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诵和引述警句格言是人文教育的一种手段，久而久之也成为一些人的思想谈吐习惯或话语偏好。据报道，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文学艺术家谈心时说： “《随想录》出版后，我读了受到极大的震撼，感到那是一部写真话的着作。” 温家宝总理喜欢读罗马帝国凯撒•马可•奥勒留所著的《沉思录》，还喜欢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1759年出版），甚至能够引用其中的警句。背诵和引述警句格言是许多人的嗜好，尤其是年轻人。古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的不少作家和读者，也都是警句迷，我们现在出版的这一类的书，大多与这两个时期有些关系。
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时髦或流行的警句格言，“文革”时有毛主席语录、雷锋日记、王杰日记，现在多样化了，有外国的，也有中国的，有古典的，也有现代的，有古罗马的奥勒留、爱比克泰德，文艺复兴时期的葛拉西安、蒙田、培根。当然还得算上当今中国最红火的“红色短讯”。常把警句格言挂在嘴上的人，让别人觉得他学识丰富、思想深刻、充满智慧。那么，警句格言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知识和智慧呢？
我在教学中发现，学生们阅读古典文化时期的一些经典作家时，常会碰到警句格言，他们也喜欢去记一些警句格言，有时候甚至挂在嘴上。这种兴趣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如何引导学生从警句学会思考，而不是用警句代替思考。从警句学会思考是开始性的，用警句代替思考是终结性的。一个是问题，另一个的答案。人文教育是学会问问题，如果只是寻找和提供现成答案，那就变成了“思想灌输”，而不是“人文教育”了。
在人文教育中，我们可以如何引导学生们的阅读习惯，包括对警句格言的兴趣呢？不妨以16世纪随笔作家蒙田来做一个例子。 蒙田对人性和人的行为观察细致，很能引起人们道德寓意（moralist）的联想，他的许多人生观察和评论都具有极大的可引述性，因此成为警句格言。蒙田表述的是一种具有法国特色的道德智慧，他观察人的行为和动机，目的不在于教诲或教训别人，或是确立某种刻板的原则标准，而是让读者与他分享思考的乐趣。
例如，在《随笔》中卷第3章《塞亚岛的风俗》中，他说：“最自愿的死亡是最公平的。”(The most voluntary death is the fairest)。蒙田是在说自然死亡，还是在说非正常死亡（自杀）呢？他所说的“自愿”是自己的选择，还是逼不得已呢？这句话是在这一章开头的地方说的，这句警句虽然清楚有力，但却是一句充满暧昧之意的话，整章的讨论讨论的就是它的暧昧，而不是证明它的确定。蒙田45岁就有严重的肾结石，他父亲就是得肾结石死的，他以为这也将是自己的命运。所以一直就有对死亡的思考，他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写过“哲学即思考死亡”的文章，人对死亡早有准备，等到时辰来到，就会泰然面对，不会再有不当的期望，由于自愿迎接死亡，自然不会觉得死亡对他不公。所以，自愿死亡也是最公平的。
但是自杀就不一样了，要是随意引用这句话，或许会得出十分荒谬的结论了。“文革”中被迫害到绝路上的人，有许多自杀了，自杀后还被定罪为“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死有余辜”，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该死，死对他是公平的。那些抗争无力、申冤无门的被拆迁户，用自杀来抗议或逃避，他们确实是“自我选择”走上绝路，但这能说是“公正”、“公平”的吗？可见乱引警句，可能有多么大的思想混乱。
闵安琪的《红杜鹃》中有这样的一个情景：“文革”中人人背诵毛主席语录，又一次，她在农场里上茅房，听到隔壁男茅房蹲位上有两个人在引用毛主席诗词，这在文革时是思想进步、政治坚定的重要表现。她是这么写的：“有一个人刚说‘四海翻腾云水怒’，又停了下来。我听见他拉的屎掉进了茅坑。又听他说‘五洲震荡风雷激’，接着又听到落屎的声音。”蹲在闵安琪后面茅坑上的一个女孩唱起了毛的语录歌“共产党员就像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生根开花。”我不知道这是不是闵安琪编出来的情节，但肯定是一个乱引警句的例子。
好的警句格言都从观察具体的对象得到的点滴智慧，是与具体的环境连系在一起的。一旦把警句格言孤立起来，警句格言也就会变成一些空洞浮泛的配方程式表述，变成了像“文革”中“语录”式教条。对政治教条式的“语录”，我们中国人的体会是最深的，语录是思想快餐，是“垃圾食品”，是简化和代替人的个体思想的有害之物。但是，任何其它形式的语录，包括古代的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警句格言，在不动脑筋、不加判断的引用时，都有可以变成陈词滥调、机械思维，甚至变得不知所云、不伦不类。语录是这样，任何别的警句格言也都不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