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尽管对义务制教育（即小学、初中阶段）教材的滥编滥发时有所闻，但当我看到这样几份书单时，还是颇有“眼界大开”之感。
书单一，深圳市某著名小学一年级秋季用书：
语文（5.80元）、数学（7.00元）、英语（7.20元）、音乐（4.60元）、品德与生活（4.85元）、英语（活动手册，4.45元）、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活动手册（10.00元）、健康教育（3.20元）、现代科技（6.50元）、综合实践活动指南（6.00元）、课程探究（语文，4.50元）、课程探究（数学，4.50元）、小学数学练习与测试（6.00元）、口算练习册（1.60元）。
共计14册，76.20元。其中后4种是教辅图书。
书单二，广州市某小学六年级秋季用书：
语文（6.70元）、数学（4.55元）、英语（1A，7.40元）、音乐（3.70元）、美术（2.15元）、社会（4.55元）、自然（3.95元）、思想品德（2.95元）、信息技术（11.80元）、小学健康教育（3.00元）、拓展阅读（7.30元）、英语（1B，4.60元）、英语（1C，5.15元）、钢笔写字（1.80元）、同步训练与过关测试（语文、数学各一册，每册5.00元，共10.00元）。
共计16册，79.60元。其中后6种是教辅图书。
书单三，汕头市某中学初中三年级秋季用书：
语文（5.30元）、代数（4.70元）、几何（4.55元）、物理（7.70元）、化学（8.30元）、英语（10.50元）、政治（5.30元）、历史（6.85元），一课一练（语文、数学、物理、英语、化学、政治共6册，41.50元）、同步训练与过关测试（语文、数学、政治、英语、物理、历史共6册，共48.50元）。
共计20册，143.2元。其中后12种是教辅图书。另外，老师要求学生购买“1＋1轻巧夺冠金版、银版”的数学（金版、银版各一册）、化学（金版、银版各一册）、物理（银版），还有“三点一测”的语文，共6册，原价共83.70元，以7.5折算，约计62.00元。这样，学校统一购买和老师推荐购买的书本共达26册，共约205元。
从以上三份书单看，当前义务教育的教材大致有这样的特点：
一、内容极为芜杂。一个刚刚入学的小学生，居然要学十几本教材！不知道对一年级的娃娃怎样讲授“现代科技”？
二、教辅图书屡禁不止。书单一中的《课程探究》其实是作业本，为了能挤进课堂，居然起了一个很有“做学问”味道的书名，只是这样的书名一旦与小学一年级学生联系在一起，难免给人以滑稽的感觉。而书单三中老师推荐的“测试”、“金银版”让人感觉到似乎老师也有做图书生意之嫌。
三、核心教材在学生购书单中比例不高。如书单一，对于一个刚刚入学的6岁儿童，主科是语文、数学、音乐，有条件的再加上英语，也不过就四个科目，其他“教材”基本可以不要；在书单二中，即使把前8科视作核心科目，至少也可以少买8册书；在书单三中，核心教材与教辅的比例竟达8：18（12＋6）。以上三份书单突出表明，如果可以不买那些芜杂的教材和教辅图书，学生的负担将大大减少。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一方面是囤积十年的人才，一方面是极其有限的大学学位，这种严重的不对称，一夜之间使高考成为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争取改变命运必经的独木桥，考场成了战场。而要在战场上取胜，唯有多读书，这又很快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于是，应试教育应运而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教育与出版一拍即合，长期共享这一空前的巨大市场。以至教育越是发展离自己本来的目标越远，越显畸形；而越是畸形，就越为出版业的虚假繁荣推波助澜。最后就是上列三份书单所体现的，教育与出版沆瀣一气，对受教育者进行疯狂的掠夺。
二
随便翻开近年的出版年鉴，图书出版业的“繁荣”随处可见。《中国出版年鉴（2002）》刊登了国家出版业老领导许力以的《中国出版与海外交流的走向》一文，提到“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全国出版图书1.7万余种。90年代开始，一直到2000年，每年出书已超过14万种。以新书统计，1989年出版5万种，经过10年，到2000年已出版8万多种。”而2001年以后，每年出版新书几乎都超过10万种。《中国出版年鉴（2001）》的《“九五”我国图书出版业发展综述》一文提到：“从出版业的宏观发展来看，图书总印数由‘八五’末的63.22亿册增加到73.16亿册，增长15.7%……图书出版单位实现利润由10.96亿元增加到38.97亿元，增长255%……”。