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扩招正好相反：不管是国家拨款还是银行贷款，钱直接到了学校手里。学校又是计划经济时代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学校领导当然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非学生的利益来花这些钱。新建的校园越壮观、学生人数越多，校领导就越风光、权力就越大。
不管是国家拨款还是银行贷款，钱直接到了学校手里。学校又是计划经济时代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学校领导当然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非学生的利益来花这些钱。新建的校园越壮观、学生人数越多，校领导就越风光、权力就越大。
大学是国家的。国家不让大学破产，大学就都能靠纳税人的钱不惜代价地支撑下去。结果是泡沫不断地变大。指望现在的问题被未来的发展自然消化，显然在理论和现实中都说不通。这也是大学泡沫最可怕的地方。
去年五百六十万大学毕业生中有三分之一仍然在找工作。今年又将有六百一十万大学毕业生进入劳动市场。如果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已有的二百多万大学生失业大军，很快就可能膨胀到三四百万。这几百万大学生失业大军，需要数年时间才能被劳动市场所消化。与此同时，每年还要有六百多万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如同卖不出去的房子。大学泡沫也许比房地产泡沫有过之而无不及。
扩招之前，他出国访问时作为一个小学校的校长不被外国人认真对待；但是，到了2006年，外国的同行把他当做综合大学的领袖看待，好不威风。
“巨大进步”
关于大学扩招、大学生失业的新闻和评论，这几年不绝于耳。不过，我看到的最好的一篇，还是Ian Johnson于2009年4月28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所发表的报道和分析：《扩招后中国面临着大学毕业生过剩》(China Faces a Grad Glut after Boom at Colleges)。此文的好处，在于把中国的大学问题从政治、财经到教育本身进行了总体的考察，并采访了有关的各方人士，很容易让人看出中国大学的病灶究竟在哪里。
我在《谁的大学》一书中曾经指出，大学是计划经济在中国的最后堡垒。大学的问题，也是用计划经济的方式搞市场经济的一个典型病例。1998年，中国有三百四十万在校大学生，到2008年则达到两千一百五十万。在十年之中，每年的大学生在校人数增长30%左右。为此，大学总共花费了近一千亿美元(六千多亿元人民币)，使大学城纷纷崛地而起。钱从哪里来？主要是银行的借贷。反正大学是政府的，银行也是政府的。当政府下令扩招后，大学和银行自然义无反顾地跟风。
这样迅速的扩招，首先带来的是财政危机。中国有七十五所“一流大学”，由政府慷慨资助，一切费用由纳税人来埋单，自然衣食不愁。但是，另外两千一百所大学则负债累累。安徽省的五十所大学，负债达十二亿美元(也就是八十多亿元人民币)。许多学校的还贷费用已经达到了学费收入的一半。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扩招，同时不断降低教育质量，就成为大学生存的基本战略。
《华尔街日报》所举出的一个生动例子是南京中医药大学。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该校仅有一千五百名学生研习传统的中医药学，其声誉已经维持了四十年左右。毕业生不仅几乎保证有工作，而且许多人成为全国各大医院和研究所的骨干和领导力量。但是，这一声誉卓著的传统到1998年结束。政府一纸扩招令，使在校生人数在第二年就增加了三分之一。学生不得不在旅馆就宿，在餐厅就读。接着，学校借款两亿美元(大致为十三四亿元人民币)进行建设。学校也迁入名胜赫赫的仙林大学城。在几年前一个公开采访中，前校长称扩招大大提高了学校的声誉。他的证据是：在扩招之前，他出国访问时作为一个小学校的校长不被外国人认真对待；但是，到了2006年，外国的同行把他当做综合大学的领袖看待，好不威风。用他的话说，这是“巨大的进步”。
为这一“巨大进步”付出代价的是学生。学生人数增加了十一倍，教职工人数仅增加了20%，图书馆的藏书量增长了50%。新图书馆屋顶漏水，缺乏基本的电子学术数据服务，学生在巨大的餐厅里上课，专业设置扩张到国际贸易、应用心理学、英语、计算机等热门。四年的学制实际上压缩到三年，因为最后一年学生要集中精力找工作。百人以上的大课，使学生很难和教师有真正的互动。与此同时，学校的财政岁入相当于三千万美元，但每年支付的贷款利息就达到六千万美元。不过，学校在给《华尔街日报》电传的答复是：“债务危机已经完全被控制住了。”查该校的网站，在“大学生就业指导中心”栏下有大概是学生贴出的题为“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组图，包括沿街乞讨的儿童、拖着巨大垃圾包的民工、一条腿的流浪汉的惨不忍睹的照片，下面写道：“如果你(觉)得自己生活在痛苦之中，你的痛苦像他的一样多一样重吗？”“当你想要放弃的时候，想想照片中的这位先生！”读来催人泪下。
