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今年大学部的招生指标是2041名学生，而美国和世界各地报考哈佛的人有近两万人，录取率约为百分之十。这个数字相比中国的北大、清华可能是太不起眼，从高考人口比例看，北大、清华的录取竞争会更激烈。我在1978年考研究生时，报考的有十多万人，而录取的只有394人，大约三百人中取一个，录取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三，想当然应是人中精粹了，可如今我的同学中因为种种原因所学无有所成的也不在少数，当初的录取率就人口质量而言未必有什么实际意义，那是要相对教育环境而论的。
在美国，大学教育在各个州都非常普及，有不少大学根本招不满学生，这种情况下，哈佛百分之十的录取率实在是不同凡响。长期以来，哈佛的录取率始终保持在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之间，是美国大学中最低的录取率。对于一个世界一流大学来说，保持低录取率是极其重要的，学校的目的是培养人，优秀杰出的人才就是学校的产品，低录取率意味着一个学校可以拥有最好的可造之才，其人才培养的起点就高人一截，这就是一流大学的优势。在这方面，尤其重要的是持续地长期保持低录取率，这要求学校有出色的师资条件，确实培养了一流的人才，假如一个学校可以把天才培养成庸才、蠢才，还有什么样的好学生愿意进这样的大学呢？同样的，假如一所大学选人的眼界有问题、标准不恰当，不能吸纳真正优秀的学生，这样的大学根本就不配成为一流大学。
在中国，大学录取的标准至今还是以高考成绩为唯一标准，其他的一些条件，例如品德、素质等都是底限要求，无所谓好的标准，只要没有毛病就算通过，因此，那是个没有实质意义可又不得不说的标准，毕竟高中生中能有多少犯罪分子呢？有几个不能通过呢？但是，在哈佛；成绩绝对不是唯一重要的条件。哈佛选人的要求是学生的综合素质。毫无疑问，成绩是非常重要的，哈佛录取的学生的成绩有三分之二是所在高中的前10名之列，如果高中联考（SAT）的成绩低于1400分，想进哈佛几乎没有什么希望了。可是，有些学生的SAT考了满分（1600），没能考上哈佛，有的刚过1400，却被录取了，可见成绩的因素并不绝对，综合素质的要求可以弥补成绩上的差距。这点是哈佛特别看重的。
所谓综合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能力，包括自我学习的能力、体育和文艺方面的才能、自我展示的能力例如演讲辩论、组织和领导的能力、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的能力，等等。由于以哈佛为代表的美国的一流大学普遍都要求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得想进这些大学深造的学生很小就开始培养自己的综合素质。在美国的高中里，看不起死读书的学生是普遍风气。一些华裔的学生经常会和家长冲突，因为家长总是希望孩子把所有的时间都化在读书做功课上，这些家长的脑子里装的还是中国的教育观念，以为成绩是决定一切的。结果是害了孩子。只有那些对孩子的全面发展有所理解的家长，积极支持孩子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反而成就了孩子的光明的未来。波士顿地区有个小镇阿克顿（Acton），它的高中今年有四位学生考上了哈佛，其中有三位是华裔学生，除了亮丽的学习成绩，她（他）们的社会活动成绩都非常优秀。一位叫缪忱然的姑娘的综合素质的成绩报告简直令人吃惊：课外活动，演讲与辩论，连续三年全国参赛资格，多次地区比赛第一、二名，麻州第六名，全国第48名；学术十项全能，团体第二名，麻州比赛，四面金牌、两面银牌，全国比赛，一面铜牌；领导能力，全国优秀学生联盟阿克顿分会主席；奖励，西点军校特邀工作展，成绩优良奖、哈佛图书奖、全国拉丁文考试金牌。另一位叫吴欣儒的姑娘则突出了另一些方面：校刊主编（两年），校高年级学生会主席，校环保社创始人，镇公所、爱默森医院及学校义工，女子曲棍球及田径队成员。从这两位被哈佛录取的学生的报告中，不难看出哈佛对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全面发展的极端重视。这些要求不仅是对哈佛考生的要求，也是对哈佛在读学生的要求。