2001年，河北省新闻出版局系统实现销售收入41.26亿元，实现利润3.40亿元；吉林省“局系统共完成销售收入12.2亿元，同比增长8.9%；实现利润10106万元，同比增长25%……是1997年的2.6倍，年均增长幅度已连续四年达到25%以上……”；“2001年山西省新闻出版系统虽面临教材教辅降价等因素影响，总销售收入反而增加，首次突破20亿元大关，实现利润超1亿元。”……不管是宏观微观，出版业在20多年来一直处于高增长状态，的确十分“繁荣”。即使是2001年国务院发现教育存在一些问题，以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要求降低教材教辅的定价，以减轻受教育者的负担，出版系统的图书销售量却“反而增加”。要知道，这决不是只有山西省一个特例，而是全行业的普遍现象！其实， “反而增加”这个结果的出现并不神奇，你国务院对单本书价进行限制可能让我的收入降低，但我“开发”多一些品种，再向学生的书包多塞几本书，利润照样增长，“事业”照样发展。近几年来，国家对教材教辅的“限价”力度似乎越来越强硬，但学生的书包似乎也越来越鼓了。
《天津市书刊发行业协会2002年工作要点》提到，“根据统计，教材发行占农村新华书店图书总发行量的80%以上”。这里的“农村”实际上应包括县一级。就广东而言，2001年县级新华书店教材发行基本都在70%左右，极端最高的甚至高于95%。2003年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2002年全国出版图书的总定价是535.12亿元，课本总定价为195.74亿元，占36.57%(教辅图书未计算在内，按前面列举的三份书单中教材与教辅的比例测算，每年全国出版的教辅图书总定价应不低于教材的总定价，那么，教材教辅的总定价就接近400亿元，在图书出版中所占比重超过70%)。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我国出版业的支柱首先是教材，其次是教辅。进一步说，上面提到的出版“繁荣”，是因为有18844.14万的中小学在校学生（2002年统计数字）在买单！
三
教育与出版合谋掠夺受教育者的欢喜剧，可以说每时每刻都在神州大地这座舞台上演，比较典型的一个“折子”发生在广东。2002年5月，广东新华发行集团举办了一个 “中小学学生用书选用与开发座谈会”，到会的有不少教育界、出版界的专家。其中，人民教育出版社终审委员、全国中学语文教研会代理事长、《课程•教材•教法》原主编、教授张某的讲话很有代表性。他的讲话大概可以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出版吃教材：现在教育部有规定，某一家出版社的教材使用量不能超过60%—70%，这样，其他出版社就可能“有饭吃”。
二是出版怎样吃教育。他说：“我们还可以向其他方面拓展。比如说，小学写字教材、初中写字教材。……我们广东这么大，7000万人口，再加上周边地区，我们完全可以编一套有关写字的教材供我们本地和周边地区使用。”他认为编写写字教材的理由是“新教学大纲认为，汉字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写字在小学、中学要加强。”教学大纲提到“汉字是一种文化现象”就成了编写一种新教材的理由？他接着还说，成语故事有大量的文化内涵，也可以编成故事集；“我们要加大学生的阅读量”，这又可以编出不少书，包括“叫‘某某作品的导读’”等等；“此外，还有一些乡土教材，比如地市教材”；还有“学习方法指导的书”，以至“七八十万字，上百万字”的“百科全书”……。
张教授的讲话中，最点题的应该是，“目前我们已出的质量比较好的教辅读物仅有100多种，其发行量非常可观，一些出版社在这方面赚了不少钱”，可见，“赚钱”才是真正的目的。如果他所倡议的都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孩子就不是背着书包而是挑着书包上学去了，善良的人们真应该喊出声来：救救孩子！
这种教育的畸形与出版的“繁荣”必然给社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
首先，增加受教育者的精神与经济负担。如上文提到的书单一，深圳某小学一年级学生居然要学习那么多课程。其实诸如“现代科技”、“健康教育”、“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品德与生活”等等，如果确实“重要”，老师开一些讲座启发启发也就够了，犯得上用教材吗？一个刚刚入学的学生，能识多少字？专家们是否考虑过过量的课程安排对儿童的身心健康有何影响？那样的教材明摆着是多余的！如果不是为了经济利益，搞教育和搞出版的“叔叔阿姨”们会如此非理性？说到经济利益，在合理的制度下，一个人或一个组织根本没有资格强制他人接受无理的交易而获利。现在商家也不能搭售货品，受教育者为什么要去接受那么多无用的书？如果我们承认书单一只有语文、数学、英语（学生用书）和音乐是必要的，其他是多余的，那么，每个学生可省购书款达51.65元，占全部购书款76.20元的67%！而书单三如果减去18册教辅书，受教育者减轻的经济负担更达70%以上！从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发现，真正的经济“减负”不能光从书的价格上着眼，还应该慎重把好教材准入关，以免别有用心的人通过“教材”对受教育者进行掠夺。
