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许纪霖文章引起的反响和思考：应试教育深厚的社会背景是什么？
南方都市报近日发表了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的文章《考研为何重蹈高考覆辙？》，文章指出，现在研究生考试也像高考一样变成了残酷的应试竞争。考入名牌大学的研究生，往往出自内地名不见经传的地方院校，尤其是师专改制的师范院校。这些考生大多对学术并无真正兴趣，只是为了进入大城市，得到一个更好的职位。他们除了考试内容外，对其它方面的知识表现出了惊人的无知，考取后也缺乏专业研究兴趣。他们毕业后，把应试的种子带入社会各界，既给高端的学术研究造成不良影响，也不断给社会散布应试教育毒素。许多内地师范院校变成了考研基地，课程设置、时间安排全围绕考研设计，对考取的学生甚至给予金钱奖励，以提高本校声誉。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近年少见的热烈争论，网上争论更是激烈。有人说许纪霖有学术贵族气，看不起地方院校的考研学生；有人说许纪霖自己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比起世界名校来可能也算“地方院校”，但也并没影响许氏自己的学术兴趣；有人说我国不少有学术兴趣的著名学者当初也是出身于“地方院校”；有人说许纪霖站着说话不腰痛，他不知道“地方院校”的学生（尤其农村学生）改变自己的命运有多么艰难；有人分析考研应试化源于不合理的城乡、沿海内地明显的等级差别……
为了回应争论中的批评观点，许纪霖又发表了《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为什么被合理化了？》，文中指出：“无论是家长、学生、老师，还是学校、教育管理部门，大家都批评和痛恨应试教育，为什么这几年应试教育不仅没有弱化，反而被变本加厉地再生产出来？其背后的生产机制究竟是什么？它在我们当今这个社会结构中扮演了什么样的功能？令人困惑的是：一种人人都认为不合理的制度，为什么它还能够存在下去，并且在继续蔓延？让人真正忧虑的，是高等教育沙漠化的来临。假如不改变应试教育，中国的教育从小学一直到博士，迟早会被应试的沙漠完全吞噬。然而，倒过来说，只要等级社会一天不改变，在社会公平的压力之下，应试又有其形式合理的存在理由，并成为支配和继续再生产社会等级关系的强大杠杆。”
二、白热化程度的应试教育已经形成了考试的“产业链”
无独有偶。以素质教育改革著称的南京市，去年高考升学率名列江苏省各地市最后。市教育局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被迫恢复周末补课，深受师生欢迎的新编教材也不敢再用。城市学生高考考不过农村学生，已经成了我国的普遍现象，而且考分差距有越拉越大的趋势。而大学老师们却反映出身城市的学生学术兴趣和创新能力普遍高于农村学生，人们也不难发现，城市学生的综合素质明显比农村学生好。
这两件事看似无关，其实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它们说明了：我国的考试制度，从高考到研究生考试已经对有真正学术兴趣和综合素质好的学生形成了多重障碍，高考是第一道障碍，考研是第二道障碍。可以预料，今后考博、各种职称和资格考试也迟早会变成一道道障碍，人生将变成淘汰学术精英的障碍赛跑，每道障碍淘汰一批真正有学术兴趣的人，最后到达学历宝塔尖的，将是一批只会考试、对学术毫无兴趣的人。本来应当是检测学术兴趣的考试变成了残酷的生存竞争，高等教育变成了提高生活质量而不是提高学术质量的阶梯。更进一步，那些只善考试的“考才”进入社会各行各业并成为“骨干”后，将出现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下降的趋势。人们总在感叹我国缺乏原创性的科技发明和学术贡献，如此多、如此严酷的考试，其实就是原因之一。
高端考试强烈的应试趋向，反过来影响到低端教育，现在许多幼儿园和小学都有强烈的应试倾向，早早就开始学习超过儿童认知水平的知识，并经常用考试和竞赛来证明其“成果”。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使儿童早早就失去童年乐趣，失去创新精神最需要的想象力和好奇心。爱因斯坦说过：“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想象力是知识进化的源泉。”这种扼杀童年好奇心和想象力的应试倾向，将会使知识进化之源枯竭，从根本上阻碍将来国家创新能力的形成。我国中学的应试教育竞争更是到了白热化程度。现在的中学，已经形成了考试的“产业链”。从课程设置、教师备课、教材、教辅材料、补课、模拟考试、心理辅导、营养配餐、电子监考等等方面已经形成极其庞大的“产业”，对付高考已成为相当专门的“技术”。许多老师把知识做成“压缩饼干”，用加班加点的办法硬灌给学生，然后大量重复练习、拼命机械训练，在高考中争得一个高分，校长有了“政绩”（而不是“教绩”），家长高兴，社会认可，教师出名，大批活蹦乱跳的学生却成了痛恨学习的精神残疾。
三、应试教育对当代青年良性发展的摧残，
