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国人正在整体大踏步地迈入消费主义时代，当80后的父辈和兄长都抛却了理想主义，忙着唱歌按摩出国旅游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单单指责80后？
最近，我的朋友L先生很有些气愤，在某个阳光祥和的下午，约我在西湖边的一家咖啡馆见面，不等我坐定，他便言辞激烈地说道：“你们年轻人，真是缺乏理性，凡事都诉诸人的本能反应，去对抗你们认为一切不怀好意的西方事务”，甚至不惜用了“脑残”和“傻逼”这样的形容词。
我当然清楚，一向风度儒雅的他是被这几天发生在各地的暴力“反日”游行激怒了。这位60年代出生的精英，曾在多个公开的场合表达了自己对80后的政治期望，成为中国“现代转型”的中坚力量，成为一代有独立精神、思维的公民。
L先生对我说：“任何一代人，在社会进化的历史里，如果不能主动地创造或幸运地遭遇历史性事件，那么，他们的代际意识、代际效用、代际使命很难现身。”
所以，我完全理解的他的愤怒和无礼，毕竟他是为数不多看好“80后”的前辈之一。
事实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跟随在80后之后的描述都是“自私叛逆”和“娇生惯养”。他们常被描绘成这样的一种人：不热衷政治，不关心社会。崇洋媚外，喜欢韩国肥皂剧和法国时尚，喜欢无病呻吟，习惯在富足的生活之中寻求忧郁和悲伤。
而有些评论甚至有些尖酸刻薄了，比如我就在一篇文章中读到这样一段话：80后一代在这些虚无、罪错的生存环境里成长，他们多有自我中心意识，而少有人类意识；他们多有合群思想，而少有个性思想；他们多有势利心理，而少有同情心理；他们多有丛林意识，而少有社会意识，是中国的“垮掉的一代”。
的确，同60后、70后相比，中国80后是没有政治意识的一代。包括精明的西方人也发现，中国的80后尽管独立、自我，却对自由、民主、选举权等兴趣寡然。难怪，《时代》杂志Simon Elegant 在描写中国80后的文章“China"s Me Generation”（中国自我的一代）里，以一点无奈的语气结束全文，“China"s future will be defined by whether they realize that democracy can help China.”（中国的未来决定于他们是否能意识到：民主能帮助中国。）
从大的视角来看，他们的成长风平浪静。出生在80年代，却因为年纪尚小，与那个年代的民主运动、文化复兴毫无关系。随之而来，初级政治启蒙却由“四项基本原则”紧紧控制，高等教育则把“马列”“毛论”列为必修课和研究生入学门槛。80后对近在咫尺的历史一无所知。所谓“禁忌”，只是大学内部网络疯狂流传的猎奇物，而非有切身之痛的记忆。不过，这种刻意塑造的忘却，从某种意义上，并非坏事。
政治紧缩只是一种深藏不露的表面现象。80后其实懵懂的认同，似是而非的政治教育并非一种强制接受的价值观，也非一种严肃的学术训练，而是入学踏板石，甚至是记忆力测试。因此，“政治”更像是一次性用品，即用即弃。这也可看作，“工具化”的政治教育，客观造成了一种“政治自由”。
我们可以把中国80后自以为拥有的“自由”看作一种“无知”。虽然横向比较而言，中国的“自由度”并非完满，但是80后一代身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不满倾向。在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有对意识形态不予理睬的自由，他们把这种自由，延伸为互联网和短信中的娱乐势力、草根言论，享受虚幻的色彩斑斓、智慧泛滥。
因此，中国80后的精神层面呈现出一种非常现实主义、世故虚无的“草根”倾向。在80后身上，看不到“告诉你，这个世界，我不相信”的怨愤沉重，也没有“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来寻找光明”的单纯希冀。根本而言，他们享受到更多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规避了政治中阴暗血腥的一面。
话说回来，即使每天花两三个小时玩游戏也非洪水猛兽，只要规则公平合理，为其创造一种自由和平等的游戏环境，他们在其中体验期待，怀疑，痛苦和狂喜，通过个人努力与团队合作，实现自己每一个微小的愿望，这何尝不是淬炼其精神，独立其品格，拓宽其眼界，增进其智识的过程，有什么不好？