大学泡沫
《华尔街日报》采访了中国的各类专家，展示了他们对扩招的不同意见。有学者直言不讳地说，这是一场教育灾难。但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则说，中国的高等教育有扩张的现实需要。现在的扩招和二战后美国随着《退伍军人法案》而展开的大学扩张相类似，是把高等教育推广到精英层以外的新政的一部分。目前的问题会在未来长期的发展中被解决。
真是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一些历史的分析是不可或缺的。我曾经大力鼓吹过中国效仿美国的《退伍军人法案》来推进大学教育的改革。但是，《退伍军人法案》所引发的美国大学变革和当今中国的大学扩张有着本质的不同。《退伍军人法案》是由联邦政府资助的二战退伍军人的大学教育费用。这笔费用，足够有意愿读书的退伍军人上哈佛、耶鲁等常青藤名校。许多穷人子弟，过去根本不能想象上得起这种贵族学校，现在则可以在结婚生子后拖家带口地前往就读。这成为普及大学教育的关键一步。这一步的正确之处，在于把钱直接交到需要的学生手里，让他们选择愿意接受自己的学校。由于这样的政策是以学生为中心，各大学必须在满足学生的需求、提高教育质量的前提下才能把《退伍军人法案》所提供的资金通过学生之手吸引到自己这里来。这也一直是美国联邦和州政府资助高等教育的主要途径。
中国的扩招正好相反：不管是国家拨款还是银行贷款，钱直接到了学校手里。学校又是计划经济时代官僚机器的一部分。学校领导当然是根据自己的利益而非学生的利益来花这些钱。新建的校园越壮观、学生人数越多，校领导就越风光、权力就越大。反正等到了还贷时刻，举债的领导已经退休了。最终，学校不仅没有像美国的《退伍军人法案》那样给平民百姓提供免费的教育，学生反而成了学校用来还债的摇钱树。教育的目标，变成了偿还贷款的财政目标。
这也怪不得，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刻出现了大量大学生失业的世界奇观。事实上，中国的每次大学生招聘会，都有不少企业参加，企业还是在招人。《经济学人》甚至还报道说，中国有严重的中高层白领的人才危机：跨国公司的中高层职位，年薪达几十万元，但在中国找不到合格的大学生充任。当一些中医大学、农业大学在没有大规模添加师资和设施的情况下，学生人数却增长了十几倍。当他们一夜之间培养出大量金融、外语、计算机等热门专业的学生时，谁敢招募这样的学生呢？
把当今中国的大学泡沫和美国在《退伍军人法案》刺激下的大学发展相类比明显是对历史的误解。《退伍军人法案》创造了一代中产阶层和高质量的大学生。中国大学泡沫的一个更确切的类比，是美国的次贷所刺激的房地产泡沫。只是中国大学走出现在的危机恐怕比房地产泡沫的化解更难。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市场的修正：房子过剩卖不出去，就停建几年，让市场在几年内把积压产品消化掉后再说。中国的大学泡沫，则没有这种市场修正。大学是国家的。国家不让大学破产，大学就都能靠纳税人的钱不惜代价地支撑下去，结果是泡沫不断地变大。指望现在的问题被未来的发展自然消化，显然在理论和现实中都说不通。
只有利用催枯拉朽的市场手段，让许多大学在债务中破产，才有良性重组的机会。
摆脱之道
随着人口发展的趋势，适龄学生的人数将下降，那些新建的大学城可能面临唱“空城计”的危机。摆脱危机之道，在于真正地学习《退伍军人法案》，把大学制度“教育券化”。具体的操作方式如下：
第一，逐渐取消国家给大学的直接财政拨款，把高等教育经费通过“教育券”的形式直接交给学生。凡是经过各种考核达到接受高等教育标准的学生，都自动从政府那里拿到一张大致可以支付其学费的“教育券”，其具体金额可以根据学生家庭的经济状况而不等。然后，学生拿这张教育券选择让自己满意的学校就读。只有靠优异的教学把学生吸引过来，学校才能通过收纳教育券而获得办学经费。在教学上偷工减料，则大学会因被学生抛弃而破产。
第二，给那些没有达到就读四年制大学资格的农民工一张就读两年制职业学校的教育券。未来几十年，几亿农民将移居城市，形成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他们能否适应城市的工业化生活、是否具有先进产业所要求的技能，将是未来中国经济竞争力之关键。可惜，中国在他们身上几乎没有投资，有的是种种歧视。这一部分人口如果能够就读两年制的职业学院，不仅可以大大缓解甚至解决大学生源不足的问题，而且将全面提高中国劳动力的素质。
第三，听任该破产的大学破产。十年扩招，使大学中的既得利益盘根错节，谁也不愿意缩小规模或降格。只有利用催枯拉朽的市场手段，让许多大学在债务中破产，才有良性重组的机会。一些民间教育企业，可以乘机收购破产的大学，转为针对农民工等等的低端职业学校，使现有的设施产生最大的效益。
原载《中国经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