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哈佛大学富家子弟的平庸和特权意识让约翰·萨默斯觉得在这里教书已经被贬低为向客户提供服务，帮他们做好能发财的职业培训而已。
我在二〇〇〇年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研究学位委员会。先当辅导员，后来当讲师，我辅导过高年级学生论文，设置和主持过一年级和三年级学生讨论课，六次讲授持续一年时间的二年级辅导课社会学概要（Social Studies 10）。我的聘用属于临时性质，连续六年续聘却从来没有在任何一年达到专任老师所需工作量的65%以上，所以荣誉和晋升一直与我无缘，即使我曾在这里见证了社会学系的三个主任，两个教务长和三位哈佛校长。
到我课堂上来出身名流的后青春期孩子包括一重要政治人物的孩子，一表演行业大腕的孩子，以及房地产开发商查尔斯·库什纳（Charles Kushner）的儿子。
在我第一年的首次讨论课的第一节课上，库什纳的儿子贾瑞德（Jared）来到我的教室，很快在我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可以说和我们分享这个房间。我一年的薪水是15500美元（大约7700英镑），在坎布里奇生活，这点钱根本不够，我还需要借钱才能对付下来。我能做的就是让他或许能得到最好的教育。贾瑞德后来用一千万美元购买了《纽约观察家》杂志，其中有部分钱是他买卖房地产所赚的，工作的同时参加我的讨论课。作为出版商，他的第一批动作之一就是削减《观察家》书评家的工资。我为了还债，一直在为《观察家》写书评。
我遭遇的大部分学生已经拥抱了有钱者、有权者、和未转让者的视角，他们似乎已经轻轻松松地做到了这点，实在让人惊讶。为了保持美国有钱人工作时间特别长的传统，他们积极锻炼自己的才能，在表现市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特征方面，他们是全体一致的。他们的书面作业显示出自由派父母拥有的共识的核心内容：自由的意义在于作为消费者的个人选择；商品和道德的自由竞争矫正价值；技术进步绝对好；战争肯定是不幸的。
围绕这些共识体现了一种伦理观。我的一个不那么有钱的学生，邮差的儿子曾经向我寻求金融投资的建议。他说他的朋友们告诉他投资“监狱”，意思是获得纠正设施管理合同的私人公司之一。我告诉他我对这个建议的看法，但是当我后来了解到他的投资数额是多么少之后，（他的积蓄总共只有两千美元）我才认为自己理解了他的问题的意义。如果不费任何代价能够得到一些东西，那就决不允许一分钱呆在那里闲着。把生命作为游戏的资本家理论决不允许非资本化的优势存在。
我问每个参加讨论课的学生到现在为止是否遇到过真正让他们佩服的老师。如果有，他们最佩服的地方在哪里？他们毫无例外地说好老师让他们“觉得舒服”。为了见识它多么贫乏，你只需要听听他们挑选的本周课程名称“购物时间”就行了。有一次，当我提出要为三年级上题目为“美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文化批评”的讨论课时，有人告诉我如果要讲，必须首先把题目改为“美国及其批评家”。文化精灵就是用同样的方法曾经把哈佛广场从波希米亚飞地转变为室外商场。
我拥有的权力工具之一“评定成绩”是最好的例子说明成功狂热推动下教学法的堕落。《波士顿环球报》揭露的哈佛大学分数膨胀的事实清楚表明它是包含欺骗的竞争，是获得补贴的风险。表面的分数范围是从A到F，而默许的范围是从A到B。我是从学生和导师那里，尤其是从同事那里了解到这个事实的。这些老师中很少人希望获得给分数低的恶名，这就是可能的情况。但主要有内外两套价值标准存在，肯定里面有腐败迹象。一方很可能让另一方蒙羞，同时也限制了老师的学术自由。虽然我从来没有给过低于B―的最后成绩，但我能证明在这些情况下老师们遭受的小骚扰。我并不是说学生们在要求高分数时多么咄咄逼人，或者花样百出。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发动针对给B―分数的老师的政治报复，给打分高的学术委员会成员送礼物。
