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这是我在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教新闻的第一个学期的期末。学生们已经放假回家过年。作为生手教授，我在12月的一天里在办公室战战兢兢地往电脑里输学生的期末成绩。
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完成这个成绩录入的过程，生怕有任何差错。我花费了一个小时登录三个班级的成绩然后按了“回车”键。这时候麻烦来了。
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有两个学生向我提出质疑。注意，我并没有预告录入成绩的时间。他们一直就在不断地检索现在许多大学都使用的网上成绩公告系统。
“我的期末成绩为什么是B？”一个学新闻的学生发电子邮件质问我。“请你尽快回答。我在美国大学上学期间从来没有得过B，你给这个分数肯定影响我的GPA。”
我必须说我震惊得不知所措。这孩子哪里来的胆子竟敢这么嚣张地质问教授？他为什么这么看重成绩？他真的认为将来的雇主会要他的GPA看看吗？”
我检查了在电子黑板上非常认真地记录的平时成绩。他有三次小测验没有参加，三次写作作业两次得了85。没有给他A的理由。我让这个成绩损害他的GPA是因为他没有完成应该做的作业。
对另一个挑战者我没有那么坚决。我还在办公室的时候，她打电话找到我。她想知道为什么得个B+。主要原因是她在班上几乎从没有发言过，所以B+是主观的。她喋喋不休再三恳求，我终于很不情愿地答应把她的分数改为A-。当时我想“嗨，既然它对你那么重要，我就改一下。”她千恩万谢，并祝我假期愉快。
我没有想到压力才刚刚开始。
学生们誓不罢休，在春季学期中间，不断到我办公室来坚决要求我重新批阅他们的论文、更改他们的分数。他们要求重新参加考试，询问成绩的邮件像雪片般飞来，更多的是要求提高期末成绩。我开始纳闷是不是哪里做错了，发出了错误的信号以为我好说话。于是我向传播系的其他教授请教。他们也都有自己的故事。
我的同事Wendy Swallow告诉我一个学生成功地让她的圣诞假期泡汤。尽管以优等生进入美国大学(AU)，这个学生在Wendy Swallow的新闻写作课作业没交，前半学期上课就睡觉，睡了半个学期。然后她请求高抬贵手放一码。
Wendy Swallow说“我让她补考一次，但是警告如果再旷课或推迟交作业，期中分数将重新回到缺课而得的F。结果他学期的最后三次课仍然旷课，剩下的作业都交得很晚。甚至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迟到。”
Swallow给这个学生C-minus，意味着她没有资格评优。学生感到震惊，她打电话给老师家里歇斯底里地宣称要退学。对Swallow来说，C-minus已经是照顾她了。对于学生来说，这简直就是圣诞节送来一块煤。
Swallow说“她一连几天打电话纠缠。”老师没有心软，建议她向学校提出申诉。她拒绝了。“虽然如此，整个事件让她的假期非常糟糕。现在我等到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分钟再输入学生成绩，因为那时学生都已经离校，我省得遇到学生即刻的纠缠。”
另一个同事教摄影的Leena Jayaswal说她曾经让一个学生不及格。“这学生暑假过后找我想说服我让他过，因为别的教授都给他C。” 他没有做她指定的作业没什么大不了。
在美国大学（AU）教新闻伦理学和新闻法律的John Watson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他说许多学生相信只要努力学习---虽然不一定功课很好---就应该得到A。”John Watson说“我无法告诉你有多少次学生在为分数交涉时根本不谈课堂表现如何，而是讲他们如何如何努力。我欣赏他们的努力，而且努力肯定产生良好效果，但是并不产生学生想要的好成绩呀。我们每个人的天分是不同的。”
这是许多学生（包括他们的家长）都感到难以接受的概念。努力学习，尤其是考试前的晚上或论文上交的最后期限前，并不一定就产生好的成绩。
“在50岁的时候，如果我拼命跑，我能8分钟跑1英里。” Watson说“我的学生可以7分钟跑1英里而且根本不出汗。他们总能跑到我前面，这公平，还是不公平呢？”
去年9月，AU大学的教学指导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Excellence）举行了午餐论坛为老师们提供窍门如何减少让人心烦的分数麻烦。我迫切地参加了。
我们得到的建议是明确的：最重要的是清楚表明分数标准和对学生的要求。如果可能的话，用数字分数制而不是字母分数制。如果分数是89，就写在纸上，而不要写B-plus。
AU 大学教学顾问 Jack Ramsay说“关键是评分体系要尽可能透明公开。”
