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6月17日上午9时，震惊一时的“马加爵杀人案件”终于有了一个彻底的了断：云南省高院裁定核准，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马加爵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随后，马加爵即被绑赴刑场，一声枪响，命归黄泉，结朿了短暂而罪恶的一生。
悲剧过后，痛定思痛，留给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我们应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呢？我们是不是更应该认真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本身呢？在我们高等教育思想和德育理念中是不是存有太多的缺失或者遗憾呢？
这桩发生在大学校园里的杀人凶案，的确令人发指和愤怒，让我们的心灵感到震颤，作为高校的教师，更有一种隐隐的心酸和痛楚的感觉。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会在静谧美丽的大学校园里发生如此与环境极不协调的悲剧呢？所谓的“天之骄子”，竟然能对自己的同窗学友下如此凶暴之手，而且，其犯罪动机之直白和“坦诚”、犯罪手段之残忍、犯罪行为之“坚决”“果断”，真让人感到不寒而栗。在当代大学生中竟存在着如此扭曲和卑劣的心灵，对待人类最可宝贵的生命极其蔑视和冷漠。
或许我们可以假设，如果马加爵对人的生命具有起码的尊敬、敬畏和爱怜的意识，能够体验到人生特有的美感和愉悦，或者有文学、音乐、美术、绘画等方面的爱好和审美素养，具有一定的人文素质和底蕴，应该不至于犯下如此残暴的罪行。让人感到意外的是，他曾经也是成绩优良、中学时代曾在知识竞赛中获奖的“好学生”。
据临刑前曾到监狱采访过他、与他进行过长谈的一位记者的披露，他并不是一个举止乖利、言辞粗暴的天生暴徒，相反，倒略显几分腼腆。当问及犯罪行为的动机时，他的回答也并不是像一些媒体主观臆想的那样，比如，是家境贫困导致心理失衡啦、性格孤僻和心理偏执导致嫉妒和仇恨啦等等。在不经意间，他对自己的一句评价，道出了真正的“天机”，他说，“我是一个没有什么理想的人，也没什么信仰可言，别人在干什么、社会正流行什么，我跟着就是了”。他说，毕业后想找到一份收入好的工作，这是上大学后长期支撑他全部学习和生活的最重要的动力，但是，他自己也承认，那算不上什么“理想”。
的确如此，如果我们总是用“职业”、“待遇”、“升学”、“成绩”……来引导和启发学生端正学习动机、树立学习目标、激发学习积极性的话，这样的“目标”定位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即便是目标本身而言，其能否成为我们大学教育的唯一目标也是令人怀疑的。
从他的这段心灵深处的“读白”中，不该反思一下我们的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吗？我们的教育中缺失了什么呢？是不是正是这种缺失带来今天的悲剧呢？
其实，不仅是马加爵一个孤立的案件，近年来大学校园里不断出现“大学生硫酸泼熊案”、因感情、奖学金、出国、成绩等问题伤人和自伤的事件，这的确让我们看到了教育的悲哀和不幸。在我们为这些本不该发生的事情而扼腕叹息时，也应该认真的反省一下了。
我们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塑造优良的人格、发展人的各种潜能和智慧、陶冶情操和品质，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而不是某一种工具。职业训练与职业技术教育固然是大学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大学不能办成职业训练所。蔡元培说过：“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 香港城市大学校长张信刚说过“：教育应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一个是智能的取得，一个是性格的培养，这两方面就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学识和性格两者并重。”在大学德育教育中，生活的理想、人生的信念、道德品质、高雅的情趣、健全的性格等等，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尤其重要和关键的，它是整个德育教育体系中的基础和核心，是关系到中国高等教育中价值取向和人格塑造的最重要的部分，万万不可忽视和放弃。如果不这样做，等于自毁长城！是十分危险的。目前我们的教育中，缺失的恰恰是这一点。在大学教育中得到人们普遍重视和关注的是各类专门知识和技术的教育和训练，而对学生的思想、精神、意志、品质、情感、情趣、道德、理想、信念等方面逐渐“淡化”、“边缘化”，普遍认为：只有技术是“实”的，其他都是“虚”的；物质才是“实”的，精神都是“虚”的；看来，我们的“人才观”是有问题的。突出的表现在过分的功利化。在德育教育中也有体现，例如：把德育教育简单的看成和其他教育一样的单纯的知识传授，也搞成了“满堂灌”，教师照本宣科，既不联系当今社会的实际，又不联系广大学生的思想实际，站在那里无的放矢的“翻陈年旧帐”，学生不烦才怪呢！这种政治教育没有任何效果可言的。在学生政治思想教育中，也有功利化的现象，例如：学生工作机构的官僚主义作风，不象是广大学生的“贴心之家”，而象是高踞众多学生之上行政执法机关。过分的量化考核制度使原本丰富多彩的学生活动变成和个人利益相挂钩的东西。组织一次春游算几分、开几次班会算几分，当不同级别的班干部可以再折算成几分，每次评奖学金本来可以促进学风建设，结果是闹的你争我夺、斤斤计较，失去了其本来的涵义和作用。
