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史，青年男子过剩通常预示着暴力的发生。中国历史上的捻军起义就是由这些几乎别无他望的过剩青年男子发起的。性别比例每升高1%，暴力和财产犯罪的比例就升高6%。
19世纪中期，黄河爆发两次灾难性洪灾，之后又闹起饥荒，在中国东北地区肆虐。起义军，也就是捻军，把空前数目的青年男子征集到民兵组织中，在清朝统治者的军队和政府机构中制造混乱。尽管捻军起义和南方规模更大的太平天国起义最终都被粉碎，却给中国经济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加速了清朝灭亡。
据政治学者瓦莱丽·哈德逊（Valerie Hudson）和安德烈·邓波尔（Andrea den Boer）所说，饥荒年间大范围的女婴被杀，这意味着该地区四分之一的青年男子不太可能生儿育女，用按汉语表达就是“绝后”。二人认为捻军起义就是由这些几乎别无他望的过剩青年男子发起的。
捻军起义的历史事件预示出中国随后几十年将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青年男子数目明显过剩。
重男现象“历史悠久”，在汉族人中最为凸显，导致中国部分地区女婴遭到杀害，女儿不受重视。但最近几十年，廉价超声波技术（能够在妊娠早中期决定婴儿性别的技术）普遍，托政府独生子女政策的福，堕胎轻而易举，导致了女性胎儿流产现象非常普遍。
结果，到2020年，步入成年，进入择偶市场的男性要比女性大概多出3千万。捻军起义时的性别比列偏差程度相较当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现在（这一现象造成）的后果也更具灾难性。
成家希望渺茫的贫穷青年男子自身和他们的群集都陷入了危险境地。经过几千万年的进化，许多女性和数目更多的男性没有留下一儿半女。然而活在现代的每个人都是从避免了这种厄运的祖先那里繁衍而来。我们的男性祖先为了争取地位以及同龄人对自己的尊重，进行最为激烈的奋斗，他们也赢得了配对的机会。结果，青年男子对于周围的动向极其敏感，一触即发，当绝不可能找到配偶的男人数目上升，竞争也变得白热化了。青年男子对未来大打折扣，冒着各种荒诞的风险，只为加大自己的求偶希望。他们也变得更加暴力，时刻为察觉到的轻蔑和侮辱准备着，展开更多攻势——通常是在小事上。这就引发了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攻击和谋杀。
绝对找不到配偶的男人数目增加，其诱因很多。经济不平等就是一个，让如此之多的青年男子无法求到一位妻子。社会允许有权势的人三妻四妾，而剩下的女人仅给穷人配一个妻子，都是少的可怜。但是最具戏剧化的是，正是偏重男性的性别比例使得剩男无法拥有自己的家庭。
在某种情况下，为统治权而竞争的年轻男子数目之高提高了当地暴力，谋杀和违法的比例。马丁·达利（Martin Daly）和马格·威尔森(Margo Wilson)夫妇的研究表明当地收入不均就可以解释谋杀率在大范围内变化的原因：从芝加哥社区到美国各州和加拿大各省。
纵观历史，青年男子过剩通常预示着暴力的发生。美国边境各镇由于男性过多，然而可以结婚的女性近乎为零，导致违法行为过多，从而赢得了“西大荒”的“美名”。历史学家乔治斯·杜比(Georges Duby)在《骑士社会》中称，从十字军东征到殖民主义的建立，欧洲一系列扩张主义就是由一大批野心勃勃，争强好胜，然而生育后代希望渺茫的青年男子点燃的。
中国已经嗅到了“绝后”数目过多的影响。经济学家莱娜·埃德隆德(Lena Edlund) 估计性别比例每升高1%，暴力和财产犯罪的比例就升高6%。此外，中国有最严重的重男性别比例的地区正经历着其他种种弊病，所有都和男子数目太多相关联。在中国，赌博、酗酒、吸毒、绑架和走私妇女的发生率陡增。
“绝后”问题将会随着收入不平等加剧而变得复杂。中国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已经从25年前的低于0.3升至今天的将近0.5。关于基尼比例，0代表绝对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
中国在消除性别歧视引起的堕胎和忽视方面，效仿韩国做法的急迫性再夸张也不为过。
但是情势仍然紧迫，未来二十年中，规模空前绝后的光棍军团会进入成年，中国需要对这些由其引发的问题提出大量富有创意性的解决办法。数以百万的愤怒男青年不仅会给自己造成危险，而且生活在其周围的人们也岌岌可危。此外，哈德逊和邓波儿一直认为光棍也会成为政治煽动，原教旨主义（《洗脑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甚至可能是恐怖主义的完美素材。
译者：chrisma890608 文/Rob Broo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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