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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改革中国的大学体制刻不容缓

  

  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曾经在中国长期、有效地运行过,创造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奇迹,现在也仍在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华人地区有效地运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

  尽管现代企业制度早已深入人心,现代大学制度却依然面目不清。今天我们需要特别认识制度改革的重要性。也许,应当拍一部教育版的《大国崛起》,认识知识权威的确立、大学的兴衰与大国的兴衰的特殊关系;认识大师云集、人才辈出的气象,绝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政策可以催生的,而是一种制度文明的产物。同样值得认识的是现代大学制度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如同现代企业制度一样具有普适性。它曾经在中国长期、有效地运行过,创造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合大学的教育奇迹,现在也仍在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华人地区有效地运行。因而,不存在“水土不服”的问题。大学的核心制度大学制度创新的根本要义,就是确立“学术本位”的价值,在大学实行学术内行的民主管理,使教授真正拥有学术权力。丁学良曾经说过,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分子的创造性活动为根本价值的,如果仍不能确立知识分子的核心地位,那就免谈“知识经济”。的确,时至21世纪,如果一所大学仍没有建立学术自由的价值,教授不拥有学术权力,那么无论它的楼宇多么高大、校园多么辽阔、设施多么豪华、校长是正部级还是副总理级,它也不可能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更遑论什么世界一流。

  长期以来,教育的贫困掩盖了教育自身的严重问题。显而易见,没有实质性的制度变革,不破除高等教育的行政化和官本位,仅仅靠增加投入和引进海外人才,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升我国大学的教育品质和学术竞争力。高校暴露的问题,凸显了先进的发展观与落后的教育体制的矛盾。由于教育产出的质量具有复杂性、潜在性、迟效性等特点,不像医疗、住房的影响那样直接,对决策者不易形成显在的压力。因而,我们已经有了6套医改方案,却并没有一套教改方案,甚至沉溺于问题不大、水平尚可的自我安慰之中。对教育改革缺乏危机感和紧迫感的迟钝,与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难以达到4%一样,是我国教育落后的两个最典型的表征。

  重新焕发中国大学的精神活力和创造力,是高等教育改革的基本任务,这就需要恢复大学的自主性,重建现代大学制度。这首先是指政府治理模式的改革,按照“责任政府、法治政府、服务政府”的理念,转变和规范政府行为,落实高等教育法所规定的高等学校的各项办学自主权,建立新型的政校关系。要改变目前大学作为“政府代理机构”的尴尬现实,关键是要改变政府直接办学的模式,最终取消高校的行政上级,使大学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相应地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支撑,比较重要的,一是改革大学拨款制度,由政府和大学之外的第三方进行高校办学质量和绩效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进行拨款。二是建立大学校长遴选制度大学校长按照学校发展的需要,由专家系统经过深入细致的遴选产生。三是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如大型国企已经实行的那样。建议首先取消“副部级”高校的级别以为示范。通过高校职员等级制的建立,最终取消高校各级干部的行政级别。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实行的改革,例如减少领导人数、党委领导实行一正二副的改革,高校也应当实行。

  高等学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改革,核心是实行基层民主和学术民主,建立学术本位的管理。近年来我国部分高校实行的教授委员会的实践,体现了这一努力。自2000年东北师范大学首倡在学院一级建立教授委员会以来,目前全国已经有几十所高校实行教授委员会制度,其中东北师大实行的是“教授委员会集体决策基础上的院长(系主任)负责制”,教授委员会的权限最大,中南大学则建立了学校一级的教授委员会。虽然各校教授委员会的授权不一,作用有限,但这一制度所建树的管理理念和架构仍有重要意义,有可能成为一个生长点,逐渐由虚变实,由软变硬。

  在我国政治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事业单位改革尚没有整体开展的情况下,恢复高校的自主性绝非易事。但应该看到,基层的探索和制度创新仍然是有价值的。事实上,一场真正的改革,必然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努力的合力。自上而下的教育体制改革,需要自下而上的实践和启动。在这一过程中,名校肩负特别重要的社会责任,尤其应当主动探索,率先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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