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飞速变化下的人会发慌，感到自己要失控。如果父母很慌，这种情绪就会传递给了孩子，孩子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长大，心理问题就会积累。”方新说。
北大学工部刘海骅说，他们正就北大学生区别于其他高校的心理特质进行调研，以针对性地做学生的心理工作。
北大的特质是什么？刘海骅说：“都是优秀生，学习成绩好。这样的学生有共同的特点。”
-把心理咨询和精神病联系在一起是误解
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主任聂振伟说，全社会包括大学生要改变观念，把心理咨询和精神病联系在一起是一种误解。心理咨询接待的是正常人，帮助在日常学习生活中遇到困惑的人尽快适应。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建新认为，大学生是一个活跃的群体，和社会的常态和人们的期望不符合的时候，就被看作是“有问题”的人群。这一代人可能要为社会快速发展付出焦虑抑郁的代价。谁也逃不过去，心理学家也有焦虑，没有人能抗拒。
他认为，中国文化正在经历重塑的艰苦过程，新旧观念在激烈交锋。中国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在生活中感到有价值、很快乐，大家还没有找到。但社会应该让人的才能有多方面展示的途径，不要一个模子里出来。
其中，社会对有精神障碍学生及其家长的容纳显得尤为重要，许多有心理疾患的学生和家长长期生活在沉重的社会舆论下，不能承受的那一天，就是他们逃离尘世的那一天。
聂振伟举例说，全社会每一个人的观念都要转变，一个人说感冒了大家就认为很正常，说心理感冒了就会被歧视。
-想自杀的人，其共同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
央视《新闻调查》在采访自杀大学生的母亲时，这位母亲说：女儿曾告诉我，这个病老不好，自己掌握不住自己，想死了。她说妈妈我就要想到死了。当央视记者问这位母亲，治疗抑郁症，除了药物之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回答是：心理支持，最需要人的信任，就是说支持她，不要瞧不起她。
北京市心理危机研究与干预中心研究结果还显示，70%左右的自杀死亡或自杀未遂者从来没有因为其问题寻求过任何形式的帮助。
樊富珉对自杀者的心理状态研究发现，想自杀的人共同的心理特征是孤独，认为谁也理解不了自己，谁也帮不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唯有自己最不幸、最痛苦。因此绝望，想以死来解脱困境。但实际上，想自杀的人心情很矛盾，想死的同学渴望获得帮助。
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不是一个时候突然出现的，也不是一个方面单独影响形成的。心结要慢慢打开，要家庭学校社会一起帮助他们打开。
樊富珉说，自杀是个过程，总有蛛丝马迹，所以是可以预防的。比如自杀者在实施自杀前言语上的表现，行为习惯的改变等。要建立预警机制，关心他们，陪伴他们，和他们建立关系，让他们感觉到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生活学习上的难题。
-“我的经历——关于自杀和心理咨询”
有位专家在接受采访时，向记者提供了一篇发在北大网络上的帖子。题目是《我的经历——关于自杀和心理咨询》，作者描述了心理咨询工作在他从轻生到新生历程中发挥的作用：
我童年灰暗，性格内向、孤僻。
从初中开始我就有自杀念头，仔细考虑过割腕、跳崖和跳楼。上研后，精神状态一如既往地愁苦，那时候的我内心积压了许多东西，在图书馆自习着就会哭出来。
我平时甚至不敢大笑，因为怕情绪失控，声音走调被别人取笑。在无法忍受的时候我去校医院的心理咨询预约，一个月后开始接受咨询和治疗，一直到今天。这个过程其实并不叫人愉快。
有段时间，几乎在每次咨询后，我都会头痛，晚上梦中大声呓语。有天晚上我从梦中惊醒，感觉自己真真切切濒临死亡。但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确实发现在各个方面舒缓下来，我逐渐明白是什么东西让我焦虑，让我愤怒，在弄明白之后，我也不知不觉地放下它们。
原先以为写不出毕业论文是我水平问题，是努力不够，但后来发现这些都是心理问题。我于是对自己宽容了许多，学会倾听内心感受。生活开始呈现另一种面貌。在此之前，我也读过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自以为挺懂，但后来发现，自我摸索、自我推测的那一套和心理咨询根本不是一回事。
在这个过程中，我完成了论文，重新申请出国，对父亲建立新家庭也不再那么抵触反感，生活基本步入正常轨道。有人在一次心理讲座之后曾感慨说：“原来生活可以有幸福。”
我不敢说我已经完全领略到生活中的幸福，但至少对幸福有了盼望，我原本以为它与我没有丝毫相干之处。有些人感受到我身上的变化，他们评价说：判若两人。
刘海骅指出，社会转型期间，竞争加剧，人们的价值观念多元化，学生缺乏信仰和信心，容易产生迷茫情绪。父母对学生的学习要求过严，忽略了学生成长中其他素质特别是与人交往能力的培养。这样的学生关注面就比较单一，视野狭窄。期望大学期间补上他们成长过程中失去的东西就比较晚了。事实证明，一个学生的社会支持很丰富很健全的话，即使遇到挫折，他们也能够很好地恢复过来。另外应该改变现在的应试教育模式，并在学校建立对学生起到心理支持作用的系统。家长社区都应该有心理健康系统。政府应加大心理机构投入，包括硬件，包括专业心理咨询师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