有些中学甚至规定学生不许看报刊、听广播、看电视、读课外书，只许看与考试有关的书。学生称上学是“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盼着上大学后“解放”。他们不知道，后面还有多少考试在等着他们！体现素质教育理念的新课程改革很难推行下去，遇到了高考和学校内外的巨大阻力。人们只注意到高等教育的沙漠化倾向，其实基础教育的沙漠化已经不是“倾向”，而是触目惊心的事实了！对自然界沙漠化的趋势人们越来越关注，但对教育界沙漠化的趋势人们还没有引起充分的警觉，这是比自然界沙漠化更可怕的现象。
其实，就是原先对学术兴趣浓厚的人，经过一次次严酷的考试，也会对学术逐渐失去兴趣。爱因斯坦在回顾自己学生时代的经历时谈到：“人们为了考试，不论愿意与否，都得把所有这些废物统统塞进自己的脑袋。这种强制的结果使我如此畏缩不前，以致在我通过最后的考试以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感到扫兴。”学术研究本质上是兴趣推动和非竞争性的，最需要宽松、自由、平等、闲暇的环境。闲暇出智慧，过多并且竞争激烈的考试只能败坏学术兴趣。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说过：“管得太多，文艺没希望”，其实考得太多，科研更没希望！环境是由制度形成的，我国对外开放，很注意引进资金、人才，但太不注意借鉴制度。借鉴了国外先进的学术研究管理制度，人才自然会涌现出来。数学家纳什，在美国一所大学里长年养病，简直完全被养起来。但正是这种宽松和闲暇的环境，才使纳什研究出著名的“纳什均衡”理论，最终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数学家安德鲁·威尔斯，竟然可以十多年不出任何成果，但他所在的大学仍然聘用他，使他最终证明了费玛大定理，轰动了数学界。这样宽松的学术研究环境，是我国能够想象的吗？
令人担忧的是：大量高学历又对学术没什么兴趣的“考才”正被作为“人才”引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政府机关、各种企事业单位，也就是说他们正大规模进入国家核心部门，占有着最有利的学术软硬件资源和职位，而真正有学术兴趣的人却被严酷的考试挡在这些部门的大门外。这是资源的极大浪费，更是一种对人才的不公平，而且是影响更为深远的不公平，它将造成人才的内部流失。人们只注意到人才出国造成的人才外部流失，其实内部流失影响更大，甚至人才外部流失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才的内部流失。由于有学术兴趣的人是少数，这种对少数人的不公便很难被人注意到，人们普遍关注和同情的是占大多数的“弱势群体”，呼吁更多的是对他们的公平，但对少数人的公平就像对少数人的权利一样，很少有人注意到。
四、应试教育对真正人才的淘汰作用
杨振宁教授曾谈到：“中国的教育制度，从中小学起，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对特别好的，占总数5%的最聪明的学生比较不利。这不利的一面，在美国却做得非常好，孩子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美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对这些跟别人不一样的、有特别才能、特别天赋的人，能够给予极大的空间，他们可以发展。这是美国今天在学术上、经济发展上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些最聪明的学生，就是最有学术兴趣的人，可是我们的教育制度，用一系列残酷的考试摧残他们的学术兴趣，这也是中国长期落后的重要原因。更可怕的是，那些高学历的“考才”很多当了教师，他们对后代只会实施应试教育，这将造成恶性循环，摧残更多学生的学术兴趣。这是比人口问题更可怕的危机，人口问题上的失误造成人口数量的增多，考试制度造成的科举精神恶性循环将使人口质量退化。记得何新曾出版过一本书《论精英淘汰机制》，书中说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精英淘汰机制（科举制度是其核心），谁是精英谁就将面临被淘汰。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机制还在起作用。
这是人才的又一场劫难，只不过与“反右”和“文革”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反右”和“文革”以疯狂的方式迫害了许多取得了成就的人才，而当今的考试以貌似平等的方式把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扼杀在童年，再用严酷的高考和研究生考试摧毁掉学生的最后一点儿学术兴趣，让学生取得不了大成就，根本成不了大才！由于进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考才”对学术没什么兴趣，一些人便耽于娱乐或转向功利追求，管理者便又制定出种种“量化”考核办法，规定每年要在核心期刊上发表多少论文或取得多少科研成果，并与奖金收入职称挂钩，这与考试大同小异，又进一步扼杀学术兴趣，只会把纳什之类的顶尖人才淘汰掉，而使学术作假猖獗。这一系列表面上公平的考试制度，其实在绞杀民族的创新能力，而且学校、家长、社会各界联手自觉参与，更令人触目惊心！
