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病”导致学术精神的沧丧。作为学者必备的基本素养，被官场规则消磨得所剩无几；至于学者的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更是被官场染缸改变了颜色。
在我国官本位体制的影响下，高校也是官场。官场应有的病症，高校几乎都应有尽有。当年，英国的诺斯科特·帕金森曾写过一本《官场病》，尖锐地揭露和讽刺了英国政府的官僚主义弊端。杨支柱关于高校管理的系列文章，包括《评估、株连与弥天大谎》、《高校扩招的忧思》、《为考试作弊者叫屈》、《2003年M大学考研复试》、《高校的政绩工程》、《评承诺制》、《什么是依法治校》等（以上文章均载于《先有鸡，先有蛋——透视中国教育》，北京，中国民航出版社，2001。）把中国高校管理中的种种问题暴露无遗，堪称抨击高校“官场病”的力作。
“官场病”在中国高校的表现，首先是“官本位”问题。杨支柱的文章中，对高校“官本位”有着多方面的揭示，使我联想到了“八大员”治校的说法。本来，教授治校还是官员治校，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在我们国家，却是实实在在的大问题。而且，“官”的泛化，使“官本位”的外延在不断扩展。真正的“官员”我们暂且不说，那些没有官衔却掌管着某些事务的办事人员，基本都已经由“掌管”异化为“长官”了。所谓“八大员”，本来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服务人员的称呼，到了1970年代变成对乡镇基层干部中“以农代干”的称呼，现今却成了高校一景。高校中的“八大员”，是指驾驶员、炊事员、采购员、教务员等。驾驶员指挥校长今天已经司空见惯，教务员监控教师也不是新鲜事，时代的时步使其总算不说对教师“全面专政”了，但实际运作上却由他们全面指挥着教师，而且日积月累，“八大员”由科长而处长，已经有相当一批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员，干部会议上寥寥可数的几个教师，有点像羊群里的几只牛。因此而来的校内政策向官员和准官员的倾斜，几乎成了不可医治的痼疾。
“官本位”对高校的影响不仅仅在干部队伍的构成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学校的运行规则方面。我们的高校现状大家都知道，不是按照学术规则操作，而是按照官场规则操作。于是，“政绩工程”之类的管理行为屡见不鲜。杨支柱文中所涉及的评估、检查、评比、项目审查、人才选拔，等等，无不是以官场规则在实际动作。即使是真正的教师主政，你也无法跳出这种怪圈。你如果不按官场规则运作，就会被淘汰出局。有的教师，误打误撞兼上高校的某个官衔，他们面临的选择无非是两个：一是逐渐“淡出”教师行列，使自己官僚化；二是坚持自己的教师本色，遭到有形无形的排挤。选择前者具有极大的诱惑力，名利双收，前途光明；选择后者则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有点像当年书生从政的蒋廷黻，成为“撞进瓷器店的一头野牛”。名贵瓷器不可能让你撞个稀里哗啦，你所撞上的很可能是瓷器外面罩的一层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实实在在的官僚之网，你撞得精疲力竭还看不清对手，你只有靠自己的一点良知支撑。即使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纯而又纯的教师，也会处处陷入这种官场规则的包围之中。谁都要同与自身生存有关的方方面面打交道，人非圣贤，谁能清心寡欲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这样一种体制，已经成为对教师进行“思想改造”的官本位磁场，相当多的教师都经不住这种诱惑，这才是“官本位”渗透学校最可怕的恶果。