在哈佛，综合素质中被特别看重的是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哈佛的校门上刻着这样一句铭文“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祖国和同胞走出去”。哈佛始终坚持一贯的原则，它所培养的人必须能够真正服务于社会，因此了解社会、参与社会就是哈佛学生的必须的功课，学生们在学期间绝大部分都坚持对社会的义务服务，到附近的老人院去照顾老人、帮助料理生活，有的人则去中小学辅导功课，或到医院去做看护，也有给新移民辅导移民法。我儿子也在念大学，他的志向是做参议员，他说我没有出身在美国，当不了总统，但可以试试参议员，每逢假期，他就去给议员做义务助手，乐此不疲。我从不泼冷水，那是他的想法，成不成都必须尊重，何况要服务社会，就必须了解社会，从政治的角度了解社会，本身就是个极重要的方面。在中国，家长最怕的就是子女去搞政治，结果却经常是政治会来搞人，无论怎样也躲不开。不管怎么说，政治也是一种职业，与其暗恋，还不如明示。文学家胡风临终前被问道外孙女大学应选什么专业时，用尽生命余力喊出“不学文科！不学文科！”这是他的最后遗言，生命绝唱。那样一个以政治为暴政的专利的梦魇时代应当是过去了，但是它留在人们心灵中的阴影和创伤并不容易消失，对于政治厌恶、恐惧的社会精神病患没有几代人的遗传递减是很难治愈的。在美国，学校会鼓励学生有一点“野心”，在英文中野心和雄心本就是同一个字。一个人无论在学校的学习过程有多长，他终究是属于社会的，终究要回到社会，用所学去回报社会，因此，从各个方面了解社会，参与社会，会使他的所学更加积极、更加自觉、更加有目的。
总之，哈佛乃至美国的教育是把学生当作具有无限可能性的对象来培养，鼓励学生充分开发自己的各种潜力；是把服务于社会而不只是为了个人的一己私利当作成人的目标来塑造人才，让每一个天才都在社会的源头活水中汲取永不枯竭的动力。这个教育理念是在大学和社会教育的互动中形成的，哈佛以综合素质为录取标准，使得中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重视对孩子的综合培养；有优秀综合素质的人进入哈佛，使得哈佛能够培养出顶尖的精英，成为社会的典范；这些典范又导引了社会对人的培养的方向。因此，人的综合培养不只是依赖大学这一个环节来完成的，它贯穿在教育的整个过程中。吴欣儒在被哈佛录取后，说过这样的心得：“回想过去几载的求学过程，我觉得努力读书，认真游戏，合理地分配时间，有效率地掌握时间，坚持自己的目标与理想，乐观进取，持之以恒是最基本的态度。虽然大学申请是以高中前三年的成绩为准，但早在小学或初中以及随之而上的各个年级的学习过程的规划也应及早拟定，并随机调整。学科及运动或才艺活动最好均衡发展，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很重要，不可偏废。社团活动应积极参与，但须量力而为，不可蜻蜓点水、草草了事。社区义工服务（医院、图书馆、乡公所或校内小老师）都可选择。周末和寒暑假工作既可赚取零用钱又能及早培养与人相处的社会经验。这样的生活加上每天学校的作业，已经把你填得满满的，会非常忙碌并有非常的压迫感，但你也会觉得生活积极充实，充满挑战富有意义。”我所以不惜篇幅录下这段自白，是希望那些关爱孩子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能够了解天才是如何培养，从何而来；是希望关注中国教育改革的人们能够举一反三、有所收益；是希望痛恨伦常颓败、社会风尚腐化的人们能够了解，最大的腐败就是腐化了我们的子孙后代！
中华民族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从孔子阐扬“为己之学”、“成人之道”起，重视教育，重视人文培养就成了中国教育传统的核心内容，经过几千年的发展传承，这个传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草根社会的文化自觉。经过“五四”的反传统、“打倒孔家店”，这个传统从意识形态上断裂了，人们仍然重视教育，但是重视功利性的技能教育取代了人文伦常教育，教育的目的不再是突出“成人”，而是突出专业技能，训练行业专家。从高中一考进大学，即刻就被确定专业，学生被大学这个专才加工厂预定为某一类专门产品，往后的四年就是这个产品的加工过程。在这种构架中，文科也成了一种技能，哲学系是为了培养哲学家、哲学老师，文学系是要培养形形色色的文学家，不过这种文科的产品在如今的市场上不能热卖，因此，文科作为一种专业便清冷得门可罗雀了。这种大学理念对草根社会和低层教育的影响极大，它成了有强势导引力的社会典范。
