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这个感慨源于我们北大法学院（以及北大其他一些院系）今年研究生招生方式的改革。
往年我们研究生招生，通常都是考生在报名时先填专业志愿，然后学校根据考生考试成绩择优确定参加各专业复试的名单，最后再根据初试和复试的综合成绩择优确定录取名单。但这样做往往出现下述“不公平”的现象：有的专业（如民商法）报考考生特别多，一些考生的考分高出北大取录线几十分却上不了北大；而有的专业（如法制史）报考考生特别少，该专业即使按北大最低取录线录取学生，也招不?M预定指标。
为了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今年研究生招生方式特作如下改革：考生报名时先不填专业志愿，待考分公布后，达到北大录取线的考生再自己选择报名参加复试的专业，但各专业复试的名额有严格限制：为预定录取名额的130%。各专业从所有报名复试者中依高分到低分确定本专业复试名单。据说这样改革首先是出于对考生的“关心”：使那些上不了“热门”专业的高分考生还可能上个“冷门”，不至于让他们连复试的门都进不了；这样改革据说也是出于是对那些“冷门”专业的导师们的“关心”，使他们不至于门庭冷落，招不到弟子。
但是，从改革的效果看，改革的“预期受益者”，即被“关心”者，不仅不领改革者的“关心”之情，而且颇多怨言，甚至个别被“关心”者还有点怨恨。因为大多数考生非常看重专业，他们报考北大，本来就是冲着某个专业来的。结果该专业复试名额被一些考分比他们高出几分，而对该专业并不怎么感兴趣的“机会主义”者报?M，他们只能被迫去参加他们非常不情愿的专业的复试。例如，有几个非常喜欢行政法专业的考生，其初试成绩也不错（340多分），他们一再要求参加行政法专业的复试，但教务人员横竖不同意。说行政法专业只有8个复试指标，已经?M了，一定要让他们去参加法制史专业的复试。这些学生找到行政法专业导师，哭着要求接受他们复试，说情愿承担复试不及格被淘汰的风险。行政法专业导师非常同情他们，给教务人员打电话，请求教务安排他们参加行政法专业复试。但教务坚决不答应。行政法专业导师认为，多有一些考生复试只有好处而无什么不妥，因为其可以有更大的选择余地，只要最后不超过学校分配的录取名额不就可以了吗。但是，教务坚持改革不动摇，仍然让这些考生哭着去参加法制史专业的复试。
上不了“热门”专业的高分考生们对改革给予他们的“关心”不领情，作为改革另一“预期受益者”的“冷门”专业的导师们对此种改革也颇不以为然。他们认为，教务打发到他们名下复试的考生大都是不喜欢他们专业，对他们专业没有感情和兴趣，只是因无奈而来到他们名下复试以求一个北大名分的，这样的学生能学好他们的专业吗？因此，他们放言，宁缺勿滥，对那些原本选择别的专业复试而被挡在门外，让教务打发到他们那里来的考生一个不要，一个不收。就这样，法学院某专业今年复试（笔试）没有一个考生及格的，到他们那里复试的考生全部被淘汰。
这样的结果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它说明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珍贵的道理，那就是：对人最大的关心，最大的善，是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任何人都不要以救世主自居，自以为自己比当事人更懂得其利益所在，而为当事人去做出种种安排。因为这种安排尽管是出自安排者的善心，是全心全意地为被安排者谋利益。但是被安排者的利益往往只有被安排者自己心里最清楚，安排者为被安排者谋取的“利益”对于被安排者来说，可能不仅不是利益，而且是痛苦，甚至是灾难。
但是，在中国，这种乐于为别人选择，为别人安排，为别人谋“利益”的事简直是太多了：在家庭生活里，我们的父母亲常常为子女的前途做出种种设计，从上什么学校到选择什么专业；从找什么工作到选择什么恋爱对象，等等、等等；在社会生活中，我们的党和政府常常为人民的幸福做出种种安排，从农村的合作化、人民公社，到城市的公私合营、国营化，从企业的产、供、销、人、财、物，到市民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等等、等等。当然，在某些情况下，父母不征求子女意见，径行代表子女做出某种选择，政府不征求公民意见，径行代表公民做出某种选择是必需的、必要的，如子女为未成年子女，公民为无行为能力公民的情况。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尊重当事人的选择才是最大的善。尽管有时当事人的选择对当事人确实是不利的。例如，前述几个选择参加北大行政法专业复试的考生，由于该专业招收名额的限制，他们被淘汰的可能性也许比参加法制史专业淘汰的可能性大，但是如果我们尊重他们自己的选择，他们即使被淘汰，也可能比“被迫”去法制史专业复试而不被淘汰（实际上也被淘汰）心里会更好受些。就农村当年的合作化、公社化而言，如果我们尊重当时农民自己的选择，他们即使一时不搞合作化、公社化，粮食产量低些，日子过得苦些，也可能比“被迫”搞合作化、公社化，粮食产量高些，日子过得好些，但心里感受会更幸福些。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人之为人，其自我选择是其最大的欲求，从而，尊重当事人的选择乃是最大的善。（学术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