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1日，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萧瀚在自己的博客上就本学期被停止授课一事发表了致院长薛刚凌的一封信。信中说：“我从各方打听到的情况是我的课确实已被停掉。管排课的教学科研办也证实这不是排课系统的纰漏。令我惊讶的是，您没有给我办过任何正式的停课手续：您也没有正式知会我停课的原因、理由、程序，更没有任何书面文件确定这件事情，仿佛停掉一位教师的课是可以不需要任何程序的。”他向院长发问：“薛刚凌院长，您能否拿出正当的合乎学术规范的程序来告知我为什么停我的课？为什么侵犯我上课工作的权利？为什么侵犯部分学生听我的课的权利？”这件事，很快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萧瀚学术上颇有造诣。他赠我大著《法槌十七声》，学理、思想、文采具佳，我读后很受启发。据知情人说，他备课很认真，讲课很投入，学生很欢迎。在一般意义上，他是一名好教师。有这样的教师，本来是政法大学学生的福气。但这个学期却把他的课停了，还不说明停课的理由，的确匪夷所思。
人们不难猜测，他之所以被停课，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于缺席了一些院内的会议，而在于他对公共事务的参与。萧瀚是一位思想活跃的法学家，是一个追求社会正义的知识分子，从维护法治的角度，他曾就邓玉娇等公共事件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参与公盟等活动。他的声音，可能让一些当权力者感到不入耳。如果萧瀚的言行触犯了法律，可以通过法律制裁；如果萧瀚的行为违反了政纪，可以通过政纪程序处理。如果他既没有触犯法律，也没有违反政纪，就把他不明不白地赶下讲台，萧瀚当然有权利讨一个公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萧瀚被停课，是中国高等教育现状的一个缩影。本来，学校的主体是一是学生，二是教师。有学生求学，有教师授课，便构成学校。大学也不例外。中国古代有天、地、君、亲、师的说法，教师的社会地位很高。到中国现代，教授也曾经是受到社会尊敬的阶层。教授有尊严，权利受尊重，才谈得上学术水准的提高。曾几何时，中国的大学发生了悄悄的变化，最有面子的不再是教授，而是书记、校长、院长、处长。教与学的决定权，也从教师和学生的手里，转移到了书记、校长、院长、处长手里，甚至转移到了高距于学校之上的党政部门手里。教师和学生在学校都成被指定、被安排的对象，渐渐演化成失去自主和自尊的弱势群体。这种演变的结果，导致了中国大学品质的退化。有识之士痛心疾首，发出了“去行政化”的强烈呼吁。今年1月26日，温家宝在与科教文卫体各界人士座谈时也说：“一所好的大学，在于有自己独特的灵魂，这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不可能出世界一流大学。”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本来就是教师和学生应有的权利，也是中国大学的优良传统。近一个世纪以前，蔡元培先生出掌北京大学，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治校方针，不但孕育了北京大学的新生，而且催生了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这些年，中国大学与蔡元培传统已经背道而驰，越走越远。政府如果认同现代中国大学的优良传统，就应当拿出行动。拨乱反正请从恢复萧瀚授课权始，还教师以应有的尊严和学术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