其次，影响教育质量，干扰教育目标的实现。教材过多过滥，容易分散学生的注意力，导致主次不分。什么都要学，什么也学不好。国内外教育科学理论已经揭示了不同教育对象在某一时段可能接受教育的基本内容，并非所有有用的东西都要通过课堂学习来获得，也就不是什么被认定有用的知识就一定要编成课本，要求学生在课堂上学习。课堂学习一定要学“基本”的知识和通过这些“基本”的知识能够“举一反三”的方法，而不是样样俱全。“有用的知识”就该编成教材不过是某些唯利是图的教育者、出版者的借口！教辅读物的泛滥使学生的作业千篇一律，自孔子以来“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已经被彻底抛弃！老师乐得偷懒，学生容易找到标准答案，师生都得到好处，但这种“投其所好”的做法，得益的只有这类图书的编写者和出版发行者，被牺牲的是民族文化的未来！
第三，巨大利益使各种社会力量趋之若鹜，导致行业市场极端混乱。近二十年来，出版界公认，出版、发行单位有教材教辅出版经营权的，日子就好过，反之，就只能惨淡经营，甚至坐以待毙。从教材教辅的编写开始，出版社与出版社之间就已展开争夺，甚至那些身份的合法性还有待论证的“工作室”，也豺狗般地在这块肥肉周围转悠，伺机下手。因此，出版行业内部经常争吵不休，矛盾重重；而社会上教材教辅的盗版也越来越严重。不要以为盗版者都是一些“社会闲杂人员”，其实，出版社内部某些掌握资源者、某些基层教委、某些学校也参与其间。有些“正人君子”不屑做盗版生意，但不妨碍他参与“市场”竞争，如上文提到的书单三，那位向学生推荐7折教辅书的老师，相信他的推荐决不是义务劳动。笔者就曾见到某个镇的中学初中英语教材盗用“朗文”教材，把彩色正版教材复印后成批印刷，变成一种质量极差的黑白版，供全校学生使用。这种行为如果没有当地政府教育部门的插手，很难想象得以实现。现在，出版界谁都想做教材教辅的生意，这种局面如果得不到合理整治，也许还将进一步乱下去。教育与出版部门之间也存在矛盾，掌握“教育市场”准入口的教育部门其实很想独家占有教材出版发行的利益，近年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教育书店”，与出版争利；又因为教材编写从立项到审定都由教育部门控制，出版部门为了使自己组织编写的教材获得通过，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投入”，因此出版部门也在埋怨成本太高。只是，相对于教育部门，出版部门形同“附庸”，也只好忍气吞声。另外，在国务院意识到各省市图书市场“壁垒”森严，不利于全国大市场的形成，以至不能更好地整合资源，因此推出一系列促进大市场化的措施（如允许图书经营单位异地批发经营、教材发行招投标、教材出版招投标等等）之后，全国大市场仍千呼万唤未出来，实际上这也是受到教材教辅的既得利益者的阳奉阴违、百般阻挠使然。
明白人都知道，不解决好教材教辅问题，出版界的其他问题就无法真正解决。
第四，造成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我们都知道图书是用纸张印刷的，纸张的原料是树木、竹子，大量制作图书，就意味着要大量砍伐森林，导致生态不平衡、水土流失，而造纸还给环境带来严重的污染。如果是用于科学和人文知识传播的图书制作，付出一定的代价还情有可原，但是为了制作大量的无用之物（绝大多数非主科教材基本没有用到，给学生带来沉重负担的大量教辅读物其作用也有待商榷），社会为之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造成双重浪费，显然不是明智的选择。
第五，为腐败提供了条件。教育与出版业获得的巨大利益，很可能成为腐败的温床。现在，随便在哪个网站的搜索引擎输入“教育腐败”这一主题词，动辄就有上万条信息出现。今年国家审计署对广东吴川县教育局2002年1月1日至2003年6月30日的财务状况进行了审计，结果发现，“教育局属下17个办公室餐费开支402万多元，总计高达611万元之巨”，“在所报销的票据中，大量是面额为一千元的单据，其中有20多张连码，明显有问题”。吴川县在广东省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教育部门有这么多钱可以用来吃喝，当地受教育者受到怎样的盘剥可想而知！从全国范围看，这种现象恐怕只是冰山一角。至于出版领域，情况也不比教育界好多少，近日有消息传出，南方某重点图书发行集团爆出巨额贪污案，几个高层管理人员已被“双规”。钱容易圈到手，用起来也就没规矩，这正是当前教育、出版部门腐败的根源。
