入的研究，体现中华民族的特色的艺术心理学思想体系，开始呈现出基本轮廓。魏晋六朝时期的艺术心理学思想，更切近艺术的创作和欣赏的实践 ，与现代心理学、与现代文艺学也较便于沟通。这时期艺术心理学思想突出的特色是，人性的觉醒和诗性的觉醒。”第三编包括“才气论”、“言意之辨和声无哀乐论”、“神思论”3章。
隋唐时代，佛教在中国获得极大的发展，佛教作为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对中国许多文人、对一些优秀的诗人和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隋唐佛教的一大特征是宗派的形成，其中与文学思想关系最深的是禅宗。王著指出：“总而言之，佛学，隋唐宋三代的佛学，与文学创作心理，与艺术心理学思想，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第四编包括“自性与佛性”、“顿悟与渐悟”、“境与味”3章。
在宋元明清几代，理学长期被统治者大力推行，成为统治的思想。理学对文艺创作、美学思想和艺术心理学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影响。王著写道:“理学对人的思维、人的心理所作的系统研究，给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提出了若干新的课题，提供了新的资源，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王著还指出：“从北宋到晚明，理学由极盛而逐渐衰落；同时，这也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生转折变化的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体式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诗歌和散文实际上已经不再占据文坛主流，戏曲和小说蓬勃兴起并取得辉煌的成就。戏曲和小说创作心理，与诗歌和散文创作心理有很大差异，这些文学体式要求更加细腻、丰满、深入地描写人物心理。”第五编分为“以物观物、涵养性情与理学家的诗学”、“理学的情欲心理思想与艺术心理的关系”、“小说戏曲创作和接受心理中的理欲关系”、“狂禅作风与文学创作和批评态度”4章。
由上述对王著5编内容的简要评述可以见出，王著对中国艺术心里思想的所有重要问题都作出了深入的论析，并且其论析是将对象放置于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国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和宏观时间流程之上来进行的。也就是说，王著是以问题为中心、为主干，同时又有时间线索、时间流程作为构架，因此从总体上看，王著对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把握很好地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正是由于这一点，使王著既不同于一般以“史”为名的著作，又区别于一般以“论”为名的著作，而是兼具了两者之长，是“论”与“史”的有机结合。
二
王著不仅在论题上是具开拓性的，在整体构架上是别具创意且逻辑谨严的；同时在对各个具体论题的论析上，都显现出其独特的视角和独到的见解，都具有学术上的创新性。下面我们来具体看看王著关于几个重要问题的论析。
王著《绪论》中写道：
艺术心理在中国人的民族心理中，起到突出的作用。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是人的建设。为了人的精神的、心理的建设，不能不研究民族的心理的传统。本书题名“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主旨是讨论对中华民族的审美心理、艺术心理传统的的认识与诠解。
这就是说，王著对中国艺术心理的诠解，是与对中国文化、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的诠解紧密结合、有机交融在一起的。这是我们在阅读王著时要特别注意的。
