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极比赛往往是为了下一场遇到一个可以稳赢的对手。但从运动心理学、体育竞技规律的角度看，对于运动员，消极比赛经常给之后的淘汰赛阶段带来负面影响。
“蝴蝶效应”在劫难逃
在体育竞技中，消极比赛其实很常见。但按严重程度不同，可以划出层次。关注体育多年的作家关军在一篇文章中说：“有一些消极比赛已被默许，比如世界杯确定小组出线的一方派遣替补阵容；但另一些则会受到舆论谴责，比如奥萨利文参加中国台球赛事，每每只是‘一轮游’，明显出工不出力；还有一种，一方想赢一方乐于送分的‘默契球’，也会遭到轻度鄙视；而在一场比赛中，双方都竭力想输掉比赛的情况，是最严重的消极比赛。”
按照赛场共识，替补上场“消极比赛”保存体力以保证更好地面对接下来的淘汰赛，是相对无害的做法。此次奥运会女足比赛，世界杯冠军日本队就在小组赛最后一场与实力稍逊的南非队默契地打成平手，以节省体力。
但另一种则为人们所深恶痛绝，为避免遭遇强队或两强相遇却争相输球，已近似假球。这不仅损害其他球队的利益，比赛的明显违反体育精神也会让观众大倒胃口。
1982年6月25日，足球世界杯第二小组小组赛。与联邦德国、奥地利同组的阿尔及利亚队出线与否完全取决于前两者最后一轮的比赛结果。比赛开始10分钟德国队就攻进一球，此后全部队员开始后场倒脚，奥地利队员也不予干预，尽管全场嘘声一片，甚至有联邦德国球迷愤怒地焚烧德国国旗，两队还是成功地完成了这份“默契”，挤掉了阿尔及利亚。这次比赛在西班牙小城希洪进行，因此事件被称为“希洪之耻”。
2004年欧洲杯小组赛C组中，瑞典、丹麦决心联手“黑”意大利。两队在最后一轮中踢成2-2平局，两队携手出线，将意大利挤出淘汰赛。
在2004赛季NFL（美式橄榄球大联盟）比赛中，印第安纳波利斯小马队为了在季后赛第一轮遇上较弱的对手丹佛野马队，选择在常规赛最后一轮撤下所有的主力队员，故意输给了丹佛野马，并在季后赛第一轮中以49-24狂胜丹佛野马队。
1982年世界杯中，在联手“黑掉”阿尔及利亚之后，联邦德国在决赛中1∶3败给意大利，奥地利则在下一轮中0∶1败给法国。
2004欧洲杯中，在“黑掉”意大利之后，淘汰赛第一轮中瑞典在点球大战中4∶5输给荷兰，而丹麦则以0∶3惨败给捷克。
就是“虐杀”野马队的印第安纳人也没有笑多久，印第安纳波利斯季后赛第二轮以3∶20的惨烈方式败给了新英格兰爱国者队，结束2004赛季征程。
“心理状态在竞技体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消极比赛有可能对运动员产生负面的心理暗示。”华中师范大学体育学院教授王斌一直致力于体育心理的研究，此前他和他的团队就为备战北京奥运会和伦敦奥运会的中国参赛者们编写了《心理咨询与心理调控手册》一书，解决他们在比赛中遇到的心理问题。
根据王斌多年的研究，他发现“消极比赛”并不总能给运动员们带来利好，相反这些“取巧”会从心理方面干扰他们走得更远。“在个人层面上，会使运动员产生无助感，突出表现为对比赛结果无法自我控制，只能被动接受和执行；在团队层面上，会严重影响运动队凝聚力，特别是在关系导向的凝聚力方面，降低了运动员的满意感，影响了团队士气。”
王斌介绍说，“消极比赛”往往会破坏了正常的比赛节奏，比赛失败所形成的负性体验，伴随媒体和大众的消极评价，会对运动队形成了消极的心理暗示，最终影响整个赛程结果。2002年女排世锦赛中国队的经历就与这一心理过程相符。另一方面，只有在己方“不自信”的前提下，才会去选择“避开强敌和己方对手”，但这种做法会极大地影响运动队的团队凝聚力，形成互不信任的团队氛围，所以消极比赛的最终结果往往是得不偿失。
英国伯明翰大学运动道德方面的专家Kavussanu也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试图建立运动员道德情感和比赛发挥之间的联系。在对66位运动员的测试中，结果显示运动员个人通常会避免做出违背自己的道德标准的事情，以避免感到负面的情感。但是他同时指出一些运动员也会通过道德推脱机制避免负面情感，“分散自己的责任，以及责怪受害人”。
随着大众传播的兴起，舆论的谴责会跟随着“消极比赛”而起，会成为运动员和教练员在打球之外，需要面临的一个头痛问题。“对于一个夺得金牌很多的国家来说，赢得冠军的新闻与打假球新闻相比，后者更具有传播性。”浙江大学的传播学者韦路觉得，“打假球”这类信息具备奇异特征，更受传播规律青睐。这样会在场外形成巨大的舆论潮流，舆论传播的反馈最后也会影响当事运动员的状态。
