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的《星期六晶报》刊登了深圳学者阮炜与晶报记者关于“文明”的对话，阮炜提出的“中国文明能够成为人类历史第一个以非掠夺、非霸权形式实行现代化的文明”，“西方文明缺乏圆通的政治智慧，总是认为真理掌握在自己手里”，“中国要继续向外国学习，甚至向东南亚国家学习”等精彩的观点引起读者极大兴趣，但也有部分读者认为对话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于是，晶报记者昨天与阮炜教授进行了第二次“文明对话”。
“文明冲突”观点有争议
晶报：美国教授亨廷顿提出：未来世界的冲突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9·11”和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就可以说是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冲突”的观点，你同意他的观点吗？
阮炜：将这一类的事件归结为“文明”的冲突是过于简单化的表述，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文明冲突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例如一战和二战都是同一个文明内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行动也不能简单归为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因为伊斯兰文明的其他国家很多跟美国关系很好，例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埃及、巴基斯坦等。甚至伊拉克内部也有亲美派别，否则伊拉克临时政府无法建立。而西方文明内部像法国、德国都反对美国出兵。
亨廷顿“文明冲突”这个观点很有争议，他有为美国寻找假想敌的意图，冷战后美国没有了对手，担心美国人从此会丧失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于是惶惶不可终日，写了极富争议的《文明的冲突？》一文，推出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作为假想敌。
晶报：你提到过伊拉克曾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它属于伊斯兰文明内较“进步”的国家。
阮炜：有趣的是，跟美国发生冲突的伊斯兰国家都是伊斯兰世界里比较西化的国家，像伊拉克和伊朗。它们政治经济发展比较快，伸张自我的意识比较强，反而容易跟美国发生冲突。美国是不允许心目中的中东秩序被任何一个国家破坏的。尤其在布什上台以后，美国右翼势力上升，美国变得极具侵略性。所以，美伊冲突的主要责任还是在美国。
东亚文明更新能力很强
晶报：你在保持对中国文明有信心的同时，反复在强调向其他文明学习的重要性。我们应该怎样向外国学习？
阮炜：“五四”以来争论的焦点是：怎么学，学什么，在什么时候学什么。以中国文明为主的东亚文明很宝贵的一点是它是个善于学习的文明，内在的更新力很强。
中国在保持自己文化主体性的同时，需要清晰地看到自己的缺点，广泛向外国学习。例如东南亚国家公民在诚信意识、权力意识、责任意识这做得很不错。甚至他们的政治文明水平明显地高于我们，为什么不能向他们学习？
晶报：国外新闻媒体经常曝光违反公共道德的人，甚至是名人。
阮炜：是的，中国在这方面就做得很差，至少就目前来说，很难做得更好。所以，中国公民应该树立向外国人学习的风气。你如果到欧洲和日本去旅游，不会看到欧洲人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不会大声打手机；如果明明是你踩了另一个人的脚，却常常是对方说“对不起”。在应该或需要排队的时候，人人都能自觉地排队。在发达国家，人人爱护花木，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公共场合大声喧哗。这些基本公共道德都是我们的社会所缺乏的。
晶报：你在欧洲和美国都居住过，欧洲和美国比较哪个可以让中国得到更多借鉴？
阮炜：欧洲的文明程度更高。一般欧洲人的公民素质、文化素养明显地比美国人好，在美国你会经常碰到这样的人：说话很粗鲁，对艺术不感兴趣，但如果讲的是住什么房子、开什么车子、玩什么股票，却是滔滔不绝；绝大部分美国人，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美国人，对美国以外的世界不感兴趣，因而缺乏最基本的常识，但谈起自己国家的体育明星（美国人决不会像中国人那样对欧洲和拉美的足球明星感兴趣，因为美国人对足球根本就不感兴趣，而只对篮球、橄榄球、棒球等感兴趣）、歌星或其他什么星，却是如数家珍。这类人在中国当然决不是没有，但总的说来，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和了解比美国人要强得多。
另外，欧洲人比美国人更宽容，例如对待同性恋，对待堕胎；欧洲人二战后对自己的过去反思力度很大，像德国、法国这两个曾经打得你死我活的国家，现在都能和平共处。
晶报：你正在写作的新书《地缘文明》提出，地缘和自然条件对一个文明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可以看出你对中国文明的乐观。但是如果中国真的强盛了，是否不可避免跟西方发生冲突？
