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在权力与资本的强大引力之下，保持独立存在，才是理所应当
差不多6年前，清华大学校长在主持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来清华演讲时，在近百家中外媒体聚焦下，上演了“清华校长不识字”的一幕。然而，相比近日引发热议的清华百年校庆特刊封面一事，6年前的尴尬无论如何都不值一提。
在为百年校庆制作特刊封面时，清华校刊《新清华》用“知名校友”照片拼成了著名的清华“二校门”造型。在这个造型下，从清华毕业的政要们占据了封面最突出、显赫的位置。更难得的是，特刊编辑们还根据他们的职务、行政级别、在职、退休和候任等项标准，硬是排出了个上下、先后次序，把一件政治难度很大的政要排序工作，做得几乎天衣无缝。而那些在中国现代史上声名彪炳的各行各业杰出校友们，则一律靠下靠边。
如此版面语言，难怪民间解读为“万般皆下品，唯有权位高”，并由此开始了有关大学品格以及中国高等教育要塑造怎样的人的大讨论。
因不认字而导致进退失据，于“校长”之职或失体面，却不能说明这个校长就不合格。大学校长，只要谨守大学之品格，为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源远流长提供制度保障，为科学与人文研究提供荫庇，几个字不认识，可说无足轻重。但要谨守大学品格，则必要“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积淀与气魄，认识到大学不仅要培养政治家，更要培养能在科学与人文上做出伟大贡献的科学家、思想家与艺术家，以从知识和实践方面贡献于社会。
伟大的大学，多半皆有伟大的传统。百年校庆，当庆。以清华大学在国内大学的翘楚地位，盘点百年精英更有激荡心灵、引领社会的功效。但怎样的“杰出”方能成就大学品格？标准可能至少有两条：你是否为人类知识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你在社会实践中是否促进了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进步。凡是符合这两条标准的，不论职业、职务，都可称得上“杰出”。拥有这样的杰出校友，相比大学自身也会是胸有天地气自华的。
按照这个标准，变法维新之先驱梁启超校友、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痛歼日军，并在反法西斯阵营中获得广泛国际声誉的抗日英雄孙立人校友、在艰苦的环境下研制出“两弹一星”，继而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世界格局的功臣校友们等等，无疑应该获得比现在更多的尊重。
政治、思想、科技等领域，都非常重要，很难强行分个高低。此次清华百年校庆特刊“知名校友”顺序，本来很容易处理———按照毕业和来校工作的先后时间排序，谁都没话说。现在的这个特刊封面透露的权柄之气实在太浓了一点。还知识分子以传道、授业、解惑的本来面目，使大学在权力与资本的强大引力之下，保持独立存在，才是理所应当。多点学术气，书生气，甚至追求理想的乌托邦气，才是大学应有的气度。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大学院系调整后，国家在相当长时间里对清华大学的定位非常清楚，即：一所工科大学，为新中国培养科学家、工程师。回溯这一历史性定位，人们就有理由问：不算“文革”十年，清华大学在建国后出了多少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杰出校友”？为国家培养了多少世界级的科学家“杰出校友”？清华又有多少研究成果让中国可以在世界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相比而言，在清华大学举办的“2011大学校长全球峰会暨环太平洋大学联盟第15届校长年会”上，新华社记者现场做了一个“中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最缺什么”的调查报道，结论是：缺少对科研、教学的卓越追求；缺少全球化视野；缺少宽松环境与平和心态。恰恰指出了中国大学之短，也算是给中国的大学提了个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