现在，中国的民间消费，用于教育的投资已占第二位，仅次于买房的消费，这个规模不可谓不大，可见人们还是非常重视教育。可是，这么多的钱投在教育上，到底花在哪里？花在请家教辅导数理化，送孩子去各种各样的训练班，甚至去国外那些纯粹以盈利为目的的三流学校镀金包装。家长们的目标非常清楚，成绩决定一切，有好成绩就有好大学，有好大学就有好职业，就意味着有了好前途。他们让孩子去弹钢琴、拉小提琴等等，大多数也是为了拥有一技之长出人头地，为了在一个追逐利益攀比奢华的社会中更有竞争力。在中国，有几个家长会把孩子送到社会中，让孩子去做义工，接受历练，了解人生，了解社会？然而，这是怪不得家长们的，他们就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既然读工科尤其是名牌大学的工科好做官、好求职、好发财，权、钱、势欲取欲予，尽在掌握，他们为什么不能依此模式，与时俱进，为孩子们编织一个锦绣未来、黄粱美梦呢？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只是苦了我们的孩子们，苦了我们的下一代，在家长的温情和权威下，背负着沉重的书包，每天经受作业、成绩、考试的疲劳轰炸，他们童年和少年的欢乐被家长们精心计划的梦幻未来毁灭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来哈佛访问的中国学者有不少是举家而来，他们把孩子送进中小学，原本只是希望孩子能学好英文，将来回国后，在同龄人的竞争中，变得更加强悍有力。可是，当他们访问结束，应当返回的时候，这些孩子对他们的学校竟是百般留恋依依不舍，有的甚至不想回去，要父母给他办留学。因为学校给了他们欢乐，给了他们游戏的天空，给了他们作为孩子本来应有的天真烂漫，没有那永远做不完的作业，没有那无穷的索然无味的训练，他们不再是被圈在成绩和考试的栅栏里驯养的小动物，而是可以尽其所能地参与社会，甚至可以讨论那些在中国连大人都说不清的“大”问题，例如伊拉克战争、总统大选、种族矛盾、贫富差别等等。两位还只是上初中的孩子对我说，他们找到了他们作为孩子的尊严，不想按从前的活法活下去，拒绝以成绩和考试为一切的生活。那些家长们对此很有感触。我想，所有的家长们都应当想一想，我们到底应当如何培养孩子？我不相信在棚圈中会跃出雄狮，雀笼里能飞出苍鹰，我不相信与社会隔绝仅仅在学校和家庭之间可以培养出造福于社会和人类的精英，我不相信在家教和无休无止的考卷中会有天才横空出世！
曾经有过的一些现象值得进一步理解，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时不时的可以听到中国的青少年天才在国际数学比赛中得到金牌、银牌，我为他们骄傲，他们满足过我的民族荣誉感。现在这些天才们都应当是成年人了，他们到哪去了，成了什么了不起的科学家了吗？我希望有人能追踪这批天才的去向，我担心没有综合素质的培养，仅仅是数学演算技能的训练会毁了这些精英，这样的担心是不是无中生有？请听爱因斯坦如何说：“仅仅授人一门专业技能并不足够，否则这个人只会是一架有用的机器，而没有和谐发展的人格。最为重要的是，学生要对不同的价值观有所了解和生动的体会，他应当也必须有对美、对善恶的敏感。否则，他即使有专门知识，也不过是一条训练有素的狗，而不是和谐发展的人。”“所以我总是推崇人文科学的重要性。”与此类似的还有音乐，中国也有不少青少年在小提琴、钢琴的国际比赛中得奖，但风光一时后就默默无闻了。我就此问过一位法国的音乐家，他认为，中国的选手在技法上是一流的，看得出受过严格的训练，但是音乐不只是技法，更重要的是理解。这是修养，不是能够训练出来的。这不正是爱因斯坦的忧虑吗，你可以像训练一条狗那样去训练一个小提琴手，可你永远不要指望通过这种训练可以培养一个音乐家。迷恋技能教育当然不只是家长们的偏执，而是当代中国的教育理念，我们曾经以国家和大学的名义办过“少年班”，不只是在中国科技大学，许多大学都办过，那就是以圈养的方式训练和培养那些少年天才们。这些年过去了，天才今安在？！我在美国遇到一位当年科大少年班的学生，大约挫折磨难太多，他已不搞科学了，在做直销，美国人把它叫做“老鼠会”。每遇见他，我总有些怅然，假如当年他没有走“少年班”这条路，会如何呢？当然，我不相信这是少年班的典型，