王著《绪论》的第三节题为“中国文化和中国艺术心理”，该节指出：“中华民族的艺术心理是中华民族全部共同心理的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中长期孕育滋长的。”王著提出，考察中国艺术心理的民族特点，如下几点应予特别注意。第一，中国文化思想体系，自古以伦理为中心。在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受到伦理心理的强烈影响、制约。这在儒家的艺术心理思想中表现最为明显。第二，中国的主流知识分子历代相承的对社会对人生的超脱心理，从另一方面给民族艺术心理打下了深深的印痕。他们追求的理想心理状态是无待、是逍遥，是忘伦理、忘政治，超伦理、超政治。他们从另一个方面，创建了中国古代艺术心理学思想的又一种体系。第三，中国长期处于宗法社会，社会的组织形成与运作方式对不同艺术类型的生灭兴衰，对文体心理、对形式美感，影响至大。第四，中国文学在很长时间里以抒情文学为主干、为正宗，普遍尊崇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因此中国艺术心理思想史中，讲情感、讲艺术情感的内容特别丰富。第五，中国哲学方法论重内向认识、重瞬间体悟，而较轻外向认识、较轻精细持久的观察。这也必然影响到中国艺术心理思想。上述五点可以说抓住了中国艺术心理思想的本质特征，具有普遍的概括意义。
王著对兴、观、群、怨的心理学诠释是独到的，也是最切近真理的。孔子说：“诗可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般都认为这是孔子对文学艺术的社会作用的精辟概括，这是学术界的共识，王著则在学术界共识的基础上深入一层具体指出：兴、观、群、怨四点，“都是诗歌（与音乐、舞蹈、礼仪结合的诗歌）对主体创作或欣赏者的心理作用。如果说，中和的目标是达到个体的心理平衡，那么兴、观、群、怨的目标便是达到社会的心理平衡，达到组成社会各个成员、各个群体之间的心理平衡。”强调“心理作用”，这就是王著对兴、观、群、怨的独到而深刻的解读。王著这样对“观”进行心理学诠释，王著说：“观，观察，审视，包括主体自己观看和指点别人观看两重意义。”王著指出，孔子所说的观，不是一般的看，不是看一般的事物。看寻常的对象叫视，看特别的对象叫观。王著写道：“孔子说‘诗可以观’，他指的是诗歌和一切艺术作品，能够展示人的心理、人的感情，作者的心理、作者的感情，群体的心理、群体的感情，社会的心理、社会的感情。这些，都是寻常难以直接‘看’到的。”王著对兴、群、怨所作的心理学诠释也很新颖、独到。王著最后小结说：“总之，兴、观、群、怨为的是消除、化解个体的和社会的消极情绪，引发和保持个体的和社会的积极情绪，并且是通过诗歌和音乐来达此目的，是从心理学角度对文学艺术社会功用的概括。”“心理学角度”，是王著的独特之处，也是其深刻之处。
《庄子》一书中，关于“忘”的论述很多，一般认为，这主要是表达一种避世的人生观、世界观，所以许多论者都是从哲学的、伦理学的角度来论述《庄子》的“忘”。王著第二章则别辟思路，从心理学的角度展开对“忘”的论析，王著认为：“忘”“也包含有心理学思想的内容。甚至可以说，庄子的艺术心理思想，是围绕着‘忘’而展开的，它告诉人们忘的必要、忘的难以实现以及如何向忘的境界靠拢的路径。”王著具体分析指出，“忘”包括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齐以静心”，“齐”就是斋戒，斋戒的第一步，是要把不整齐、不专注的心思整齐、专注起来，这里涉及到的是心理学中的注意(attention)，即心理活动的指向和集中问题。忘掉应该忘掉的，记忆应该记忆的，这就是“注意”。“忘”的第二个层次是“欲言而忘言”，忘记是为了给记忆排除干扰，忘记的价值在于它是记忆的前提。在许多情况下，无意识或遗忘都意味着顺利，有意识或记忆都意味着困难，意味着障碍。“忘”的第三个层次是“吾丧我”。“吾丧我”，确认了两个自我。“我”是第一个自我，是世俗的、为功利欲念所支配的主体；“吾”是第二个自我，是超脱世俗功利心的、自由精神的主体。《庄子》讲的“丧”，不是片刻的凝心静思，而是整个改变人生态度，这就更深地切入到审美心理学。上述各个层次的忘，最后都是要达成主体的适；适，是心理的完全放松，没有任何负担，无忧无虑，无拘无束。适，能够给予主体心理上最大的自由，从而给主体思维的创造性提供最充分的拓展空间。王著进一步分析指出：适，是主体舒畅、自得，它有利于创造性的发挥，但如果主体有意识地追求适，对于客观的心理环境要求太多，就必定难以进入适的心态。所以，最好是连“适”与“不适”也忘记，随遇而可适，创作高潮出现的几率将大大增加。
类似上述对学术界已基本形成共识的命题，从心理学的角度对其作出新的、更深刻的诠释的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来。
三
