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堂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考试，竟然使大量的自考生进入复试，而把我们北大自己这么优秀的学生拒之门外，这真是法学院的悲哀、北大的失败！去年我们方向竟然招了6个自考生，这在全国法学院都是一大奇观！”
4月5日，北京大学法学院陈瑞华教授在课堂上对自考生的一时愤懑被人搬到了网上，一时成为万夫所指。人们无法理解陈先生身为教授之尊，又是宣讲平等、自由之地的法学院的副院长，怎么会放出如此不公之词？知道陈是程序正义的积极阐释者的法律同行更可能会惊异他的言行不一。2003年的“替刘涌说情事件”使笼罩在北大法学院头上的正义光环黯然失色，2004年的“甘朱门事件”使北大法学院的声誉再遭重创，陈教授的言论对至今还未走出阴影的北大法学院不啻是雪上加霜。
令人百思不解的是：经过前两次事件后，北大法学院的教授们言行应会更谨慎，陈教授作为法学院的一个领导何以会犯如此低级的错误呢？难道觉得北大法学院还不够乱吗？
我不赞成陈教授说的每一句话，但是，我相信导师队伍中不无陈教授的同感者。我经常听教授们感叹招不到好学生。本人也曾立过规矩：不招女生，不招非法律本科生。（如果我是北大的教授，一定又会被唾沫淹没。）我发现女生更善于应付考试，当然也更听话。现在高校文科专业中，每个班上的前几名大多是女生，保研指标往往被女生垄断了。而女生的特点不适合抽象、理性思维，研究不是她们的长项。至于不招非法律本科生的理由则和陈教授发怒的原因完全一样。
“不是有复试吗？”内行的人可能要问。
陈教授完全可以在复试时淘汰没有培养价值的考生，何必如此冲动呢？可是，因为去年苏力在博士招生复试中淘汰了笔试第一名，招进笔试未上线的北大学生，引起天下哗然，北大法学院成为众矢之的。我相信，至少最近两年，北大的教授们不会在复试中随便把笔试成绩好的考生“干掉”。陈教授的失态可能正是被逼无奈，在讲课中一时兴起，发泄自己的愤懑。
有意思的是，另一位姓陈的教授同样因为招不到满意的学生愤而出走清华，却引来社会广泛的共鸣和支持。同样的理由，同样的无奈与愤懑，北大的陈教授招来骂名，清华的陈教授赢得广泛的同情。或许是因为陈丹青选择了出走，而陈瑞华却了留下来。陈瑞华把满腔怒火发在学生身上，而陈丹青则直接挑战不合理的招考体制度，一个把矛头对准下面，一个把矛盾对准上面。
其实，早先的“甘朱门事件”的深层次矛盾同样是可恶的招考体制问题：导师没有招生自主权，考生成了应试机器。只是苏力本人的名气和北大法学院院长的特殊身份掩盖了这一矛盾，把人们的视线引向了就事论事的公平和程序正义上去了。而去年底，华东师大的许纪霖教授强力批评现行的考研制度，重蹈苏力的覆辙，背得一身骂名。人们不愿意仔细深思一下，一位知名教授为什么竟然愿冒天下之大不韪说：“像我们华东师范大学这样的名牌高校招研究生，居然招来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三四流院校的学生，这些学生除了会考试，和我们这些名牌学校受过良好教学术训练的学生素质根本没法比，现在的研究生选拔制成全了这样的学生。”我想，不是到了招考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不值得许先生如此大动肝火。其实，许先生和陈丹青一样，同样是把自己供上了制度的祭坛。
朱苏力、许纪霖、陈丹青、陈瑞华，下一个是谁？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现在的教育体制问题严重。评估几乎就是一个集体无用功运动，就业率整个就是一集体造假，文牍主义无端耗费着教师们宝贵的时间，一些“学术混混”靠伪学术、假科研霸占着有限的学术资源，博导们乐于傍大款、傍大官，可怜的学子只能靠猛抠考分来分一杯残羹。可是没有人愿意说破这些，陈瑞华也不愿意。陈丹青成了那个小孩，第一个说出“皇帝没穿衣服”。所以，他成了英雄，受到人们追捧。陈丹青的出走引发了招考制度大讨论，但愿这场讨论会象孙志刚事件、三农问题和宏观调控一样，把胡温新政的第四把火引向教育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