其实，思想教育是和智能教育完全不同的两种教育，有一种观点认为：两种教育是相互融合的，智能教育本身也就包含了德育的功能，所以没有必要单独进行思想教育。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实际上是十分错误的。思想教育和智能教育是相互依存但又区别很大的两类教育，既不能混淆更不能彼此取代。只有两种教育协调发展，一个人才能形成健康的人格，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如果凸现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我们的教育就有问题的。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思多德在论教育时认为，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发展能正确判断，能领悟生活中正确秩序的心灵。他们认为，教会学生基本几何和代数，比教会他们公正、谦和和忍耐要容易得多。“我们可以教授大学生伦理学或伦理学史，但并不能阻止他们在考试中作弊，甚至连伦理学考试也不例外。”
理想与信念的教育以及对人格形成所起的重大作用，古今中外的一切教育者都非常重视，被看成是教育的生命之所在。我们不要误以为西方国家没有德育教育，其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教育就是德育教育，而且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美国现代著名哲学家和作家莫蒂默·阿德勒说过：“我们的教育问题是如何产生自由人，而不是一群群没有教养、受过训练的技师。只有最好的自由教育才能达到这一宏伟目标。这种教育必须包括所有人文学、数学及其他各种科学。它必须排斥仅是职业性及技术性的训练。”“爱因斯坦、波尔、费米以及其他伟大的现代科学家都不是由技术训练，而是由自由教育的发展而来的。”美国教育家杜威说过“仅为职业性的训练等同于训练动物或奴隶，使他们成为机器中的齿轮”。这不是自由人的教育。
大学教育是用崇高的理想、高尚的道德和广博的知识来塑造学生的人格和心灵，首先，是成为一个有健全人格的“公民”，然后，才可能成长为这样或那样的专业“人才”。这就是所谓“通识”教育的模式。所以，“本”“末”是不可倒置的。一个人接受大学教育是全方位的，不是片面的只强调职业训练。他们只要具有优良的品质和素质，具有一定的能力，成为某一方面的专门人才是今后经过努力的事情，大学四年是不能完成的。所以，长期以来我们提“大学是工程师的摇篮”，就有些欠妥了。
在我们的德育教育中，需要把教育从“物化返回人化”。因为，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成为人，成为有尊严有人格的人。我们的意识中，应把学生当成一个完整的、有着多方面情感和发展需求的人来看，而不是一个机器，或是被抽象化和物化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我们知道，一个从不被别人尊重和重视的人，又怎么会去尊重和重视别人呢？一个在压抑的气氛中成长的人，他的心灵怎么会不阴暗和扭曲呢？所谓“人化”，就是用人本主义的观念去理解人关心人、感化人，要承认每个人都是有独立人格的人，他的情感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他的身体中蕴涵着广泛的潜力，教育者的职责是爱护、维护和启发、调动其积极的潜能，抑制其消极的潜能，使其成为一个趋于不断完善自我的人，让自己享受自己成长的快乐。
近几年，从国外开始蔓延到国内有一种所谓的新教育思潮。这就是，“我有钱上学，所以我是消费者，你是一个出卖知识的人，你是供货者。”这样一来，教师就和卖汉堡包的没什么区别了！有钱的过来卖一个汉堡包吃完拉倒，你还要和别的卖汉堡包的竞争。对消费者说，我有钱，我要进这个学校，不进那个学校，要上这个老师的课，不上那个老师的课，任由我选择，这就是市场机制的作用。似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就是简单的“买卖”关系、商品关系、交换关系。
看似公平合理，实则荒诞绝伦！
如果这样一来，教师就不是“人类灵魂工程师”了，对学生也没有必要关心备至的必要，只关心我能从学生身上赚多少钱就行了。我们认为，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不能用消费和供应的关系来看，假如用这种赤裸裸的商品交换关系来看的话，这和教育的初衷和大学的真谛是完全相背离的。因为，假如我只是卖东西给你，我对你有什么责任呢？你把钱交给我，我把汉堡包交给你，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你把汉堡包拿去后，爱吃不吃，吃下去会不会消化不良是你自己的事，与我无关。但是，一个老师能够这样吗？我们讲完一堂课后，你爱学不学和我无关？教育不仅是只传授知识吧，还有一个品格的培养的问题和义务吧。假如一个没有责任感，没有对学生一种爱心，没有一个自认为是灵魂工程师的态度，没有一个“百年树人”的胸襟，老师是做不好的，学生也学不好的。这样的老师与其勉强算一个“教书匠”，不如是在“误人子弟”。
如果一个教师只是把“老师”看成是一个普通的职业、一个谋生的差事、凑和活着的饭碗、甚至只是一个达到个人目的的“跳板”、进身的阶梯，你是不会在乎教育效果的、对学生的成长和心态也会充满冷漠和麻木不仁、更不会去在意学生究竟学会了没有。“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种教师教出来的学生，不出几个马加爵也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