第六，使出版工作偏离传承民族文化、世界先进文化的主线。一个国家的出版事业当然应负起本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责任，通过教材出版去实现这种传承的目的固然可以理解，但是，如果一味地出版教材，置其他图书形式于不顾，这种传承的作用将大打折扣。近期“三联风波”体现的就是，到底是只要钱不要文化良知，还是既要钱也要文化良知的一种争执。问题在于，当今出版界，既要钱也要文化良知是难以实现的。在社会为教材教辅的出版提供了巨大空间的前提下，必须也踏上这条轨道，才能比较容易地赚到钱，这也是出版单位对教材教辅出版锲而不舍的原因。现在三联传统的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三联不做教材怎样实现“做大做强”的目标，恐怕就难说了，至少近期是这样。三联所碰到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出版社正在面对的难题。在这种出版“繁荣”的大局下，多少出版资源被用到教材教辅的出版发行中，很多涉及民族文化和世界先进文化传承的图书选题得不到开发，即便开发了也很难争取到书号，更常常因“没有经济效益”而被出版社拒绝。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势必对未来民族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四
造成教育与出版部门合谋滥编滥发教材教辅的现象，虽有上文提到的一般社会原因，但也有法制不够健全的原因，“义务教育法”的制定与实施在客观上尤其起了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这个“义务教育法”为教材教辅的泛滥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才使得问题日趋严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于1986年7月1日起施行。1992 年3月14日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十九号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更进一步规范“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在第七章“罚则”第四十条有如此规定：“适龄儿童、少年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未按规定送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接受义务教育的……可视具体情况处以罚款，并采取其他措施使其子女或者其他被监护人就学。”就是说，九年制义务教育亦即一般所说的小学、初中（包括相当的）教育，是由国家立法强制进行的教育，任何人没有履行该法律法规所规定的义务，即属违法，必将承担法律责任并受法律制裁。
但不知为什么，对于与实现“义务教育”关系十分密切的“义务教育”教材的编写、供应等却没有做出严格的规定。虽然“义务教育法”第八条提及“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审订教科书。”“实施细则”第五章第三十一条也提到：“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措施，保证实施义务教育各类学校教科书和文具纸张按时、按质、按量供应。”在《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发 [1993] 3号）中，这层意思表述得最为清楚：“省级政府负责本地区基础教育的实施工作，包括制订本地区基础教育发展规划，确定教学计划，选用教材和审定省编教材。”但是，教材供应的性质及方法方式（包括有效的监督、制衡机制）却不见界定和表述。可以说，教材供应如何与“义务教育”配套，并构成一个“义务教育系统”，在立法方面明显不够完整，这无疑是一个较大的漏洞。
于是，法律给“义务教育”圈定了一个地盘，它把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人“强制”进来，这些人需要使用教材，这里形成了一个需求“市场”；提供教材的人（如国家教委、省级政府的教育行政部门、教材出版者和发行者）因为没有系统的相关法律制约，面对这些一定要“消费”他们产品的人，有意无意总有偏颇的时候（如十几年来教育出版社及介入教材教辅出版业务的出版社异乎寻常地多了起来，教材种类几乎失控性地增长等等），所以难以避免出现上文提到的诸多弊端。在这里，法律强调了遵守法律的义务，却没有通过法律对履行法律者进行必要的保护，以致受教育者在不知不觉中成了被剥夺者。