从内心来说，我实在不愿意跟人去讨论“80后”的问题，在我看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特点，更有其应有的社会地位，我们是无法用前一代人的观念来衡量，或者套用在另一代人身上的。而事实上，历史上对下一代人的“打包”批判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每一代人都被上一代人无情地批评，上一代人往往对年轻一代表示担心和痛心。比如，20世纪20年代，侨居巴黎的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就曾经指着海明威等人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里更可能是一种偏见，是批评者的“杞人忧天”。
李泽厚在《现代中国思想史论》的后记中，引用了西班牙学者马瑞斯对“代”的定义：“‘代’的研究注意于这些‘在成年时（大约17岁至25岁）具有共同社会经验的人’在行为习惯、思维模式、情感态度、人生观念、价值尺度、道德标准……等各方面具有的历史性格。”正是不同于以往的社会环境，塑造了80后新生代的社会经验，进而形成了他们的政治意识。
而我想说的是，并非所有80后都让L先生们失望。就像以往几代人，80后也会分化出左翼和右翼，激进派和保守派，他们中间既有韩寒那样的自由主义小将，也有《纽约时报》报道的大学生愤青。L先生在校园和网络上仍旧可以找到大批80后粉丝，而《中国不高兴》不见得就受80后欢迎。
就拿令L君痛心疾首的“反日”游行来说（抗议游行指南：什么是让人敬畏的力量），在一片喊打喊杀的混乱中，也有保持理性、清醒，甚至践行公民精神的例子。看完西安的80后李昭在9月15日那天的经历，大家可能会感慨，我们距离公民，有时只需一瞬间。
当所有人都陷入到一种愚昧的爱国狂欢中时，他能够在不盲从的同时，举起那块”前方砸车，日系调头”的纸板，这举起的正是一个公民的善意、勇气与责任。从报道中得知，尤为可贵的是，他在事后反思，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应该做和能够做”的事，“就像你在新加坡不乱扔烟头，肯定没人给你鼓掌”，舆论的热情赞许让他开心，却也有点寒心。
公民不一定要是英雄，李昭只是在尽自己的本分（也许我们不能改变世界）。正如我的朋友，青年学者羽戈所说：“当公民把自己架上英雄的高度，其实质，不是上升，而是下坠。惟有像李昭这样学会摆正自己的身位，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公民。”
若你稍加关注近些年的新闻，我们就能注意到，中国的80后远非像他们的“前辈”所说的那么不堪，更不是娇生惯养的所谓“垮掉的一代”。与他们的“前辈”相比，他们只是不再屈从于主流价值观，对人生，社会和政治有了自己的一套评判标准；他们不过以怀疑的方式与确定共处，以率性的方式与规矩共存，他们大多数已不再认为自己肩负着什么特殊的社会责任或历史使命。
他们自称为“草根”，以此来对抗和解构他们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如此，他们当然会遭到一批具有“舍我其谁”的精英意识的“前辈们”的不满。事实上，这种草根意识并不必然会导致政治冷漠，相反，我发现80后的政治活动正是从精英开始走向草根，“散步”一词的流行可能就与此有关。因此，我觉得他们的出现非但不是中国的一场灾难，相反，他们在以自己的方式成就着中国。
从历史的维度看，1980年代甚嚣尘上的思想文化解放运动，“80后”们仅仅赶上了一点末梢，如同浮光掠影；1990年代兴起的重商主义大潮，他们成为当仁不让的被动受洗群体；而2000年代产生的撕扯碰撞、颠覆疯狂、时艰劫难，他们则是必然的承受者、担当者，抑或逃避者、牺牲者。
常有人在批评80后时，搬出“五四”运动，将80后与“五四”一代的青年进行对比。事实上，“80后”并没有丢掉“五四”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只是因为时代更开放、信息更丰富、视野更开阔，而希望有更大的作为。与那一带青年相比，80后毫不逊色。最大的不同可能在于，革命浪漫主义情结逐渐褪去，更多的青年人依托法治路径，以多种多样的途径参政议政。
