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北京海淀区东升乡新希望实验学校被拆除。自6月份以来，大兴、朝阳和海淀已有3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关停此类学校被认为是未来政策的方向，也将波及其他10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北京市教委表示不清楚此事，朝阳区表示会接受分流学生，但有老师反驳说公办学校没这个容量，其他县区则对拆迁安置没有具体表态(据《新京报》)。
对于拆除外来工子弟学校，网络上满是愤怒。愤怒的理由很容易找到，它来自于时刻都在的政策对比。就在拆迁外来工子弟学校的同期，官办的希望工程公布了在非洲援建1000所学校的计划。除了对待国人与友邦的反差外，也有来自于“旧社会”的比较：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办平民教育，各高校学生会、各教会甚至警署都为贫寒儿童设立半日学校。
政府关停打工子弟学校的借口是不符合办学标准，可这些学校都办了十来年了，为什么只在这个时候叫停?况且有些学校经过改造，办学条件和师资力量都不比公立学校差。这些学校不需要政府负担，反而在为政府分担教育责任和义务。如果假以时日，让这些学校安稳地发展，对于解决外来工二代的教育问题甚有帮助。以上种种，可见以办学标准不达标为关停的理由很难成立。
尽管关停之举在情理上说不通，但它却假装有法律依据，这证明此类学校在教育的制度安排上，处于弱势地位。《中国财富》杂志曾在事后邀请被关停学校的校长参与讨论，校长们最后都被要求噤声，不得不退场，这也见出无所忌惮的权力在关停学校这件事上的强势。说到底，关停学校不是贯彻办学条件那么简单的事，它仍然是权力在社会和教育领域中嚣张的展示，是对权利的压制。
聚集在关停学校上的舆论谴责，都基于这一逆行造成的伤害。声讨是需要的，也挡不住。然而也有必要追问，谁能从这件事上得利?作为一种政府行为—暂且不论其正当与否—它会给什么人带去怎样的收益?也许通过这样的反推，才能看见魔鬼隐身所在。关停外来工子弟的学校，其实打散的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在北京扎根的希望。这就不难追踪到北京在外来人口上的思路。
2005年，中国国民党革委会北京市委张惟英委员曾有建议，“来京应设门槛，允许了才能进来”。同时是人大教授的张惟英此番言论，引起了针锋相对的讨论。对照关停学校的做法，可以知道张惟英的建议已经付诸实施。要消灭外来人口在北京安居的欲望，没有什么措施能比打乱家庭成员的分布最有效果的。因此，关停打工者的子弟学校，潜台词就是：北京不欢迎你。
姑且不论用制造问题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能否减除北京市的人口压力，城市管制似乎变简单了。一刀切的禁止很省事，便宜的是基层教育官员，官僚系统也从懒政中受益，趁机将外来工子女教育权从问题清单上删掉。考虑到打工子弟学校属于社会办学性质，带有强烈的公益属性，禁绝之后，也相当于在这个领域将公益慈善的不安定因素排挤出去，降低维稳强度和风险。
在没有能力解决问题之前，任由问题积累，然后用否认问题的方式取消行政义务。这就是北京在关停打工子弟学校上的逻辑。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聚居在北京郊区，他们在城市政策中的边缘化，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可以被忽略、被驱逐的人群。关停学校其实打破了原先的平衡，这种平衡是由政府的不干涉、以及社会力量的倾力建设达成的。粗暴关停之后，无序失衡的格局难免动荡。
外来工人心浮动，其家庭结构被拆解，城乡户籍的藩篱跳出来撕裂族群，义务教育的适龄人口流离失所。政府所得恰是民众所失，是非了然。雨果曾有比喻，“多办一所学校，就少办一所监狱”。无力做善事的，却不忌讳行坏事。相较于可疑的施政成果，恶劣的后果已经发生且不可预料其后续影响。关停学校，令社会自治遭遇挫折，其实应该问问政府：你们准备好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