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未富先退是退休高龄教师的普遍现象,即使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退休高龄教授中也不例外,他们的退休生活确实需要引起学校领导当局和教育主管部门的重视和关注。在平时，很少有人把视线定格在这些普普通通的退休高龄教师的身上,他们对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和改革开放初期的高等教育作出了各自的突出贡献，但是并没有赶上“芝麻开花节节高”的工资翻倍增长的时代,现在基本上属于“弱势群体”。领导上逢年过节关注的焦点是集中在极少数代表性人物身上，这些普普通通的退休高龄教师是极少有人来过问的。即使教师节到了,也如此。说到底,退休教师需要自己爱护自己，不能指望学校当局来关注自己。
问题在于，这些退休教师年事已高，有朝一日,难以自理怎么办？这是一个退休高龄老人的十分现实的问题，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今天上午我看望了已经八十高龄的历史学院退休教授马家骏先生,6年前一场重病险些使他离开人世,这些年保养得很好，但是毕竟年龄大了,勉强每天爬上爬下四楼,两个孩子远在海外,一旦需要，救不了急，像这样的空巢家庭在北京师范大学数量可观。
马家骏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日本史专家。我们谈起在1958年大跃进时代,我们一行5人在河南进行为期近两个月的“三面红旗”调查的情景，这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人都老了，对什么事也看得更透彻些了。我们谈到在那个运动不断的时代,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读书和钻研，多么希望有自由空间,现在可好,我们这些退休教师有时间但已经没有多大精力了。而有些在职教师并不是没有钻研的时间,而是精力没有花在这上面，普遍的浮躁风令人担忧。说到知识份子待遇这和地区和时机是有关系的,他的兄弟姐妹四人中,月工资分别在七、六、五、四千多元,恰恰是在社科院和大学里工作的待遇最低。我注意到,他的家中设备，和20年前几乎没有变化,迄今依然是14寸的电视,至少没有看到家庭现代更新的迹象。
上午，我同时还看望了已经 87岁高龄的张守常教授,就直观的印象看，比起已经99岁高龄的何兹全先生，他的身体状况要差些,至少走路困难,已经不出门了。何先生今天告诉我他每天还外出散步五六遍（我去送9月3日为他照相的照片时，他刚进门）。张先生家里两个老人，一切要自理但精力有限，如果有人定期来帮助整理家务,观感一定不同。比起马先生的家,似乎张先生的家庭现代化还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尽管张先生两个孩子都在北京,但是白天上班并不在身边,笔者明显感到两老的生活自理起来比较吃力了。
张守常教授是我国著名的历史教育和教学法专家,也是中国近代史资料研究专家,他的一些重要成果由于当时的状况未能冠名而署名以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但这个署名得益却不是他,这在中国近代史领域中恐怕并不鲜为人知。张先生的“弱势”导致的当今生活令人深省,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
从这两位老教授的生活状况，我感到,我们的关注需要的是普遍性的和资源平衡,尤其是更要关注弱势群体，有人以为教授都是“强势”群体，其实并非如此。
依笔者之见，学校当局和学院可以组织学生勤工俭学为退休高龄教授做些义工,这样可以做到三赢：一是，勤工俭学学生不仅有所收入贴补而且增强了对于老教师的了解和接触；二是，体现了学校和学院对于退休老教师的关心和及时沟通信息,有利于及时解决的问题;三是，也是对于退休的高龄教师切身生活上的照顾。这样的组织带有学校社区互助关爱的性质，少花钱，办好事，不妨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