五、应试教育与权势和名利的关系，书中自有乌纱帽，书中自有黄金屋，
笔者自己也出身于地方师范院校，就自己的切身经历来看，许纪霖先生指出的现象确实很普遍。笔者的同学里很多人考大学、考研究生，并不是出于对知识本身的热爱，而是为了草鞋换皮鞋进入城市或得到更有权更赚钱的职位，虽然这可以理解，但追求层次比较低。这些同学考研究生的拼命精神让人惊叹，他们把指定的几本参考书钻研得滚瓜烂熟，每天学习十多个小时，对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再关心，对其它课程能混就混，也没有任何业余爱好，尽量减少社会交往。他们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考研究生的精神让人敬佩，但也让人感到由衷的悲哀 学术兴趣绝不是这样能形成的！这样的学习实际上是病态的、非人的、毫无兴趣的学习。当然，地方院校出身的学生中也有一些人有真正的学术兴趣，也做出了高水平的学术成果，但这种人在地方院校学生中的比例比较低。一个有高学历的人如果只停留在功利的追求层次上，到了社会上很快就会变成权势和名利的崇拜者，成为“稳定”的等级社会基础，会再生产出社会等级关系。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一开始就是冲着权势和名利而来的，他们在学历上已经是教育的既得利益者，也渴望很快成为各行各业的既得利益者，他们根本上就缺乏改变不合理等级制度的愿望，而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农民起义领袖的循环史观。
六、应试教育培养出一批投机钻营和谄媚奴性之徒，应试教育加重了中国官本位的政治制度，
我们看到不少高学历的“考才”，进入社会后，很快变成投机钻营的功利之徒，进入官场后，以听话、奴性、媚上而迅速得到提拔，一旦有了一官半职，便反过来欺压百姓，表现得往往比学历低的官员更恶劣。这种官本位的恶性泛滥，原因之一就是考试制度扼杀了超越功利性的学术兴趣，从学术角度培养出了一批顺民。
官本位不光是官造成的，更是大量的顺民造成的。教育不能增进社会的平等程度，消除官场上的封建毒素，反而助纣为虐，通过考试制度和相应利益安排，进一步巩固了社会原有的等级差别，这与封建科举制度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延续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把中国弄得如此落后？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科举制度起了帮凶和摧残人才的作用。没想到延续了一千多年的科举阴魂，借助表面平等的考试制度又重新显灵了！
科举制度最根本的危害是用“学而优则仕”的功利导向来扼杀学术兴趣，使天下知识精英的思想统一到统治者的框框中，以保证统治的稳定。科举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统治制度，而不是学术研究的管理制度，它天生与学术兴趣要求的质疑批判精神、独立思考、非功利性、审美精神相悖。一个有学术兴趣的人一定有追求知识（或说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对追求知识有非功利的、终身的、浓厚的兴趣，对知识本身的内在美有深刻的认识和体验。没有这几点，即使有了知识，那知识水平也高不到哪里去，更缺乏对知识的原创性贡献。人们看到了高分低能的害处，而没有发现高分低爱（对知识本身的热爱）的更大危害。
心理学指出，人有三大本能欲望：食欲、性欲、权利欲。其实，人还有另外两大本能欲望：求知欲、审美欲，它们是比前三种本能欲望层次更高的欲望。人天生有探求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奥秘的欲望，这在童年表现得最明显。爱因斯坦童年时第一次看到指南针非常惊奇，他觉得指南针为什么能总指向南方，背后一定有一股神秘力量在起作用，他一定要弄清楚这股神秘的力量是哪里来的。他这种非功利的强烈的好奇心和对大自然奥秘的惊愕一直保持终身，成为他从事物理学研究的动力之一。居里夫人曾经谈到：“我深信，在科学方面，我们有对事业而不是对财富的兴趣。当皮埃儿·居里和我考虑要不要在我们的发现上取得经济利益时，我们都认为不能违背我们纯粹研究的观念。因而我们没有申请镭的专利，也就抛弃了一笔财富。我坚信我们是对的。诚然，人类需要讲究现实的人，他们在工作中获得很多的报酬。但是，人类也需要梦想家 他们受事业的强烈的吸引，既没有闲暇也没有热情去谋求物质利益。我惟一的奢望是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中，以一个自由学者的身份从事研究工作”。