阮炜：避免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发生军事冲突，是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期中国人面临的一个大课题。《地缘文明》的一个目的还是要增强中国人对自己文明的信心。中国独特的地缘自然条件能够保证中国的振兴。首先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都是大平原，中国很早就形成了文明的规模，这使中国文明具有深度和广度，能保证中国文明有足够大的文明规模，而只有具备了大的规模，一个文明才可能深刻化、精致化。中国享有的地缘和自然条件不仅十分有利于形成文明规模，也十分有于利于经济一体化和政治统一，有利于形成一个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共同体，这个很重要。欧洲到现在还是无法形成一个大的政治共同体，尽管它已是一个大型的经济共同体。
树立了国人的文化自信心，我们的心态就会更平衡、更健康，而不是老是抱有一种受气包情绪，总以为自己是弱者，受人欺负。有了文化自信，就可能做到在宏观国际局势的判断上更理性，在具体国际事务上的判断上更理性。在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中国同美国的关系至为重要。有了文化自信，在对美关系上就可能做到更理性、更少犯错误。
但是黄河流域降雨量不均匀，旱涝灾害不断，而在欧洲，大西洋暖流给他们带来温和的气候，风调雨顺。大自然的确有点不公。所以西欧在公元1000年以后发展很平稳，没有什么大的自然灾害，又远离亚欧大草原，不会受到游牧民族的侵扰，非常有利于资本积累。
但辩证地看，旱涝灾害不断也培养了中国人坚忍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面对不断的灾难，中国人形成了百折不挠的性格，形成了面对困难不认输的性格。
晶报：有学者说中国文明是“君子文明”，但是如果中国文明兴盛以后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霸权，“君子”该怎么办？
阮炜：中国强盛以后最大的课题就是如何避免跟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发生大的冲突，例如大规模战争。我们应一如既往地守持自己和平主义的性格，一如既往地发扬自己在国际关系上的公正公平的精神。这样，我们就有可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以非掠夺、非霸权形式实行现代化的文明。这不仅将考验我们的政治智慧，也将考验我们作为一个文明的大智慧。
让农民工真正成为深圳社会的一员
晶报：深圳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城市，美国是一个以移民为主的国家，你在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学过一年，美国人有什么地方值得我们借鉴的呢？
阮炜：美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强，我在美国的时候，我的朋友本来在东海岸工作，突然他又去西海岸工作了；本来在新泽西州工作，突然又得到麻萨诸塞州去工作了。但是他们这种流动是很有序的，是在健全的法制下进行的。虽然美国的医疗保障在发达国家中较差，但美国人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有法律作后盾的社会保障，他们的社会保障是跟着走人的。
深圳户籍内居民的生活质素不亚于发达国家的公民，但是为深圳社会同样做出很大贡献的农民工享用的资源并不充分，如果农民工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子女得不到好的教育，他很快就回流了。深圳作为一个移民城市对外来人口的整合能力跟发达国家还是有差距。如果不能很好整合，很难形成自己独特的文化气质，很难形成一个完美的社会。
深圳应该保持改革开放以来“敢为天下先”的气魄，率先提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新思维。应努力保障农民工的权益，增加他们的收入，应由政府和社会合资兴办一些专门针对农民工子女的学校。那些已经在深圳居住很久，有正当职业，为深圳建设做出了贡献的农民工应当得到深圳户口，真正成为深圳社会的一员。这其实也是国际惯例。
还有可以借鉴的地方，这就是，我们应当加大对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机构和设施的投入。衡量任何一个发达国家的文明程度，或衡量发达国家任何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首先要看的，是它是否有好的大学、好的博物馆、好的美术馆。深圳有一千多万人口，应该算是一个超大城市，目前正在大力发展高科技，将来也许会好好发展人文学。深圳有八九个甚至十来个正规大学，也不嫌多。因此，再建一个深圳理工大学或科技大学，一个深圳人文学院什么的，是很有必要的。办好了真正属于深圳市民的大学，作为纳税人，我们应该是不会有什么意见的。
2004年12月23日晶报“深圳社情”版，记者：刘敬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