一次，一法官和他的妻子到我的导师处投诉我给他们孩子的四年级口语课的成绩太低了。他们提出的投诉理由是我还没有获得包含一切证件的博士学位。他们指出教室的另一个评阅老师给的成绩稍微高点，这第二位老师是博士学位获得者。法官和他夫人不知道，似乎也不在乎我比其他两个老师经验更多。我已经主持过四年这样的考试，第二位评阅老师从来没有主持过考试。《章鱼博士》（1903）的作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本来能明白和欣赏的一个小小的失态。
在二〇〇八年元月，“一群越南战争时期的哈佛校友”给大学校长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我们担忧我们看到的东西，在今天哈佛学生身上表现出来的迅速蔓延的冷漠和政治冷淡”。（在二〇〇八年元月四日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它把问题定义为“自我审视、全面智慧发展对应追逐名利和职业为中心。”公开信只对了一半：学生一点都不冷漠和冷淡。新的富裕学生保持了六十年代的激进能量，只是用在更加华美的金钱化能力上。新左派占据大学，抗议考试仪式和分数评定标准的官僚和空洞。现在的学生竞相攻击老师的权威，老师们被简单地附加在学生事务的管理上，在公司和雇员之间达成一个默许的协议，其中不及格不是一个选择。我得给学生分数，我得给他们好分数。人人都期待推荐信。
这样理解的精神就是对如今这个无限市场时代膨胀的精神动力学的模仿。既然学生还年轻，显然父母和老师已经让他们浸泡在志向远大的鼓励中，学生的身份来源已经依赖于他们的潜力。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虽然他们要求分数，但对于老师根据实际表现，也就是固定标准打分的主张感到恼火。分数偏低肯定遭到这样的抗议，他们本来可以做得更好的。
这个思想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容易反驳。哈佛学生或许能够被分成三类。前两类是那些从他们在校园的存在就推断出他们已经取得成功的人，以及那些认为正在成功路上的人。这两类人都非常清楚他们地位的品牌价值。向一陌生人提到他在哪里上学等于是发射一枚氢弹。因而，这两种类型都没有遭遇过任何真正的挑战，说明他们的潜力并非无限的。第三种类型是讽刺家或者冷嘲热讽者，他们想鱼与熊掌兼得，因为他们的反哈佛姿态没有任何真正的危险。丰富的津贴、巨大潜力的象征通过指示他们在资质市场上的价值而保佑他们的怀疑主义。
想象一下在网络泡沫破裂的同时，分数丑闻（校园里的公开秘密）进入公众讨论。不妨把这些现象看作学分市场慢性过分扩张的孪生例子。现在问这个问题：当知识分子像职员，学生像客户，大学老师和公司会计又怎么区分开来呢？
我是否应该说我感激能在哈佛教书的机会呢？是的，我应该感激。我应该承认是在给许多优秀的学生上课吗？是的，我很乐意这样说。但是富家子弟的平庸贬低了教学，让它变成课堂服务行业，主要的职责是为利润丰厚的职业培养客户。学生的随意恭维是多愁善感和无关紧要的。如果年轻时代浪费在年轻人身上，教育是否浪费在学生身上了呢？
在哈佛兼职当老师有点像参观迪斯尼乐园。神秘的魔力引起轻微的麻醉状态。在矛盾和冲突面前，你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要区分是多么好玩还是多么无奈是非常困难的，重要的是你决不成捅破窗户纸，搅坏了每个人的美梦。排队的人多了。
作者简介：
约翰·萨莫斯（John H. Summers）是波士顿学院宗教和美国公共生活布瓦西（Boisi）中心访问学者，即将于9月出版的《真理的政治：莱特·密尔斯文选C. Wright Mills》编辑。本文的更长版本将发表在八月出版的他的文集《地球上的每次狂怒》（Every Fury on Earth）。
译自：“All the privileged must have prizes” by John H. Summers
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story.asp?storycode=402674&encCode=5963447391BC23737875JTBS7372266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