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王著从研究对象出发、从表述的方便出发，自如地运用了多种方法，既有传统的、也有现代的，既有本土的、也有西方的。笔者以为，下述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
中西相较，古今对比，互为参照，相互烛照，是王著在研究方法上的突出特点。王著在《绪论》中写道：“中国古代心理学思想，特别是有关艺术心理的思想，与西方迥然有别；而我们的叙述和议论却不能不以现代心理学的基础理论为参照和导引，这里显然存在思考和表述的双重困难。因为，现代心理学主要是由西方人建立的。从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差异入手，
也许能够触及我们的传统的精髓和它的弱点。”可以见出，王著是自觉地运用中西、古今对比的方法来研究问题的。
王著第一章在论析孔子的“诗可以观”时，一方面肯定其与现代西方理论的相通之处：儒家高度重视心理因素对于政治过程的影响和作用，甚至认为社会的心理可以决定某个政治制度的兴衰存亡。在现代，各种体制下的社会管理者，也都高度重视并且运用各自的方法把握社会心理动向。例如，G.盖洛普1935年创办美国舆论研究所，声称其宗旨是“公正地衡量和报告关于当前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舆论”。盖洛普的报告也“可以观”，可以显示社会心理的若干侧面。王著同时具体分析了两者的不同之处：孔子所处的时代条件和中华民族习惯的认知方式决定了，儒家的理论主张和当时及其后统治者的实践，是另一种做法。他们不求之于数学般的精确的统计，而求之于敏锐深刻的感受；不求之于问卷，而求之于文学艺术作品。中国古代有关采诗制度的传说，古籍中这方面的记载不少。中国古人不但采集民意的方式与现代西方人不同，而且采集的内容也与现代西方人不一样。盖洛普用的是统计分析，儒家要求的是情绪感应；盖洛普所要调查和报告的是公众对某一具体问题或事件的意见，古人“采诗”所要了解的是民众对国家、对统治当局的基本情感态度。盖洛普在更大程度上偏向于社会学方面，儒家则更偏向于心理学方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其他，如在第二章中指出，《庄子》所说的“忘”与詹姆斯心理学中的独特概念“缺口”（absence）有部分的重叠；在第三章中认定，西方的哲学和心理学论著较少谈到体验，较少对于体验的探讨，而在中国“体”作为古代哲学方法论的范畴，经述长期演化，进而成为心理学和艺术心理学的范畴；在第六章将曹丕、刘勰等人提出的“气”与古希腊人提出的“气质”进行比较；等等，都很有利于中西观点的互释与烛照。
立足现实，着力于研究传统，着眼于有益现代，是王著的又一突出特点。对此，王著有着清醒的自觉意识，王著《绪论》写道：“选择此一课题，多少是根源于对艺术心理、审美心理在‘数字化生存’的今天及今后的地位、命运与作用的期望与信心。”可以说，有益于当代、有益于今天，是王著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王著的根本意义所在。王著在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论述时，也很注意联系现实，注意引伸来解释当今艺术活动中的现实问题。第一章在论述孔子“诗可以观”时，借助其观点很好地解释了当今的流行音乐现象，王著指出，近些年，随着传播艺术的发展变化，大众艺术、大众文学地位日益突出，流行作品作为社会心理标志或样品的作用也日益受到重视，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艺学家从一件流行作品分析社会心理变化的趋向，是很正常的事。有人把现代流行音乐比作古代的民歌，民歌就是古代的流行音乐。王著认为，这种类比虽然有点简单化，但两者也有相同的性质：现代流行音乐与古代民歌都传达着若干社会文化和政治信息；古代民歌或现代音乐所以能够在某一时期广泛流行，是社会大众选择的结果，这样，它就传达了大众的价值取向与意志 、兴趣。这种对现实的解释应该说是很有说服力的。王著《后记》写道：“中国古代人对于艺术心理的论述，对现代人在社会的躁动中如何求取相对的宁静、恬适，是不无助益的，也可为心理学新的突破提供参考的思路。”就是说，王著在今天既有积极的社会、人生意义，又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载《湖南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并以《史论兼备的术心理学著作》为题摘要发表于《光明日报》2007年3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