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教育发展的中长期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公布了。通观全稿，其中虽然凝聚了很多新的思路和措施，但是，教育改革的根本路径问题并没有解决，《纲要》着眼教育的立足点仍然是“办”教育。而恰恰是“办”教育这一理念制约了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正是“办”教育这一理念制约了创新人才的培养。从教育发展的未来看，中国教育，就学校教育而言，应从“办”改“立”。否则，仍然难以改变在低质教育平台上徘徊的命运。
“办”和“立”仅一字之差，但却有天壤之别。其核心在于，“办”和“立”体现了教育主体的根本差别。所谓“办”教育者，那么，谁出资、谁建学校谁说了算，政府是主体。所谓“立”校者，则虽办学者，亦必尊重教师和学生，把教师和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立校者虽然出了钱，虽然请了人，但却说了不算。这就是教育的公益性的体现，也是教育规律的体现。
长时间以来，尽管经常强调突出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但实际上，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才是实际上的教育者。上什么课，怎么上课，教育主管部门说了算，给多少钱，发多少钱，怎么发钱，还是教育主管部门说了算，请谁做老师，让谁走人，也是教育主管部门的指挥棒在起作用。对于高校来说，谁办什么学科，教育部说了算，谁授予什么学位，还是教育部说了算，谁要搞什么改革，也要请示教育部的领导。当然，我们不能说教育主管部门一定不懂教育规律，但是，教育是最有实践性的活动，其变化往往“日新月异”，更不要说还有“因材施教”的基本规律，脱离教学实际，用办公室思维指挥教师，管理学生，怎能办好教育呢？
试以“国营”企业向“国有”企业的转变来类比。同样是国家出资，为何国“营”的时候办不好，国“有”就办好了呢？或者说办得相对较好了呢？原因就在于，政府改变了自己的角色，从既当老板又当经理变成了单纯的老板——也就是出资人。作为出资人，只对企业的各项产出指标进行考核，决定经理人的聘任，从而使自己的权力大大收缩，经营权放给了企业（当然，政府还为国有企业营造了垄断性的经营环境，这是题外话，暂且不表），由是，企业活力大大增强，面对市场竞争的适应能力大大提高，经营效果也与往昔不可同日而语。当然，国有企业也存在很多问题，但解决这些问题目前主要靠考核指标的调控，而不再是有政府直接伸手去管，符合了企业经营的规律，思路仍然是正确的。
教育改革恐怕也要走这条路。政府办教育只应该是宏观的“办”，而不能意味着微观的“管”。政府作为教育的兴办者，没有也不能有自己的利益，完全可以只就教育绩效和重大问题实行法制化的管理，其他的一切交给教育的主体——教师和学生去办。例如，学校想开什么课，只要不违法，有学生听，符合条件，就让它开好了。再例如，学校的教授们认为某人水平高，可以当教授，就让他当好了。再例如，学校认为这个学科有前途，要投入人力物力办新学科，那就让他投好了。而作为学校的举办者的政府，只做一件事：千方百计支持学校的思想、教师的设想和学生的理想，尽力为学校争取做事情的条件和资源。
当然，可能会有人说，这样就不能保障政治领导，会不利于学校的稳定。事实上，这更多的是误解。即便是在这样自由的环境里，学校的政治领导仍然完全可以代表政府履行领导责任，只要稍微改变一下领导方式即可：把原先的提名权变成审查权，把原先的资源分配权变成备案权，这样既不影响教师和学生们的自由，也能保障政府对学校的政治领导，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其实，这种模式很多组织都有。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的治理、实行三权分立的国会和总统的关系，不都是这样运转的吗？从积极干预式管理转变为消极干预式的管理，从直接管理到间接管理，只需要跨越一步，就能实现教育主体的转变，其实并不难，关键在决心。
当然，无论是政府宏观管理的“立”，还是学校自主管理的“办”，无论是政府的教育理念还是学校和学术的自由，都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教育的公益性。学术研究也好、教学管理、资源分配也好，一旦成为以营利为目的手段，那教育改革的经写得再好，也会被念歪。因此，教育改革的基础是：以保障学校、教师和学生的主体地位为核心，从法律上确保教育的公益原则，把该规范的规范起来，该标准化的标准化起来，转变原来那种奖惩紧密结合、资源随意调配的管理方式，形成政府依法治学、依法投入，学校依法办学、公平竞争的新的教育治理格局。
其实，说了这么多，不过是武训办学理念的重述。谁都知道，武训不识字，但却成功地办了学；谁也都知道，武训没有钱，是个乞丐，但却成功地办了学；谁还都知道，武训办学，自己虽然是老板，但开学之日，却先拜先生，再拜学生；谁也都知道，武训办学，不管教，不管学，只管先生和学生是否努力。其办学思想的精髓恰恰是虽然是自己建学校，当老板，但却以先生和学生为主体，尊重先生和学生的选择。有此四点，作为乞丐的武训都能成功办学，时至今日，教育主管部门的资源和能力不知道比武训强多少了，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办好教育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