2007年，6月1日和2日两天，因为不满PX项目落地本市，成千上万的厦门市民从四面八方走到街上。他们井然有序地进行示威游行，有人衣服上系着黄丝带，有人挥舞着黄丝带。有人呼喊口号，也有人现场演讲。但令人诧异的是，没有发生骚乱，甚至据媒体后来的报道，他们没有留下垃圾，也没有损毁公物。 后来我发现，发起和组织这次抗议，以及参加抗议的主要成员，绝大多数都是80后。看来80后也很会发动群众，玩民主政治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他们的政治目的也显得更切合实际，而不再是空泛的口号，他们正试图以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来改变社会。
允许我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公民意识的崛起。我所在的城市—杭州，像内地其他的许多大城市一样，面临着行车难的问题。虽然市政府出台了一箩筐的法律法规，试图疏导这该死的交通，然而收效甚微。有阵子，大概是病急乱投医，市政府又准备酝酿出台一项限行的试行办法，规定不论是什么时间，只要是外地牌照的车辆，一律不准在高峰期上高架桥通行。 结果，试行办法的征求稿一经出来，便引起了市民的极度不满。
我的朋友陈君，是定居在杭州的外地人，他有一辆宁波牌照的高尔夫，当他看到这项试行办法后，便在微博上率先提出了质疑。在他看来，这项试行办法充满了对外地人的歧视，而且出台的程序也不合理。他在质疑中称，作为纳税人，人们有权要求市政府就这项试行办法做出说明，是否进行过调研？是否征求过市民的意见？是否进行过论证？
毫无疑问，陈君的质疑赢得了广泛的支持。陈君告诉我说，若试行办法真的实施，他将“以身试法”，若自己真的因此遭受处罚，他将提请“行政复议”，甚至起诉政府。不过还好，这项试行办法最终在市民的强烈反对下做了修改，陈君总算不用去“以身犯险”。
上面的例子都是我熟知或者就是发生在我身边的，而那些借助微博改变中国政治生态的主力人群依然是80后。我们常常看到这些在外围努力的身影，却容易忽视在“中国政治圈内“奋斗的力量。
最近，有两个和“80后”有关的消息，很让人振奋。第一条是十八大代表名单公布，人们从中看到了许多年轻人： 江西的大学生村官邢镭，1986年生；江苏的大学生村官石磊，1988年生；最让人眼前一亮的是广东的“打工妹”闫文静，1986年生。
我们抛开参政的效果不谈，至少我相信这绝对是媒体所说的“草根的逆袭”。第二条是北京首次公选“80后”处级干部，我们姑且不表，但也从中看到了80后在政治系统中的崛起。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变化，首先都是从内部开始的。去年，我去拜访在某市政府就职的一位高中同学，在谈及抱负与理想时，他自谓此生若能造福一方水土就很不错了。在旁人看来，他的政治抱负称不上远大，可若是中国大部分的公务员都如此，那么于国家民族未尝不是好事。
去年，在一些公共名人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兴起了独立参选人大代表的行为热潮，其中就不凡有许多80后。据我所知，杭州的两位80后徐彦和梁永春就付出了实践，虽然最后未能当选，却在当地引起不少的讨论和影响。谁知道若干年，当中国政治环境更为宽松的时候，不会出现一位“政治人物”在台上说，当年他就是受到这两位“前辈”的影响呢？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讨论80后的政治意识时，我们不要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他们具体的政治倾向上。80后是一个处于不断成长，不断成熟的群体，他们在政治上尚未走向成熟，一时迷茫或冲动都可以理解，现在对其下断语显然是不合时宜的。80后近年的许多表现，与其说是一代人的走向，不如说是青年人的特征。
话说回来，我们的国人正在整体大踏步地迈入消费主义时代，L先生讽刺80后是“享乐主义者的天然传人”，“笑贫不笑娼的实用者”。可是，当80后的父辈和兄长都抛却了理想主义，忙着唱歌按摩出国旅游的时候，我们有什么理由单单指责80后？
文/西木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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