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公布的2003年世界大学500强排行榜中，前10名除英国的剑桥、牛津，多为美国的私立大学。亚洲的前10名，7所在日本，没有一所中国大学。中国大学的前10名，为首的是台湾大学（第190名），清华大学是第248名，香港科技大学是第266名，北京大学是第287名，香港大学（第296名）、中国科技大学（第312名）、香港城市大学（第322名）、香港中文大学（第335名）、南京大学（第341名）、复旦大学（第345名）。这一排名给人们刺激最大的就是香港科技大学这匹“黑马”的出现，以其迅速的崛起速度引起国内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香港科技大学不仅在学校的综合实力方面已经能够和国外的一流名校相媲美，而且在某些学科和专业方面也已经跃居为世界级的领先地位，同年英国《金融时报》的排名中，香港科技大学的EMBA已经列入世界十强！
翻开香港科技大学的建校历史一看，更加令人吃惊：创建于1991年香港科大仅仅只有13年的历史，在国内外名校芸集的世界大学“丛林”中它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小弟弟”、“小字辈”，其建校历史甚至比我们北京建工学院（1977---2004）的历史还短！竟然能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仅仅用了13年的时间便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奇迹。不但令世界教育界震惊和赞叹，而且促使人们进行深入的反思和研究，它的成功之路告诉我们：一所年轻的大学只要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严格按照国际教育惯例和规则办事、治校，是完全可以实现后来居上、青胜于蓝的“跨越式发展”的战略目标。
那么，如何才能具体的实现这个目标呢？这究竟是一个大学的神话？还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办学榜样呢？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原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也是科大创始人之一的孔宪铎博士的回忆录《我的科大十年》、《东西象牙塔》，给我们揭开了其中的“谜底”。这个“谜底”其实并不复杂，经过杨东平先生（北京理工大学高教研究所教授、资深学者。近几年对北京旧城保护尤有研究而且我们曾请过他来我院作过）的整理提炼，有三个方面：
其一、办学理念与办学宗旨十分明确。“有完整制度，有杰出的领导，有精英人才和宽裕钱财之下建设出来的一所位于亚洲的美洲大学”。这其实是教育的基本原理，既朴素又简单，就是按照世界主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和制度模式办学，重要的是，他们做到了，而且是不走样的严格遵循。他们的智慧和创造性就在于使这个源于美国的大学制度在香港的现实环境中进行有效的建立和生存下来。关键是“传承”，其次在谈“发展”，作为整个人类文明成果的现代教育制度和现代大学理念得以实现，这是办好一所大学的最重要的前提和基础。对于带有共性特点的、规律性的、经过前人几百年的探索出来的“大学之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东西，对新办学校来讲，尤其要认真仿效。
其二、延揽人才的关键是为其创造能够让其充分施展才华的空间和舞台。这也是世界著名大学具有的共性、最基本的管理之道，它被压缩为一局至理名言：Recruit the best people and keep them happy (招募最顶尖的人才，然后好好伺候他们，使其乐此不疲)。“以人为本”并不是“姜太公钓鱼”的方式在报纸上发布招聘广告，而是以“三顾茅庐”的方式，设身处地的为其着想，感动自己才能去感动别人。近代大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北大办学时，所遵循的原则是：“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用人所长，存人所短，而且不拘一格用人才。大胆起用只有高中学历的梁淑冥作北大哲学讲师，梁淑冥从此成为著名的哲学大家；胡适来北大任教时甚至连博士学位也未获得。日后在胡适创办中国公学时，又大胆起用没有大学学历的沈从文作讲师，奠定了他成功的舞台；数学家华罗庚在清华任教时也仅是高中毕业，而华罗庚又发现了当时并不被人重视的陈景润。这就是所谓“薪火相传”的道理吧。
其三、一个好的制度的有效实施，在于严格的游戏规则和执法。香港科技大学凡是教授招聘、学术评价、团队关系、上级下属、职务升迁、议事规则等，不厌其烦地详细展示，包括重要文本、信函、会议、人员名单等等，从而细致入微的展现大学管理的原生态。这种对过程、程序、规则和细节的重视，正是我们的管理和研究中最缺乏的。香港科大的制度建设，被香港廉政公署赞誉为“制度最好，也最齐全，执法最严，也最公平”。科大的《教员手册》共13章、34篇、88条、324页，连每次发薪水的方法、时间、自动转帐的银行，以及学术诚信、性骚扰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还有《人事政策与规章》、《教学手册》等诸多规章。在我们十分热中于介绍国际著名大学的概况时，对他们的那些细节则不够重视，而正是这些细节往往决定着这个学校的风气和文化。
2004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