但是即使最透明的平分体系也无法消除学生对优秀的狂热追求。在来出席这个论坛的20名老师中，大部分讲了他们遭到学生因为分数纠缠的故事。
文理学院教务处长助理James Mooney 说“同事们告诉我的关于分数麻烦的主角主要是得B的学生。他们都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得到A。难道得B就有问题了么？”
当然是了。Mooney说“学生们在中学的时候是分数膨胀的受害者，上了大学后，学习成绩评定非常严格。这是最难给学生说清楚的事情之一。如果你得了个B，说明你在这门功课上学得很好。”
但是他的解释并不能让学生或其家长接受。要求教授给A分数的压力并不局限于美国大学。按照主持Gradeinflation.com网站的杜克大学教授Stuart Rojstaczer的说法，这是大学的普遍现象。
在杜克大学及别的许多大学A分数已经超过 B,而分数 C基本已经从学生成绩单上消失了。去年春天，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宣称要向分数膨胀宣战，要将A的成绩控制在所有分数的25%以内。在一半分数为A的哈佛大学，学校宣布将优秀毕业生占91%的比例减少到50%。
尽管有这些措施，Rojstaczer认为，要遏制A分数的迅速增长势头并不容易。他指出1969年杜克大学四分之一的毕业生分数是C。到了2002年，C分数已经降到不足10%。
教环境科学的Rojstaczer承认他曾在2年前为华盛顿邮报撰文他很少给学生C分数，“我的多数同事也一样。我可以想象过不了多久，我会对B分数说同样的话。”
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和分数评定权威Arthur Levine追踪到越南战争以来的历史。他的研究显示“分数低的学生可能要当兵。”“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研究生院大量以A和 B作为课程及格的分数。这很快过渡到本科生并成为标准。”
他说接下来就是消费主义意识。简单来说，私立大学的学费平均已经高达每年28000美元。如果父母掏那么多钱，他们当然希望成绩全优作为回报。“因此，如果老师给了成绩B，那是不能接受的。” Levine说，“因为老师是为学生服务的。我期望得到A，如果得了B，我的钱不是白花了吗？”
Rojstaczer同意这个说法，“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上大学不再是特权或荣誉，大学成为一种消费品。这个转变的消极影响之一就是大学教师已经转变成为提供服务的打工崽了。”
Levine认为我们“提供服务的打工崽”如果坚持优秀分数的要求就是对学生的损害。“教育应该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让你知道哪些你能做好，哪些你做不好。”他说，“如果人人都得到高分数，你就学不到这一点。”
但是，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许多学生对这个认识并不感兴趣，他们的父母也一样。当美国大学教务长James Mooney了解教授关于分数申诉的情况时，他惊讶地发现有些学生动用家长直接向教授抱怨分数太低。Mooney 说“一个同事告诉我他接到学生的妈妈打来的电话自我介绍说她和她丈夫都是律师，“他认为这是在威胁他。”
虽然我还没有收到来自学生家长的恐吓电话，但是父母很明显鼓励了学生不停地要求A分数。这是后天学来的行为。我知道，因为我自己在成为大学教授前对儿子施加过同样的压力。
去年秋天，在Arlington高中读书的大儿子鼓足勇气告诉我他在英语课第一学期得了个C，我做了任何一个面临孩子上大学的自尊心强、关注分数的家长所做的事：我哭了。然后我给他的老师发电子邮件约定三个人见一面。我儿子老师的家长很配合。她同意如果儿子下学期表现好，两个学期都是平均成绩B 而不是其中一个糟糕的C。
有一个词用来指像我这样的学生家长。他们要确保在学校联系薄上得到老师的电子邮箱和家庭电话号码，一旦孩子考试不及格就给老师发邮件的那种，那种采用自己在专业领域打拼中表现出的决心来确保孩子在学业上取得好成绩。
我们这种家长被称为“直升飞机家长”因为我们在孩子做的每一件事的上空盘旋就像秘密特工保护总统一样。（我的儿子把我称为阿帕奇攻击直升机，而他是被围困的费卢杰Fallujah）只不过我们不用担心孩子被瞪大眼睛的刺杀者掳去。我们只是想让他们进入一所“好”大学，不管这个好意思是什么。
曾撰写《焦急的家长：现代美国孩子抚养历史》（Anxious Parenting: A History of Modern Childrearing in America）的乔治梅森大学教务长Peter Stearns 说“如今的家长对孩子在学校取得好成绩可谓不惜血本。这个事实让老师感到摆脱家长纠缠的直接或间接的压力，给学生相对教高的成绩或做些通融和修改好让他成为18岁成人式毕业生代表。”
