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位在某大学任教的朋友，在博客里记叙了他参加的一场新闻传播系新生辩论赛，正方论点是“新闻自由有利于社会进步”，反方论点是“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会后，他问反方的学生，是你们真的认为“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还是抽签时，不幸抽到了这个论题?答曰，抽签抽到的。我朋友说，“那我对你们的遭遇深表同情!对你们抽到如此谬论，还能努力为之辩护，表示钦佩!不过，你们的辩论从头到尾几乎全是诡辩，全是歪理邪说，胡搅蛮缠，且不乏‘文革’时期‘四人帮’的法西斯专制的腔调。你们生于‘文革’结束后十几年，却与‘四人帮’一脉相承，这让我感到震惊。”对所有的“辩题”都有公共辩论价值这一点，我这位朋友表示怀疑，他认为，“究竟是‘吃饭有利于身体健康’，还是‘吃屎有利于身体健康’，本来是天理昭彰，毋庸置疑”，“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吃屎可能有利于身体健康，那就是，吃屎的是狗”。
辩论是一种修辞，从古代开始，对修辞的语言使用，就一直包含着伦理的层面。有效说服他人的技巧、技艺或艺术，虽然是实用性的，但都要求有“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所以对演说家的定义是“善于说话的好人”。离开或背弃了这样的伦理价值、言论技巧就会成为一种“不正当”的修辞，一种为达目的可以无所不用的手段，一种谎言的诡辩或巧言。
写作和公共辩论的技巧，总是与说话者的心态和目的相联系的，而说话者是否真正以无私的心态和以利他的目的说话，则是一件很难保证、很难确定的事情。所以，人们对修辞有一种既需要，又有所提防的矛盾心理。说话不能不借助修辞，但是，过于借助修辞，却会令人生疑：是否由于说话者不能动人以诚，他才特别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为说话的其他因素(动机、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别需要用修辞来掩护?久而久之，修辞便有了巧言令色、诡辩、强词夺理等负面含义。过分注重技巧的修辞，往往给人造成有伦理瑕疵，甚至“巧妙说谎”的印象。
为了避免把训练学生的辩论技巧引向“巧妙说谎”的歧途，教师会先告知学生怎样的论题才有公共辩论的价值。论题一般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道德禁止(forbidden)的，反面则是道德必须(obligatory)的;第二类是道德允许(permissible)的。在美国社会中，公众实际进行的公共争议问题都是属于第二类的，如堕胎、同性恋婚姻、公民拥有枪支。同样，只有第二类才是适合学生思考和辩论训练的论题，因为第一类论题往往代表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和共识，虽然不是不可质疑的，但往往不是青少年能在简单的辩论中说清的。因此，教师绝不会用“可以杀人”、“专制比民主优越”、“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这一类题目去为难和困扰学生。
教学生言不由衷地辩论，首先就违背了公共话语必须具有的伦理条件：有“好”的动机、对他人的“善意”、话语内容的“真实”。就算是他们成功地为“可以杀人”、“新闻自由不利于社会进步”做了辩护，并且“说服”了对方和听众，那也只是进行了成功的说谎，而成功的谎言又会对人造成怎样的伤害呢?
英国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格列佛来到了在他看来尚未开化的马国。他对马儿描述文明国度中的“说谎”，马儿表示不能理解。马儿说：“说话是为了帮助我们彼此了解，接受事实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说成了是，那么说话也就破坏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说真话，我自然没办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说成黑，把长说成短(把恶说成好，把丑说成美)，你的话不仅不能告诉我什么，而且反而会陷我于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为不合理的事情辩护，首先已经输掉了道义的立场。辩论训练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独立思想、价值判断的能力，否则就有可能将学生陷入一种比无知更可怕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