“官场病”在高校的第二个表现是人才选拔和使用上的“劣胜优汰”。经济学中有“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官场上也有劣官驱逐好官的规律。一个极为优秀的教师，由于学识的支撑而不会随波逐流，很有可能被学校的各级官员看作怪物，难免会受到“孤傲”、“不合群”、“太倔强”等指责，即便当面不说也会在背后指指点点。除非你功成名就已经有了博导一类可以唬住官员、准官员们的头衔，否则你的腰杆永远不能挺起来。那些在学术上没有成就但常常到书记、校长那里坐一坐的先生，由于他们对官员的外行语言表现出的虚心，对学校建设的关心，对领导指示的心领神会和坚决贯彻，特别是学会了“夹起尾巴做人”的官场古训，更容易戴上“学术带头人”、“跨世纪人才”之类的头衔，更方便在教育资源中分一杯羹，而那些坐冷板凳的学究，得不到官场的重视纯属活该。因此，管理膳食的可以申请博导，有学术成就的反而连教授都可能评不上。讲课“紧跟形势”，或者能使出点花架子使人眼花缭乱的，优秀教师十有八九，而真正在讲稿中渗透心血的老师，可能因为板书不规范而被管教务的小科员指责。教师中间，也不那么干净。学生难免有比较，一个得到学生赞扬的教师，可能会成为另外某些教师的参照系，当学生批评某个教师如何如何，无意说出“你看谁谁谁就不像你那样讲课”，说这话的学生就在教师之间制造了裂痕。我认识一个非常不错的教师，讲课极受学生欢迎，但在非常“公正”的聘任过程中，众多“专家”无记名投票的结果是他根本没有资格带他最得心应手的那门课。这种现象实在不胜枚举，究其根源，无非是“官场病”在作怪。
第三个方面是学术的官场化。在现行体制下，学术这东西也染上了官场的毛病。要想在高校混出头，最有效的方法是做学术的“官样文章”，既无风险，又有收获。而要在学术上真正搞出一点东西，则麻烦不少。首先是现行的一套学术评价规则，要看你在哪一级出版社出版和哪一级刊物发表，那些有点独立见解的著作和文章，既进不了四平八稳的大牌出版社，也上不了担负“导向”重任的权威期刊，倒是那些名不见经传（是指管理部门的经传而不是指读者心目中的经传）的工作室或刊物，在学术上创新的几率要大一些。其次是我们的管理人员，能看懂学术内涵的有几个？即使是真正的专家，在稍微偏离了自己行内的范围时也会晕头转向。如果不是“官本位”，管理人员最少要从专业的和社会的反应评价中找参照，而在“官本位”体制下，管理人员一般是从领导指示、上级文件和官场通行的评价准则中找参照。这样一来，复制和阐释“官话”的著作和文章当然成了标准的“学术”成果。杨支柱文中对“官话”和“学术泡沫”的对应揭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了高校科研成果中渗透的“官场病”。
更严重的是，我们的官场上已经形成了一套不成文的“跑官”、“买官”潜规则，被高校的“官本位”通过“转基因创新”移植到了学术活动中。争取项目不是靠学术积淀，而是靠到主管部门“活动”；出成果不是靠潜心研究，而是靠“政绩工程”式的炒作；至于跟“权钱交易”雷同的“学术交易”，则已经由秘密而公开，由脸红到坦然。“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就是这样炮制出来的。靠着这种泡沫和垃圾的堆积，“学术官本位”蔚成风气。以官养学，以学求官，真正的学术日渐萎缩。在官场通行的权术手脚，所谓的“学者”使用起来也得心应手，比起真正的官僚也毫不逊色。有些看起来义正词严的学术批评，后面浸透了多少官场式的武林功夫，只有天知道！
“官场病”在高校的最终结果是学术精神的沦丧。作为学者必备的基本素养，被官场规则消磨得所剩无几；至于学者的道德良知、社会责任，更是被官场染缸改变了颜色。些许剩下的一点，也被大量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所淹没、所遮蔽，以至于做学问到底要不要良知这样不言而喻的道理，竟然也能成为值得“争鸣”的问题。正如杨文中对株连、监视、告密、行贿、撒大谎和不择手段等不道德手段的分析所表示的那样，“官本位”的社会与“官本位”的高校，在这里表现出高度的互动。可以说，高校的“官场病”，已经成了“帕金森氏综合症”。
当年帕金森写《官场病》，只是在嬉笑怒骂中开出了病症，但没有开出药方。而杨支柱描绘的高校“官场病”同帕金森相比，少了一点诙谐，多了几分激愤。同帕金森不同的是，杨支柱虽然没有开出具体的药方，却勾勒了治病的大体思路。读一读这样的文章，对于保持我们头脑的清醒，对于我们理出高校改革的头绪，应该说是有启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