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人们一谈起教育，总是失望大于期望。改革开放30年，国家在总结走过的道路时总是带有一丝沾沾自喜的情绪，然而无论是高层官员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对教育感到失望，这于一个民族而言，绝对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教育可谓关乎民族发展的“胎气”，重要性不言而喻，年初北京“两会”上人大代表在决定部长人选时，教育部长周济得票率倒数第一。这样的结果于部长个人事小，但于民族事大，我们到了要探究到底是谁动了中华民族“胎气”的时候了。
中国人自古重视教育的理念和方式，并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索教育的进步。在信息极为闭塞的封建时代，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多种多样的，礼义廉耻的基本价值观还是通过各种教育途径深入人心的，哪怕是在战火纷飞、军阀割据的清末民初和深陷战乱的民国年代，满目疮痍的中国也是大师辈出，一大批教育家勇于借鉴西方先进教育、科技发展模式，在交通、通信条件极差的情况下，教育国际化并不比现在差到哪里去，至少那时候我们还有“拿来主义”思想，回国效力的人才层出不穷，然而如今之中国大有成为欧美尖端人才培养基地之趋势，不得不令人感到遗憾。
去年底，大陆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一位年仅34岁的华人女科学工作者俞君英的报道让人们再次陷入沉思，从浙江湄池中学到北京大学，可以说一生受的教育几乎全部是国产化的，但为何一定要在美国的土地上才能开出如此绚烂的花朵呢？目前国内在她这个年龄段还有这样的人才吗？如果有，我们的体制可以保证这样的人成为未来推动国家前进的科学家吗？我想没有人敢给出乐观的答案。
大师匮乏的年代，大学行政化办学现象突出
有一次闲来无事翻看《读书》杂志一期过刊，突然一篇醒目的文章——“世上已无蔡元培”——让我的思绪久久不能平静。社会的表面繁荣掩盖不了大师匮乏的事实。人们已经很难找到今日中国之蔡元培、陶行知、鲁迅等。自然科学一步步落后西方发达国家，就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国家积弱积贫之时，我们的半导体技术还是处在世界领先地位的；社会科学也缺乏学术自由、百家争鸣的氛围，独领风骚的大师级人物更是寥若星辰。这一切从当今高等教育发展状态便可见一斑。
中国大学的领导们越来越让人感觉象官僚了。中央组织部给几十所著名大学的党政一把手定为副部级，这本身也许是想充分体现对高等教育的重视，然而领导人忽略了这种策略的长期负面效果，使得教育界的精英越来越象官员，使得本来可以成为大家的教授眼光越来越向官位靠拢。众人皆知，古今中外的著名大学本身已经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如果真要重视的话，就不应该用行政级别去确定这些想冲击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学府。定了副部级到底是不是真的“抬举”了学校呢？也许对于有些学校来说，能挤进这个行列还是花了好多功夫的，但是对于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京大学这样的百年老店，如果他们真的在乎这种行政级别，那只能说明她们沉沦了，如果她们不在乎，那给这样的级别只能是束缚学校的手脚。
打开现在的一些著名大学网站，首先映入眼帘的往往是学校各级党政机关的各类贯彻、学习、领会活动，当然不是说大学就不能开展此类活动，但在提倡进一步解放思想的当下，引领社会思潮的神圣殿堂如果还是处处以此为主要工作，而忽略突出对教学、科研、思想、创造的宣传的话，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学者已经发出了担忧之声，认为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在于找不到蔡元培，而在于找不到出现蔡元培的土壤。名牌大学的校长、书记都是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一纸文件任命的，根本没有任何学校的公推公选程序，所有正规大学都被纳入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受制于一元化的行政权力。大学的自由、自治之精神逐步丧失，自然也就无法产生影响时代的大师。
人格教育忽视，培养不出合格公民
教育以育人为首要任务，归根到底是为社会服务的，自然与社会有着鱼水之情。我们现在的教育体制根本就不是为了张扬人的个性。无论是家长、社会还是学生，对教育都抱有急功近利的浮躁态度，价值取向单一，学生从小就缺乏独立人格精神的培育，长大了也不愿去寻找自己心灵和事业的契合点，盲目追随社会大潮。社会也总是在寻找单一人才制造的快速通道，在大张旗鼓学习西方的同时也逐步抛弃了我们自身社会一贯的传统文化。
目前社会、家庭对孩子的要求比较单一化，更多地是侧重从某一工具性的标准去为孩子寻找未来出路，认为教育只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而忽视了从小教育孩子要首先明白自己是怎么一个人，如何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但又具有时代和社会责任感的合格、健全的公民。换句话说，目前中国缺乏具有远见的公民教育体系。应该要让孩子从接受社会教育的第一天起就逐渐明白自己作为一个有个性的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作为未来的丈夫、妻子、父亲、母亲角色的涵义，要教育他们崇尚正义，懂得尊重良好的社会法律、规则的必要性，学会如何制定规则，敢于批评违反规则的现象，哪怕违规者是政府，学会牢牢地把握住自己的价值观以及为自己营造幸福的能力。
如今的中国，更多地表现为制造业大国的角色，缺乏创新激励机制。在这种情况下，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独生子女学生的一代，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讲，投入了大量成本接受高等教育却很难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确实让很多家长和学生偏离或者迷失了自己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但是造成这种局面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原因就是没有完善的人格教育、公民教育体系，学生也不会从自我个性角度剖析自我，随波逐流现象比较明显。所幸的是，近年来我国已经出现了研究生报考人数下降的现象，很多人把社会发展与自我个性、自我发展相联系了；但不幸的是，大量的一流人才依然严重流失到发达国家，并且一去不复返。
百年大计，任重道远
教育造就社会形态和民族个性，有什么样的教育就会有什么样的公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制度，究其根本就是如此。大凡关注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者，就应多读几遍蔡元培先生1919年发表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和陈寅恪先生1953年对中央邀请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长提出的两个就任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