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6日、27日，由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等中央部门与广东省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世界华人论坛”在广州召开。据《南方都市报》报道，7月27日，在该论坛举办的“海外专家咨询会”上，一众海外知名专家痛批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不平等。
华侨大学校长丘进认为“中国最缺的就是公平公正”，这体现在城乡差别、医疗卫生、教育系统，而高等教育不平等是一切不公正的根源。他说，如今高校分为“985”、“211”、普通高校“三六九等”，“985”学校的经费是普通高校的10倍之多，但培养的人才，绝大部分出国。美国教授张洪斌表示，“应该要让每个学校有平等发展的机会”。他们拟为此集体上书国务院。
这些观点我同意，没有什么好说的。
有专家反对“集体上书”，主要是觉得“改革中国教育太难了”。美国启明全球经济研究院院长陈朝晖说：“我也曾希望改变体制，但太难了，还不如我们自己为需要资源的暨南大学、华侨大学做点事情，帮他们争取资金和学术上的方便。”
这个理由很有意思，太像国内绝望于改革、完全屈服于现实的一些人的说法了。
我和一些评论作者、学者都曾反省自己的双重人格。比如，我曾对教育资源，从幼儿园到大学，按距离权力中心远近分配表达强烈谴责。但我也先后利用在政府和市委机关报工作的便利，放下架子找门路，让孩子上尽可能好的幼儿园、小学、初中，直到我南下广州无法择校才听天由命。
但是，我觉得我这种人格分裂，比起陈朝晖院长的做法与想法还是要高一筹。我作为生活中的人，“身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但是作为表达者，并不承认现实的合理性，而是向社会呼吁变革现实，此即唐代诗人白居易所谓“兽中刀枪多怒吼，鸟遭罗弋尽哀鸣”。这总比绝望并承认现实，像白居易接下来吟讽的“羔羊口在缘何事，喑死屠门无一声”要好吧?
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言论表达者都需要自律，比如美国不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的“政治正确”;再比如，我不愿说和写“牛X”、“傻X”之类时髦词语。但是，我发现我们现在有些人，包括前述有的海外专家，“自律”过了头。某上海作家上周在香港参加书展时谈到，他的一些文章在这家出版社通不过，在另一家却可以通过并安然无恙，这就是一些出版社用“宁左勿右”的老皇历自律的例子。我不明白，陈朝晖院长既在海外，又是政府贵宾，表达意见并无风险，对自己觉得不合理的现状，为什么要“自律”到连反对意见都要反对提的分上呢?
也有另一种“自律”的表达者，即自以为最懂实务、最有务实精神的“专家”。比如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张维迎教授，南北两家周刊最近同时因其《市场的逻辑》一书上市而大篇幅刊发了对他的专访。
我赞成张教授早先“为钱正名”、“为价格正名”的观点，他为建设市场经济、发展民营经济而鼓与呼，我也是赞成的——那些实践的好处其实是人民公社时代冒险搞“包产到户”、“黑市交易”的农民们早就懂得的。最近，他呼吁约束政府权力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建设，也是许多学者的共识。
而前些年他提出的国企改革“冰棍论”、改革过程中“官员利益受损最大论”，则是自以为有在国家体改委研究所工作六年的经历而“自律”的结论。产权改革中他只强调效率而不顾公正，鼓吹不择手段尽快实现民营化，排斥利益相关的工人参与。他所谓的“理性”就是“政策的变革首先必须考虑其可行性”。这也正是官员家庭财产申报并公开制度、政府预算和财政支出公开等改革，喊了几十年而进展甚微的官方理由。按张的“理性”要求“自律”，我们对官员财产公开等的呼吁，都是不必要甚至不应该的。(编按：“冰棍论”即认为许多国有资产是冰棍,不用也会自然消失,只有运作起来才会产生效益)
其实，自由的言者应该有自由的心态，“在野者”最应该讲的是应然的道理，为当权者树立一个价值标准和施政目标，而不是把自己当贯彻主公或长官意图的师爷、幕僚、参谋。
国企改制的实践已然证明，张维迎们的“理性”与自律性对策，是愚而自用。殊不知，借用权势把持所谓“产权改革”的官员、国企高管，是掠得财富的暴发户，哪里会产生“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一来他们有对权力的“路径依赖”而没有创造财富的追求;二来掠取者缺乏经营管理现代企业的能力;三来“鱼口的水，吞得容易吐得也容易”，少有不挥霍财富的。至于对官员的权力赎买，更是异想天开：如今“赎买”公权与上世纪50年代赎买资本家完全不同，一来公权本来就是公民们让渡的，二来现在对掌权官员有当年对资本家的压力吗 ?
这些道理何须细讲?教授也罢，农民工也罢，自由言说者摆正自己的位置最重要。“理性”得“自律”到只考虑现实“可行性”，干脆去走仕途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