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在过去几个星期，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他们为了上大学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名牌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成为美国最受羡慕的大奖。
赢得这个大奖的学生即将进入比他们所知道的更加丰富多彩的学术环境，将发现课程无所不包，太阳底下所有的问题应有尽有。不过，有一个问题是多数人从课程目录中找不到的：那就是人生意义的问题。人们应该关心什么，为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很大程度上，美国的大学在历史意义的转变中放弃了人生的最重要问题是课堂讲授的适当话题的观点。在这么做的时候，他们背叛了学生，剥夺了学生在进入职业领域和生存活动之前以有组织的方式探索人生的机会。这种放弃帮助造成了这样一个社会，更深层次的价值问题交给了受宗教信仰刺激的人之手，这是一个让人担忧的危险发展。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我们的名牌大学拥抱了以探索研究所驱使的理想，挤压了大学课程中关于人生意义问题的探索，限制了老师觉得有权力和权威讲授的问题的范围。在这个过程中，它严重削弱了与这个问题有最古老和最深刻联系的学科---人文科学，使得人文科学失去方向，很容易被政治目标绑架。
但是鼓舞人心的新闻是今天的大学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探索这些内容的渴望。作为精神方面的紧迫问题---堕胎、上帝造人、环境破坏---成为我们社会辩论的中心。美国的大学有真正的机会给予学生在有意义的层次上讨论这些问题的工具。我们的社会现在最迫切需要的东西是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严肃对待这些问题，但不必使用大学教育的教条主义方式。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人文科学的老师必须重新考虑其工作的本质和价值，质疑被现代研究理想扭曲了的方式。这将需要老师们的大无畏精神，但是风险也是很高的。
人生意义的问题是精神上的焦虑。我们的大学需要比教堂更广泛的对话方式重新获得谈论该话题的权威地位。最后的受益人不仅是学生而且是他们继承的文化。
在内战前，美国的大学是有宗教根源的小学校，主要培养医疗，教育，宗教和法律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美国人中只有很少一部分幸运者能上大学，他们接受的教育建立在理所当然的信仰的基础上。在1636年创立哈佛大学的清教徒明白他们的任务就是培养基督教绅士，研读经典，敬仰上帝。他们知道人生问题的答案，确保学生们接受这些真理。
但是，内战后的一些年，美国高等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数千美国教育者曾在世纪初前往德国留学，学习他们的先进知识，回国后带回了大学教育的新概念。19世纪的德国大学是建立在教育史上从来没有过先例的新假设基础上的。那就是大学的存在最主要的目的是支持科研，其首要责任是提供空间、书籍和其他资源让学者进行创造新知识的研究。
1860年代和1870年代，包括哈佛在内的一些更古老的美国大学开始转变为研究型大学，同时成立了一些新的大学如康乃尔和约翰霍普金斯以推动科学研究。研究的理想开始在学习和教学的各个领域蔓延开来。大学老师被分配到各个系部，再被分配到更加专业的研究方向。最先成立的是哲学系，其次是英语系。在1893年芝加哥大学生物系被重新组织成为5个系：动物学，植物学，解剖学，神经病学，生理学，与此同时，内战前教育的宗教前提受到质疑，部分因为研究理想所鼓励的新科学精神发展的结果。我们的大学尤其是最著名的大学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专业化。
在这个过程中，高等教育界塑造了当今存在的框架。创立了研究生院，创办发表研究成果的学术刊物。研究基金的集中控制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期待大学教授专业化，有自己专门研究的特殊领域。
