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香港大学在内地招生中拒绝多名高考状元的新闻,在舆论界引起很大的轰动。250个招生指标,竟容不下11位天之骄子,按照去年“阿甘事件”的逻辑,分明有违反程序正义的嫌疑。不过,港大的理由很明确:这些状元,属于“高分低能”,面试成绩不及格。港大对申请人的考量,要全面考虑其英语的应用能力、学习潜质,是否适应香港生活,以及对香港是否有贡献,若是只求读书来港,完全不打算参加课外活动的“书呆子”,则不会收录。
港大并非标新立异,这不过是国际一流大学录用新生的普遍原则而已。大学培养的不是只会考试的应试机器,而是有创造和适应能力、素质全面、热心公益的各界精英。这样的培养目标,内地大学虽然原则上也同意,素质教育也嚷嚷了多少年,但从来是雷声大、雨点小,在高考制度上迟迟不见任何改革。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我看来,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性因素,乃在于当今中国的高考,如同传统中国的科举一样,不仅是选拔人才,而且是社会流动最核心的制度性管道之一。中国近20年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失衡,地区与地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产生了严重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固然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社会流动的匮乏。只要底层精英还有向上流动的指望,还有某个比较公平的制度作为出人头地的保证,这个社会还不至于崩溃。高考制度作为当代新科举,就承担了这一社会缓冲阀的功能。年青学子们可以出身贫寒,可以没有关系背景,但只要你是一个读书的种子,就有希望咸鱼翻身,跳出龙门。
高考制度是目前中国仅有的几个基本剔除了人为因素的刚性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当然地区差异依然很大),考生的所有素质都被化约为应试教育中那些可量化、可比较的直观数字。尽管社会各界都明白“唯分取人”未必合理,但一般老百姓不这么想,他们要的是公正,要的是与上流社会同样的权利,这些年围绕着高考的争论,社会舆论关心的焦点不是考试和招生方式是否合理,而是是否真正实现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如何将权力、金钱和地区差异的因素排除出去。
就形式化和非人格化而言,如今的高考比当年的科举还厉害,科举是否录取,还取决于考官的个人口味,但如今的高考却将考生和考官的人格和个性因素降到最低,完全成为一场机器式的功能性博弈。唯有这样,老百姓才感到放心。如今的中国社会,大家对人空前地不信任,他们只相信程序,特别是像高考这样的刚性程序,即所谓的程序合理性。这也难怪,这些年人们听到了太多的教育腐败的负面例子,教授的信誉全面破产,学院精英与商业精英、权力精英一样,被社会舆论列入到腐败的黑名单中,属于不可信任的群体。尽管搞腐败的在学院中只是少数,但一颗老鼠屎可以坏掉一锅粥。大家可以相信哈佛,相信港大,却不敢相信北大、清华,更不敢相信一般大学的教授。这正是高考改革的瓶颈所在。
中国的高考,是一个荒谬的制度。不仅是选拔方式上的荒谬,而且是人才本身的荒谬。在应试教育的指引下,中国的孩子从幼儿园开始,就被熏陶为一架考试机器。可以缺乏个性,可以性格幽闭,可以知识狭窄,可以口是心非,可以没有公益精神,可以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也,但只要学会一样本领:应试,便一好百好,一俊遮百丑。有什么样的考试,便有什么样的人才,有什么样的人才,便有什么样的国家。中国之未来,不能不令人担忧。
不过,这似乎又是一个迫不得已的荒谬制度。刚性的高考制度,虽然损害了国家未来的公共利益,却能保障底层精英的个人利益,保证他们在形式公平的规则下,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向上流动。高考,成为芸芸众生们在不理想的社会中,实现个人梦想、希望和幸福的康庄大道。它是荒谬的,又是合理的;它是可悲的,又是可敬的;它是地狱,又是天堂,它是一头让人哭笑不得、又无可奈何的怪物。
我们赞成社会公正,赞成给所有考生平等竞争的机会,但是,非要采取这样“唯分取人”的传统方式吗?为什么香港大学能做到的,北大、清华就不可以去做?凡人当然是不可靠的,人性中都有幽暗的一面,但只要有合理的程序设计,有行政和舆论的严格监督,像香港大学那样的综合衡量考生的录取方式,就有可能在中国大学里面,首先是北大和清华开始试行,然后逐步在全国推广。
只有改变了高考、中考乃至各类考试的“唯分取人”,所谓的高考状元,才会变得平淡无奇,所谓的应试教育,才能得到根本性的遏制。学生们才会重新学会在作文里面讲真话,积极地表现自己的个性,争先恐后地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那才是当年梁启超所呼唤的“新民”,21世纪所真正需要的知识精英。
《中国新闻周刊》23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