那一批少年在走上社会后，会有不同的际遇，假如他们能够自觉在社会上经受人文培养，修习人生功课，了解社会，了解人类，相信他们能够有所作为。我不能同意的是少年班这种培养人的教育方法。这种小小年纪就突出专业，突出技能的畸形的强化教育，使人无法和谐发展，是爱因斯坦所批评的“训狗术”。我们不应当再提倡这种教育方式了。拔苗助长式的教育总是误人子弟，你或许可以通过集中训练、“疲劳轰炸”，提高数理化成绩，急功近利地成就一个“奇才”，但是，社会教育、人生教育用“恶补”、“强化”这种发酵式的催生是断断无济于事的。结果，纵使你培养了一个数学、物理或化学上的巨人，可他在理解社会、人生方面却是个侏儒，好比肢体发育成熟、头脑不及蒙童的弱智白痴，这是畸形教育的怪胎。家长们，老师们，让我们的社会少一点这样的怪物吧。
除此之外，还有更严峻的问题。我不得不悲哀地承认，就培养人才服务社会的标准来说，无论如何，“白痴”要比混蛋好些，“白痴”最多只是知识结构上的残障，而混蛋却是有意识的作恶。“白痴”是训练方法的失误，把人给练废了；而混蛋却是那混蛋价值观的产品。当家长们缩衣节食把与收入不成比例的大宗钱财投到子女的教育上的时候，他们期望的是在子女的未来中获得一份理想的回报：一个好的职业，一份优厚的薪水，一个受人羡慕的有头有脸的体面身份。在这个一切投入都必须以回报来衡量的社会中，教育也变得越来越商业化，越来越金钱气了。比较起来，家长们还真要算高尚的，毕竟他们的投入没有要求那么急慌慌的当下回馈，而是颇有耐心地等待他们的子女长大成人时收受报酬；而他们则会在落日黄昏的祥和中，细细地评判那投资的得失，欣赏投资的回馈，或者沮丧，或者不无骄傲地涌起一份终身成就奖般的幸福。因此，尽管我毫不怀疑家长们真诚的爱心、庄重的责任，可在这后面，家长们还有一个更实质的身份，一个商人，一个把宝押在子女身上的长线投资者；因此，子女们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收受回报的责任，伴随他们与时俱进的成长，他们对这份责任也应当越来越明确，越来越自觉。假如当应当收取回报的时候，他们却没有相应的成就，那他们就一定是没有出息、愧对父母了。所以，当家长们把钱投入教育的时候，他们同时也不经意地把成名成家、求利求势的期待投入了孩子的心灵。要命的是，这一切看起来是那样的合情合理天经地义，以至于整个社会都在这样一个投资模式中安排我们下一代的未来。甚至在大学中，有些情况更加令人不解。上海有一所大学出了一个半大不小的官员，这个学校的领导居然号召全校学生以他为榜样，哪怕他的本意只是拍马屁的追捧，但作为一个价值观的典范来要求学生，明目张胆地鼓励追求官禄，却是骇人听闻的。要知道，即使在资本主义早期原始积累时期，追名逐利都不能赤裸裸地成为教育的目的，否则怎么还会有哈佛这样重视人文的传统！而现在，我们从小学到大学都满不在意地浸泡在功利主义的浑水中，这种教育所孕育的社会前景你能想象吗？记得有位大人物曾经说过，足球要从娃娃抓起。那时候的娃娃如今已到了跑不动的“挂靴”之人，足球似乎仍然没有什么大的起色，倒是足球圈里谋钱图财的“金色”新闻时不时炒得沸沸扬扬。凡是需要一点境界才能做到事，如果总有“金色”新闻伴随左右，我敢断定它永远做不成。何况，现在何止是足球从娃娃抓起，升官发财也已经从娃娃抓起了，我们这个民族何以自救？人们憎恨腐败，憎恨贪污，杀一些十恶不赦的贪官，的确可以快一时人心，可是，假如孩子们从小就受名利熏陶，腐化已经从我们的下一代开始，反腐败能够彻底吗？有一对从清华来此地的访问学者，自私钻营，不为人喜，却经常呵斥他的孩子要为前途着想，可从不反省他们给孩子的耳熏目染是什么。每见那孩子，他的眼神中总是小老鼠般的狡黠闪烁，看了真让人心痛。孩子，你的纯洁到哪去了？假如有一天我们要问这个社会：孩子们，你们的纯洁哪去了？我想，我们自己就是最大的罪犯！我们要问的是我们自己。
教育关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今天怎样培养孩子，就意味明天将是什么样的社会。为了我们的和平崛起，为了我们的持续辉煌，无论如何要对我们的教育标本兼治，不管是小学还是大学，不管是家庭还是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方式培养，是共同的问题，没有人可以回避。
“救救孩子”，鲁迅曾经喊过。后来，很多人喊过，以至于都有点俗气了。可是现在，我还得说，尽管这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救救孩子”，把他们从功名利禄的烟熏火燎中救出来；“救救孩子”，让他们从那偏执的“训狗术”里解救出来！救救他们吧，那是拯救我们自己的未来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