在自然科学领域，研究理想的采用产生让人惊讶的结果。我们对自然和社会世界的知识，我们控制它们的能力成为学术研究现代体制的直接后果。
但是在人文科学方面，研究理想的遗产是喜忧参半的。我们比50年前知道的东西更多了，比如柏拉图对话的顺序，历史学家吉本引用的材料的准确性，或者本杰明富兰克林是如何度过巴黎时光的。但是研究理想把人生意义问题从严肃的学术关心中排除了，因为它太大，太不成型，太个人色彩，根本无法成为专业研究的课题。一个研究莎士比亚、弗洛伊德、斯宾诺莎，心里想着教授岗位的年轻老师可能重新研究他的研究对象的著作的每个细节，以便有微小的、但新鲜的发现。但是如果去写一本书关于斯宾诺莎的建议—一个自由的人只想生的问题从来不想死的问题，或者关于弗洛伊德的吸引人的如果让人困惑的命题---人生的意义在于工作和爱情，他肯定是要么太勇敢、要么太愚蠢。
因为这种新的大学教育观念在美国扎根，大学的老师们不再把自己看作灵魂的工程师。今天的学生因而被剥夺了在提供浸淫在丰富的传统中的答案的老师指导下、以有组织的方式探索人生意义问题的机会。人文科学的特殊任务曾经就是传承文化传统。
同时，人文科学也被置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阴影之下。因为按照后者的标准来评判，人文科学的研究肯定看起来缺少果断性，积累性和量化性。在哲学上，人们可以有道理地说自从柏拉图以来就没有重大的进步。但是对于物理学家说自从牛顿以来就没有重大的进步将是荒唐可笑的。人文科学的老师如果从研究理想的严格标准来评判自己的工作往往看不起自己，觉得处于学术权威和声望的等级中的次等地位。
对于大学脱离精神问题感到悲哀的保守派常常谴责政治正确，这个建立在进步理想基础上的道德和政治一致性的令人窒息的文化。但是谴责政治正确颠倒了因果关系。政治正确的文化只是症状，是人文科学丧失方向感的更广泛的意识的让人沮丧的反应而已。
多元文化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坚持种族和性别作为研究的组织原则都是迫切寻找曾经充当人生意义向导角色的人文科学在丧失可靠性后的和道德上可敬的新角色的表现。我们现在需要恢复的是从前的那个角色。
人生意义能够在独立于宗教的情况下研究吗？有许多人怀疑这样的可能性。他们说这类的任何项目必须建立在宗教信仰基础上，而宗教信仰已经在高等教育界丧失了权威来源的地位。但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及时在世俗的和科学的文化为主的研究型大学兴起后，仍然有人文主义者相信人生意义问题可以用学科的但是非宗教的方式研究。他们的途径给予我们今天能够追随的模式。
这个观点的最强大的支持者是1912年到1924年阿默斯特（Amherst）大学校长，政府管理和宪法学教授亚历山大·米克尔约翰(（Alexander Meiklejohn）。米克尔约翰坚持本科生教育变得越来越成为职业培训课程。他认为学生探索他所说的“人生艺术”---人们应该如何生活的精神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他为在非宗教时代的精神严肃性的观点辩护，认为它可以在没有教条承诺的情况下研究。
在20世纪上半叶，许多大学有企图实现米克尔约翰理想的课程。但是虽然有些幸存下来，多数都消失了。在俄勒冈的里德（Reed）大学，新生被要求选修一年的人文课程，为此，他们还需要在前一个暑假预习荷马的《伊利亚特》。哥伦比亚大学有专门针对西方文学，哲学，音乐和艺术经典的4门课组成的核心课程。在我任教的耶鲁大学，刚入校的新生可以申请指导学习课程，在秋天开始学习希罗多德、荷马和柏拉图，在春天学习维特根斯坦，艾略特、汉娜阿伦特。这些课程区别很大，不可避免地反映各自大学的文化，有些是必修课有些比如耶鲁的指导学习课程是选修课。但是尽管有这些区别，所有这些课程都建立在共同的假设上：这些假设一起组成人文教育的共同的概念。
第一个是对于人生意义的问题有不止一个好答案。第二个是这样的答案的数目是有限的，以有组织的方式来学习是有可能的。第三个是答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需要从中做出选择。第四个是探索这些答案的最好方法是研究表现出永恒魅力和力量的哲学，文学和艺术的伟大著作。第五个是它们的研究应该介绍学生进入这些著作进行的伟大的对话。奥古斯丁(Augustine)谨慎地崇拜柏拉图，霍布斯(Hobbes)重新研究亚里士多德，潘恩（Paine）谴责伯克（Burke），艾略特重新研究但丁、荷马，帮助学生作为对话的参与者发现他们自己真正的声音。
