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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志浩:大学依然在溃败!

  

  1、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您如何看这个“钱学森之问”?

  

  钱先生晚岁,对于大陆大学的现状,可以说近乎绝望,所以,才出现充满忧患情怀的“钱学森之问”。笔者注意到,“钱学森之问”,并不是特别深奥难懂的“天问”,而是经过对大陆教育的“望闻问切”,做出的符合医理的高水准的“把脉”。其实,钱老先生,早就得出了答案,那就是,大陆大学,没有一所按照创新的模式去办。

  当把“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挂在嘴边时,其实,反映了一种殷切的希望,同时,更反映了深切的失望。

  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更多的平常心。大陆处于国际学术界的边陲社区,而欧美处于国际学界的中心社区,这是不争的事实。而八十年代滋长的学术沙龙和处于萌芽的学术共同体,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主事者运用经济力量,安排课题和项目,事实上,高等学府的天平已经倾斜的很严重。加以合校、扩招、新校区的建设,宁静和寂寞的品行,已经离大学师生甚远。可以想见,失魂落魄的大学,能够坚持下来,已经很不容易。

  

  2、为什么现在大学中难出大师?

  

  本人作为普通的大学老师,从不否认人才的培养与教师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处于初级阶段的大陆大学老师,真还担当不了没有能够培养出杰出人才的“过错”。这里面的情形,与法院形成的冤案,法官固然难辞其咎,但是,一个普通的法官,可以左右“政法委”和“审委会”的法律生态吗?

  现在的社会心理,极为有趣。大家非要如此不堪的高等学府,产生大师,岂不是强人所难?看来,我们的社会病得不轻。可以说,朝野上下都患上“大师综合症”。

  大师的产生,需要“大气候”和“小气候”的综合作用。“大气候”指的是“礼崩乐坏”,没有“礼崩乐坏”的生态格局,大师怎么会应运而生?“小气候”指的是学者本人所具有的胸怀和抱负。改革的时代,其实就是“礼崩乐坏”,在笔者看来,大陆产生大师的时代条件已经具备,如果,学者斤斤计较于职称、会长,挂念的只是课题、项目、经费、基地这些玩意儿,也就是说,大陆学者普遍萦怀的,还只是“小康”的物质条件,连寂寞和宁静的学术境界,都理解不了,那么,岂不是缘木求鱼?

  笔者看来,意识形态和鄙俗市侩两条绳索,在遥控着大陆学者的身心,使得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成为一种奢谈,阻碍着学者的自由成长。如果,泛泛而谈,大家都认为应该减少行政管理,其实,仔细观察身边,与行政权力的勾兑,还是很多老师求之不得的美差。

  我所冀望的大学,最好是无为而治,当然,这对目前的大潮来说,无疑是反其道而行之。

  老师的地位,和教练类似,教练成功的地方,在于可以培养世界冠军,没有人特别在意,教练本人是否冠军。无论在那里,一流学者都是少数。在我看来,能够激发学友的思想,温暖学友的心灵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大陆的学府,固然需要一流老师,更需要好老师。

  

  3、现在为什么出不了蔡元培那样能够大力推动改革的教育家?

  

  大陆有很多无趣且无奈的事情,所谓的教改,就是其中之一。大学的改革,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传说。也可以说,大学师生痛恨的事情,在既有的生态格局中,几乎没有改动的可能;而主事者所推动的“教改”,几乎每一回,只不过增加了一件新的令人痛恨的事情而已。

  在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态格局中,按照北京大学李零先生的说法,大势已去。

  教育家进行改革的空间,不要说没有办法和蔡元培先生所处的环境相提并论,说实在的,就是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都要差得很远。八十年代可以出现蔡元培式的校长,不是偶然的。当时,大陆大学,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泥沼中艰难走出,主事者面对千头万绪,具有宽容、宽松、宽厚的态度,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先生,担当起了教育改革家的历史使命,成就了中国大学史上的一段传奇。

  当代大陆大学,已经受到各种规章制度的制约,加以接近板结的大学结构,大气候和小气候叠压,都使得教育改革家的空间,实在有限。

  笔者听到南方科技大学创校的消息时,仅仅兴奋了五分钟,接着不免为朱清时先生担忧。一所号称“新型”的大学,董事会成员过半都是现职官员,不得不成立党委会,光是这两条,就决定了出生不久的南方科技大学,已经死掉。

  一直在高声大嗓呼喊教育改革,既然是改革,只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加减法。而制度特别矫情,也特别板结的地方,可以说,令人万分沮丧。但,也不是说,只能保持糟糕的状态,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先生所进行的改革,笔者比较看好。

  朱清时先生,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的理想主义者,但是,朱先生不大具有“生存智慧”。说实在的,朱先生担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时,原生态地面对教育部评估专家,已经令主事者愤恨不已。毕竟,中国科技大学,是中国科学院办理的大学,所以,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教育部有时候,也无可奈何!

  遴选朱清时先生出山担任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在人情世故的国度,注定是个悲剧。

  

  4、您觉得大学应如何改革?

  

  我觉得,教育要改革所达成的共识,都是一些表面上的共识,而对教育问题的判断和思考,才刚刚开始,远没有达到共识。就笔者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而言,在校长纪宝成心中,教育改革的图景,与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张鸣先生的图景,能够谈到共识吗?

  大学原本是知识分子的社区,但,大陆大学,不大具有“生存智慧”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往往是这个社区的边缘人,郑也夫、高王凌、秦晖诸位先生,莫不如此。由此可见,大学已经被扭曲到何种地步?

  不具“有生存智慧”的学者,不至于不与权力进行勾兑,而丧失尊严,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笔者以为,这已经是相当了不起的事情。

  现有的制度安排,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谁要是把精力用于教书育人,既没有办法进行量化,也是一件无比吃亏的傻事。所以,在教书育人方面的傻子,日益减少,也就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如果真要进行改革,不要使大学师生的声音“沉没”,尽量实行无为而治,给与大学师生最大的自由。在一种自由的氛围中,使得“学者共同体”和“学生共同体”得以发育。尽可能全天候开放图书馆和实验室,给种子选手提供基本的空间。

  民国大学和国外大学好的经验,那些主事者也不是傻瓜,只要对自己不利的,坚决不学;只要是对增加特权有利的,三下五除二,急用现学,勇敢的很,迅速得很!教师要说与农民相比,农民好歹还有一块地;要是与工人比,工人还可以选择几个对口的公司。不管你是肖雪慧,还是萧瀚,让你下课,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谁让知识分子不争气,总愿意往权力和财富那里靠,傍大官与大款,尊严丧失殆尽。

  只能让我们这些心还在、血还热的大学人,徒呼奈何!

  

  (2011年7月18日,11:23分,书菜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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