中国为什么难以产生能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大师？传统文化缺乏自由精神和“为知识而知识”的形而上追求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当今为功利目的而追求知识有变本加厉的趋势。爱美之心更是人皆有之，知识之美更是一种高层次的美。杨振宁教授曾指出：“物理学的原理有它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它的美和妙的地方。而各个物理学工作者，对于这个结构的不同的美和妙的地方，有不同的感受。” 他对物理学中几个著名方程式这样评价到：“它们以极度浓缩的数学语言写出了物理世界的基本结构，可以说它们是造物主的诗篇。这些方程还有一方面与诗有共同点：它们的内涵往往随物理学的发展而产生新的、当初所完全没有想到的意义。”他引用诗人布雷克和蒲柏的名句来形容物理方程之美后指出：“可是这些都不够，都不够全面地道出学物理的人面对这些方程的美的感受。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庄严感，一种神圣感，一种初窥宇宙奥秘的畏惧感。我想缺少的恐怕正是筹建哥德式教堂的建筑师们所要歌颂的崇高美、灵魂美、宗教美、最终极的美。”
居里夫人写到：“我一直沉醉于世界的优美之中，我所热爱的科学也不断增加它崭新的远景。我认定科学本身就具有伟大的美。一位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不仅是一个技术人员，而且是一个小孩儿，好像迷醉于神话故事一般，迷醉于大自然的景色。这种科学的魅力，就是使我能够终生在实验室里埋头工作的主要原因。”天地有大美，科学家们从事科学研究，根本上是对美的追求，而功利心是审美的天敌。学术兴趣从根本上说，就是审美情趣。考试制度和相应的利益安排，把学术兴趣导向功利追求，使高层次的求知欲、审美欲向低层次的权利欲、性欲、食欲下滑，使人的整个格调降低。我国社会为什么物质越来越丰富，人们的学历越来越高，但人的精神格调却不见多大的提升，反而有堕落的倾向，考试制度扼杀学术兴趣中最根本的求知和审美欲望可以说是原因之一。
八、教育的根本上是培育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希望还在于教育与市场相结合！
教育界必须明确：教育根本上是为了培育学生的好奇心和想象力，是为了满足学生求知欲和审美欲的，教育的追求高于世俗功利追求，只有坚守这一点，教育才能成为社会进化之源。研究生教育更要培育梦想家，而不是生存竞争的战场，更不是当大官赚大钱的教育。功利追求应当另有一套制度通道，而不应当与学术研究制度混为一体。党政要分开，政学、政研更要分开。考试制度和政治经济利益相关，必然成为新式科举，既危害政治，更危害知识本身的进化。
一下子从整体上改革教育和考试制度，短期内难以做到，当务之急是应当迅速让有学术兴趣的人掌握考试出题权、录取权。有学术兴趣的人才真懂学术，他们出题才真有学术水平。不能让那些只会考试的“考才”掌握出题权和录取权，他们负责出题，只会造成恶性循环，会录取来一批比他们自己更少学术兴趣的学生。所以，现在的讨论应当集中在怎样保证有学术兴趣的人负责出题和录取，也就是说怎样使有学术兴趣的人掌握学术门票的分发权，并将相应制度提升为“学术宪法”，具有超越行政权利的至高地位，这才是当前最紧急的课题。另外，应当迅速借鉴国外成功的学术管理制度，营造自由、宽松、闲暇、平等的学术研究环境。
近期改变中国等级差别明显的社会状况恐怕也不现实，这只有期待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市场经济是封建等级制度最有力的杀手，也是最需要真才实学的经济。笔者就听一位民营高科技公司的总经理说过，他公司里最有研发能力的是一位中专生，公司给他最高的工资，远高于一些博士的工资。许多企业，特别是外资和民营高科技企业，人才招聘和人力资源管理已经有越来越先进的方法，那种缺乏学术兴趣的高学历“考才”将被这些新方法淘汰。令人扼腕的是：这造成了多少教育资源的浪费，多少人的青春已一去不复返！沿海城市现在工资最高的是高级技工，笔者经常听到许多企业老总和学校校长感叹招不到合适的人才，而众多硕士、博士却因缺乏真才实学而越来越难找到工作。市场经济已经在惩罚弊端百出的教育制度了，看不见的手在给我们的教育上课了！这说明我国教育已经从整体上不适应市场经济了。市场经济绝不仅仅是“经济”，它需要一系列上层建筑与之配套，而我国的教育却还是大部分由国家垄断的、大一统的、僵化的计划体制，堪称最后最顽固的国企。当今教育界各级领导的责任，是促使教育体制更快地向适应市场经济的方向变革，这是最根本的执政能力的表现，而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大规模地放开民办教育，给民办教育以充分的政策法规支持。只有民间力量和智慧积极参与教育改革，才真有希望。各种不合理的上层建筑体制寿终正寝之日，才是不合理应试教育消亡之时。
而这一切都要只争朝夕、加快步伐，因为教育沙漠化正在日益逼近，学生的青春正一天天在流逝。为什么那么多地方师范院校的学生要拼命考研？原因之一在于教育职业本身已经不能给他们带来希望和梦想。本来就录取分数不高的师范生，还有这么多“瘸子里的将军”争相逃离教育界，那么剩下什么人来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想想真让人不寒而栗，耳边似乎又响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2004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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