这些是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它们也是可以克服的困难，对人生充满好奇的18岁年轻人会从中发现激动人心的东西：“战争与和平”的伟大战争场面，托尔斯泰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渺小的思考，笛卡儿邀请读者怀疑他们认为知道的任何东西，至少在生活中出现这么一次；阿伦特对于阿道夫·艾希曼（Eichmann）审判的描述，她的“罪恶乏味”让人心惊胆战的描述；维吉尔（Virgil）的史诗《埃涅阿斯》（Aeneas）和简奥斯丁（Jane Austin）的《爱玛》（Emma）都陷入爱情，但是更多在他们的思想。
虽然有批评家攻击“经典作品”课程是一种欧洲主宰的思想原则的灌输，但是在我的指导学习（Directed Studies）班上的学生的反应正好相反。他们变得桀骜不驯地思想独立。因为他们认识到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在他们一边，或者不在他们一边，因而感到有资格和它们争论。曾经阅读了笛卡儿的一年级学生，运用自己的理性拒绝怀疑的邀请，就是走在通往精神独立的道路上，而这正是过有意义的生活的条件之一。
我们的人文系部腾出空间再进行这种学习，他们不需要否定研究理想。如果那样做的话将损失很多。但是他们可以坚持这些领域的老师充实自己以便能够指导学生探索人生的意义，只有在承认研究理想存在局限性的情况下，才能够充满信心和荣誉地实现。
充满希望的迹象显示即将出现这样的情况。政治正确的潮流在我们的大学校园消退。本科生中对讨论人生大问题的课程的需要在不断增加，越来越认真，没有任何的勉强或者尴尬。在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关于正义的著名课程，探索从亚里士多德到穆勒等的正义概念，每年吸引数百名学生。耶鲁大学10%的新生现在选修指导学习，比可以接受的学生还多。
或许，更重要的是，大学之外的宗教极端主义的大泛滥是寻求精神指导的迫切需求的标志。这些运动可能是危险和分裂的源泉，知识分子可能嘲笑或者蔑视他们，但是老师也应该看到在这些人身上存在的推动人生意义问题复兴的能量。有了这个能量，连同人文科学本身，人生问题成为大学人文科学的中心地位。极端主义者的答案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问题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在大学里提出同样的问题。
我们的文化或许在精神上贫穷了，但是它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宗教。它需要的是宗教之外的东西，让大学重新成为曾经占据的地位，精神上严肃的但是非教条性的关心灵魂问题但是对上帝不可知。
很多依赖于此。美国的整个领导阶级现在都上大学，这和100年前的情况不同。给高等教育灌输新的和充满活力的人文主义将不仅为未来的政府和企业领袖带来益处，而且为整个社会带来好处。关于最终价值的更丰富和开放的辩论，一个不大可能被吓唬相信只有忠诚的人有权召唤它们的选民，在越来越受技术理性支配的世界中对人生神秘更加谦恭的态度。
但是，人文复兴的最直接的受益者是当今学校中的年轻人。不是提供高中时代辛苦学习的缺乏组织性的暂时解放，和职业的挑战，他们的大学教育将让他们获得无价的终生思考的材料，任何人都要问的最重要问题的。
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秋天的新生课程的位置将成为最大的奖励。
作者简介：安索尼·克罗曼（Anthony Kronman）是耶鲁大学法学Sterling教授，著有《教育的目标：为什么大学放弃了人生意义探讨》（Education"s End: Why Ou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Given Up on the Meaning of Life）。
译自：“Why are we here? By Anthony Kronman
http://www.boston.com/news/globe/ideas/articles/2007/09/16/why_are_we_here/?page=fu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