不做出这些修改的高中领导可能会被告上法庭来为他们的分数政策辩护。两年前，新泽西Moorestown高中的毕业生提出$2.7 million的诉讼，在她被告知她得和另外一个优秀学生共同分享这个荣誉。另一个事件发生在密执安州，孟菲斯高中的一个没有能在毕业典礼上发言的毕业生状告学校他的一门课程A应该是A-plus。
学生对分数和班级排名的超级关注并没有在上了大学后消失。连同他们的手提电脑和手机，这些学生把伴随他们18年的父母的焦虑和压力也带到了大学。
我的其中一个学生Rachael Scorca说她的父母总是以分数作为奖励的标准，在她上了大学后还是如此。“在高中，我的社交生活和宵禁都围绕成绩A，” 主修广播新闻的Scorca解释说“我需要平均分超过90才能在非周末时间出去玩并将宵禁时间尽可能往后延长。上了大学，父母无法控制我的作息时间或努力程度，他们开始控制我的银行帐户。如果我成绩好，他们就不往我帐户上汇钱，这样，我就没有办法过社交生活。”
但是我的多数学生告诉我得到优异成绩的压力不再是来自父母了。压力已经内在化了。Molly Doyle 说“我要说压力来自自己的个人标准，这也是自己引以自豪的东西。当人们问起成绩怎么样时，我就可以自豪地说得了A和 B。”
在我教书的第二学期，我收到秋季上我的《新闻媒体改变历史》的学生的电子邮件，他对自己的分数不满意，试图贿赂我（没有成功）。
他写道“教授：我再次查看了我的分数，得了 B。我需要得到B+以上的分数才能保持我的奖学金，我不知道怎么得了B。而且，为了报答您的帮忙，我还为您从The GREAT INDIAN CONTINENT买了点东西。”
我邀请他到我办公室来当面解释为什么给他一个B,但是他在爽约几次之后，就消失了。
有些学生就比较坚定，尤其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和这个企图贿赂我的人在同一个班上的男生。他得了个A-minus，发来邮件清楚表示不满：“我和班上好几个同学约好，显然我们得谈谈。我本来认为你是个给分很严格的老师，从你那儿得个A-minus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和其他学生交谈了之后，发现分数比我想象的高多了。我不是说别的同学不配得到那个成绩，但是我确实觉得很吃亏，我认为我的作业，出勤和一贯的课堂表现应该得到全优solid A。”
我没有回复他的邮件，他再次写道“我知道得到A-minus的学生还抱怨是让人痛苦的事，可是我开始怀疑分数评定的标准了。我很想知道是哪些学生得了A，我不否认有些学生在小测验中比我做的好，但是我已经通过学习的热情和积极参加课堂讨论弥补上了。我真的认为应该得到A。如果我是个A-minus，我会认为你肯定判了许多C和 D。我不想给你添麻烦---以前我从来没有因为分数找过老师，但是我确实感到很委屈。”
我本不应该做的，可是我答应更改分数。我的学生兴奋异常。他写道“在分数膨胀如此严重，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学生们根本经不起小事的伤害。我认为你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
但是当我完成必要的书面工作，分数更改却被学校领导拒绝了。虽然我第一次更改分数没有人提出质疑，分数只有在电脑输入不正确的情况下才能更改。系主任助理问我“更改分数对别的学生公平吗？如果其他学生也要求更改分数怎么办？”
我通过邮件告诉这个学生分数无法更改。“做出这些决定的上帝告诉我他们拒绝了，因为这样做对班上其他学生不公平。你的分数是根据数学公式算出来的，只有在计算错误的情况下，分数才能更改，我很遗憾。”
他回信说“我觉得你的回答不合逻辑。如果学生感到分数给的不公平，希望得到更正，学生当然要找评定分数的老师了。除了你，我还能找谁？我该怎么办？这个事件实在让我吃惊。”
我告诉他应该找谁。我不知道他是否去找了，但是最近我看到他，他还停下来给我微笑和讲话，但是没有提成绩的事。
今年春季学期评定分数的前一天，我碰上一个急匆匆奔出办公室的同事。我问她，“这么着急干什么？”
她回答说她刚刚把成绩登录完毕，想尽快离开学校。但是她跑得还不够快。8分钟之内，有个B-minus的学生已经打电话申诉了。
我把期末分数登录完几个小时后，凌晨1点44分收到学生的电子邮件。她得了B很不高兴。她告诉我她学习非常刻苦。不过，这次我有思想准备。我有清楚的数据来支撑，决不会再做让步。心软的教授已不复存在。
译自：“A"s for Everyone!”by Alicia C. Shepard Sunday, June 5, 2005; W1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06/02/AR2005060201593_pf.html
译者简介：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