本来，因“义务教育”而形成的教材“市场”应该被视为社会公共资源。社会公共资源不应该由某些行业垄断，成为某些行业的“金矿”，而应该由政府在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下进行控制，才能保证其得到最有效的开发、利用，同时把效益回报给社会。“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教材供应——选择（包括部分编写）、出版、发行，基本被教育和出版部门所垄断，尽管十几年来这些部门也算完成了工作，但因为不合理的机制造成的负面影响太大，现在是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应该说，中央政府还是及时地发现了问题，近几年陆续要求对学生的课程“减负”，为减少购买教材的经济负担，又出台“教材限价”、农村使用黑白版教材及教材出版发行招投标等政策。但目前看来收效甚微，小、中学生的负担还是很重。政策并非不严厉，可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受教育者还在继续吃亏。现在看来，只有从法律的角度入手，修订“义务教育法”，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全新的机制，才能有效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象。
现在的“义务教育法”对政府实施该法的“义务”强调得不够，“义务教育”的义务首先应该是政府的“义务”，政府应该为受教育者安排好程序与设施，创造一切必要条件，并以此作为考察地方干部业绩的要素之一。这样，政府的“义务”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另外，创新教材的编写、审定、选用和供应机制也是十分必要的。建议在修改“义务教育法”时，把由国家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审定、选用教材的规定改为由国家和省级“人大”审定、选用教材，使这一权力从行政系统转移到立法系统。这样做的好处是：“人大”代表的是广大人民的意志，自然包括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的意志——相信广大人民的意志不会容忍当前教材教辅滥编滥发现象继续存在，从而可以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合理状况；而教育行政部门不再有权决定与自己利益相关的事务，只成为一种“执行”机构，更符合行政职能，并在教育设施、条件等的落实上更加专一，对教育事业发展具有更大的领导和促进作用。
在这种前提下，教材供应形式可以采用“政府采购供应制”这种做法，即义务教育所用教材，以政府名义向出版部门采购，然后提供给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向学生收取成本费。政府采购可以采用“招投标制”。以广东省为例，近年义务制教育教材的出版发行总值大概为10亿元，在现行机制下，出版发行毛利约占50%，教材的实际值只有5亿元。如果剔除上文所列那些滥编滥发部分，再刨去2亿元应该是完全可能的，那么，广东教材的实值就只需3亿元了。从10亿元降到3亿元，这才是具有真正意义的“减负”！以此类推，全国受教育者应可减去多少无理负担！至于出版业，教材出版与发行因政府采购制的实行势必毛利剧减，但近年来他们在这一领域得到的利益本来就是不合理的，这一点，不少出版从业人员也早有所认识，认为终有一天这种不合理的局面会有所改变，因此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准备，这样就不至于构成致命打击。再说，出版界获得的这些超额利益，也没有带来真正的出版繁荣，这些超额利益实际上有如被污染的血液，正在危害出版业的肌体。教材利益实在巨大，以致他们仅仅热衷于教材的滥编滥发，追求眼前的好处，完全忘记本行业的基本社会责任，使它不能像绝大多数民众所期望那样，真正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承、传播人类先进文化方面负起应有的责任。教材编发机制的改革，也许能促进出版业改弦更张，实现真正的繁荣。
按照我国对WTO的承诺，图书发行即将全面放开，50%的发行毛利对谁都具有吸引力，如果我们不把这块牵涉千家万户利益的“公共资源”管理好，届时，义务教育教材供应的混乱还将更加不可收拾，这是当前政府不能忽视的社会问题！而如果这一问题能得到有效解决，则无疑既是教育界的福音，也是出版界的福音，更是所有孩子乃至全国人民的福音！
作者为出版界资深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