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不缺乏圣贤崇拜传统的中国，当今时代对专家学者们提出了“大师” 的高标准要求。一句“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的全民性追问，事实上暗示了亿万中国人在内心深处的一种深深期待，这种强烈的思想共振感，促使今日中国患上了“大师臆想症”。
一是“钱学森”之问被媒介故意篡改。“中国为何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一“钱老之问”，被“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所置换。其实，作为中国大师的优秀代表，钱老很清晰地知道杰出人才可以通过教育制度改革本身以培养的方式生产出来，而真正的大师却绝不能通过所谓的先进的教育深加工就可以繁衍而出，因为二者的生成逻辑是相异的。杰出人才可以建立在知识积累的经验范畴基础上，教育所发挥的知识延承功能与社会知识的认同体系决定了杰出人才生成的数量与类型，杰出人才自然也应该多多益善；而大师则必须建立在知识创新与思想引领的基础上，它决然不只是简单的教育问题、政治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而是一个复杂且庞大的时代问题。不是每个时代都能出大师，且在有幸出大师的时代其数量也注定只能是寥寥，然而每个时代都会有属于自己时代的杰出人才。理念中的真正大师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二是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中被牢牢形塑的唯GDP主义“生产—消费”逻辑不可避免地被复制和移栽到大师生成逻辑之中。一方面，层出不穷地通过各式重点校、实验班、精英学院（比如前段时间的“孔明学院”、“诸葛亮班”等）、各项刻意制造的高校序列（例如重点大学、211、985、珠峰计划高校等）、大师培养计划等，从而形成一种封闭性的、举国体制的、排他性的大师生产“工业”体系，这种“工业”体系背后的依据正是一种如同商品批量化流水线般生产加工的经济逻辑，现代各种拟真化的广告将今日大师的形象固化为某种范例/模型，进而全面控制大众对大师的主体认知，然后这些被定时定期收获的大师产品便以各种权力、资本所控制的媒介、网络为通道，进而以各式快餐思想的形式去满足社会大众的精神需求。显然，这是一种空洞而拙劣的大师产品制造体系，其本质不过是对真大师生成土壤的“圈地运动”而已，就好比早在87年前的1924年，大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作“未有天才之前”演讲时所述：“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故“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 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那一年，钱学森13岁，正好在附中读书，谁也无法预知这个13岁的小男孩日后会成为中国的“航天之父”，谁也没有办法把他遴选出来从而作为天才放入所谓的“实验班”，进而进入所谓的封闭性的举国体制的大师生产“工业”体系中来加以铸炼，否则，钱老能否成为一代大师还真得打一个问号。钱老没有进入所谓的大师班，可就在87年后钱老的母校，却出现了为了解答“钱老之问”以培养大师而蓄意设置的“钱学森”班，若钱老泉下有知，真不知当作何感怀？
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各式造星运动以评奖的方式来遴选大师，似乎大师的生成仅仅是一个授权问题，而不是一个法理问题，前者预定了大师本身的既定存在，后者则考虑大师存在有无以及是否具有合法性的问题。由此，大师生成被逐渐演化成了一种依附性的权力选择与资本评价，大师的生成逻辑也被悄然偷换成了以现有学术级别评价分类体制为主导的学术经济增长逻辑与学术产品生产逻辑。中国普通公众与其说是呼唤时代大师，不如说是在当代全面开放的技术工业理性复制时代中，一方面对内反抗学官、学资相互勾结与非法交易，从而摆脱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对外，特别是在民族国家之外，通过本土大师与西方大师的平等对话以争取主体自信与民族自尊。
一是来自于非理性的自负。30多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果，使得国人得以真实确认这块百年贫瘠的黄色土地正在从单调的传统政治中国逐步走向多元化的现代中国，“中国崛起”在百年屈辱的历史烟云中从此不再是一个被虚拟建构的乌托邦。遭受百年欺凌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全面振兴事实上碎片状地勾起国人曾经深埋于心迹的民族自卑，而这种强大的被深埋多年的历史记忆在民族崛起后的瞬间喷薄而出，可能导向两个结果：一是直接转化为一种理性成熟的民族自信，二是直接转化为一种非理性狂热的民族自负。这种民族自信与自负总是共生交叉且相互转化，二者都会炽热甚至疯狂地渴求中国能尽快出现属于我们自己的大师，从而在与世界对话的过程中通过世界规则的全面重新修订与文化软势力的多方输出，以提升国人精神层面的民族自豪感，进而影响甚至左右世界。
二是来自于被误读的实用主义以及精神虚无主义。这也深深折射出中国在不断促进国人逐步改善和提升个体权利的同时，因社会公共诠释力多元或缺位而导致国人选择缺乏方向感和意义性而凸显出来的迷茫与不安。同时因为中国已经逐步完成了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转型与结构重塑，信息流与资本流非规则化的过度泛滥已经深深镶嵌入中国日常生活之中。经济实用主义的现实逻辑使得曾经视独立人格与自由思想如生命的学人逐渐在资本、名誉与权力的诱惑面前失贞。因此，中国渴求大师的真正潜台词应该是，渴求中国能更多地出现与真理同在的大师精神。而将“钱老之问”故意篡改为“今日中国为何出不了大师” 这一伪命题，其残留的真意义在于，今日中国为何不再有智者大师如古之先贤能以独立精神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时代立言？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涛 单位：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