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那间寂寞的图书馆里撞见了他的青春。在这间只有刷刷写字声的小屋里，这个少年并非真正的摇滚青年，却以一颗无畏的心出现在我面前。
2010年之前的几年，我同现在一样，把大把时间都耗在了图书馆。那时，图书馆一楼还有一间新书阅览室，就开在走廊尽处。新书不能外借，只能在那儿看，或者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买走。因为从来都没人，所以我总爱去那儿呆着。这其实就是一间经营不善，却没有生存压力的小书店了。
坐在柜台后的大爷是我唯一见过的工作人员，他戴一副金属架眼睛，总是一脸严肃地整理一本又一本在架书册，或是忙不停地在抄写什么。那间几乎无声的书屋，除了十足的冷气和惨白的日光灯，后来还时常让我想起的就是大爷在我看不见的书架背后刷刷刷写字的声音，纸与笔之间极缓慢又郑重的摩擦，声声有力。时间都停止了，唯有这声音，在那间屋子里，好像大过了天地。
我总共只在那儿买过5本书——《伤心咖啡馆之歌》，《小山画谱》，《唐人七绝诗浅释》，《江浙访书记》和《给青年诗人的信》，可已然成为了阅览室的常客。也只有在交款时，才能看清大爷的字。他连开一张购书单都是极其郑重的，擦眼镜，对整齐每一张复写纸，旋开笔，在绿色小条上用标准的楷体写下书名，编号，价格，日期，并把那不多的钱小心翼翼地装进身旁一只铁皮小桶里，小桶长得和幼年家里放饼干的铁罐一模一样。
有一回周五我过去，大爷很高兴地告诉我，这星期书卖得很不错，我问卖了多少钱，大爷说八十好几呢，卖了好几本！这听起来简直少得可怜，可我同时也为他高兴。在这里，每一本书，每一分钱，都因着他而带上了郑重的意味。能体会到微小快乐的人，总让我觉得感动。因为他们让你知觉，任何所得，哪怕是微不足道的，都是恩赐。
其后又有一天，在大爷刚换上的新书里，我无意挑出了一本刘香成的摄影集《中国：1976-1983》，书的封面立即吸引了我——一个穿着溜冰鞋的男人正从毛泽东的雕像前滑过，就像起飞前做好的准备姿势。这是那个时代的面孔，毛时代以后开始逐渐觉醒的面孔。然而起飞之前，他却也好像为这突如其来的空旷满怀困惑。
书里有这样一张照片，三个年轻人，各自戴着一副墨镜，有些桀骜地望着镜头。虽然看不见他们的眼睛，但那股躁动的气息还是扑面而来。作者为他们取名《摇滚青年》。
难道是血缘关系的神秘力量？中间这个少年，他的轮廓和感觉是如此熟悉，我越看越觉得像他。翻到最后一页照片详细信息，清楚写着“摄于1980年云南思茅”。1980年？不正是他在云南当兵的时间吗？我于是拍了一张彩信给他，并附上一句“你看，中间那人像不像你？”两分钟收到这样的回复：
好像真的是我耶！旁边那两人是我战友。不才不才，那墨镜还是我借钱给他们买的，总价一块五，到现在都还没还我！
回信息的人，是我爸爸。1980年，他17岁。
我就这样在那间寂寞的图书馆里撞见了他的青春。在这间只有刷刷写字声的小屋里，这个少年出现在我面前。
“他的青春”，这四个字对我而言，是如此陌生的一个词汇，如此陌生的一本书，更是一片我从未曾想过要去踏访的陌生土地。
龙应台曾写过，“父母之于我就像行道树……行道树用脚，往下守着道路，用脸接住整个城市的落尘，谁会停下脚步问他们是什么树？”在我的印象里，父辈永远是年富力强的大人，而祖辈则永远是日薄桑榆的老人，仿佛他们生来就是这样，仿佛他们从未年轻过。我大概从没想，他们也和我们一样，也是从一个孩子开始慢慢长大的。
后来辗转通过朋友，联系到刘香成先生，朋友的朋友在邮件里告诉我，远在美国的刘先生听到这个故事后，一连说了好几个“gorgeous”，并把这张照片的电子版传给了我。
17岁的爸爸，还是一个不听话的少年，他怀揣着满身的叛逆，跟着大部队从贵阳一路坐着绿皮火车荡到云南。那时，中越战争并未真正结束，他们并不清楚前方即将面对的是什么，生存还是死亡，或许是一个愣头少年还从未认真考虑过的问题。庆幸的是，他们最终没有被送上战场，只把苦闷的青春留在了他乡，并将其中一瞬永远定格在了这张黑白影像上。
这并不是三个真正的摇滚青年，那时的他们连摇滚是什么可能都不知道，但那颗无畏的心倒配得上这个称号吧。
文/叶阑珊 原题《寂寞图书馆和三个摇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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