“随着大众舆论、商业、心理甚至是赛场环境里一句骂声，参与体育竞赛系统的因素越来越多，控制行为就变得愈发不容易了。”武汉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谢思范认为现代的体育比赛越来越近似于一个混沌系统，改变系统的初始条件，比如比赛次序，产生的结果变化会很大，因为系统内这些因素会相互影响、叠加、放大。“在这样的系统中，主体从起点运动到终点不再是直线，而是有很多分叉，在临界点上是往上走还是往下并不确定，结果常会超乎意料。”
“双方都不愿赢的时候，当主体不止一个时，谁做出更改，就会产生博弈，结果往往产生博弈论中的囚徒困境。”谢思范说，“这就像《蝴蝶效应》里主角埃文心怀美好愿望，从源头做出改变，但每次都是猜中了开头，猜不到结尾。”
“人算不如天算。”谢思范多年来一直专注于研究管理控制学说，虽然平时忙于科研教学事务很少有时间运动，但2002年德国举行的女排世界锦标赛中国队的消极比赛还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拥有冯坤、赵蕊蕊等诸多新锐的中国女子排球队兵强马壮、士气高昂，是夺冠的热门。为了避开强敌，教练组陈忠和等人决定先后两次分别以0∶3的比分输给了实力明显弱于中国队的希腊队和韩国队。
纵使是2009年载誉荣休的时刻，中国女排前主教练陈忠和仍不忘向后人重提那段幽暗的岁月——“那次我真是消沉了，每天就是拼命地抽烟，一根接一根，手机关掉，电话线拔掉，谁也不想见，一夜之间满脸胡须……我从来没有那样过，整个人处在垮掉的边缘。”
“运动比赛是一个复杂系统，赛制、运动员水平、环境、天气、对手等等因素相互关联，都会影响系统的结果。”谢思范介绍说，人们往往认为通过控制复杂系统的关键因素，就可以达到预期控制效果，“但往往这些因素具有不确定性”。放水以期遇到弱队，是抓住了关键因素，但殊不知关键因素的主次序列是会变化的。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中国队还是没能逃开意大利队，不过这时队员们的心态已经发生的变化。“假球风波”造成沉重心理负担让中国队在比赛中手脚束缚，败给了意大利。之后，带着失败的阴影中国队对战曾经失利过的俄罗斯，再次遭遇失败。原本心怀夺冠希望的中国女子排球队，最后仅获第四名黯然离开德国。
教练选择放水本质上是试图对比赛进行控制，但最后的结果却超出预想。谢思范介绍说，在复杂系统内控制往往只是改变开始，往往关照不到后来新的变化，或者已经没有办法控制，如此就会出现控制行为的无效甚至是反效。2002年女排的遭遇清楚说明试图通过“消极比赛”争取优势条件的有限性。
“打假球是个博弈过程，大家都利用规则，也说明规则该变了。”郑也夫认为解决“消极比赛”还是不能靠参赛者的“高尚情操”。一个有力的例证是，1982年“希洪之耻”发生后，国际足联制定了最后一轮比赛必须同时开球的规定，这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消极比赛”的发生率。
浙江大学的传播学者韦路也觉得在当下时代，为了夺冠“消极比赛”罔顾职业伦理得不偿失。在国际赛场上，运动员的表现往往与国家形象联系在一起，“消极比赛”带来的舆论反而会造成国家形象传播的困境。在于洋/王晓理“消极比赛”之后，新华社、人民网等权威媒体也纷纷发表言论，称“运动员应该跟上国家前进的脚步”。最终，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在8月1日也站出来道歉：“向球迷和全国观众说对不起，没有真正把中国羽毛球队优秀的拼搏精神充分地展现出来。”
这些措辞很容易让人想起2002年女排世界杯赛后，排球中心管理人员们发表在《中国体育报》上的道歉信。《袁伟民与体坛风云》一书中也记载了这位前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对于这次“消极比赛”的态度：你这么躲，越躲心越慌，有什么好躲的？不就是早打晚打的事吗？想挑最容易的打，最后挑到了没有呢？
在袁伟民的过问下，排球管理中心被要求整改。这位有着多年执教经验的体育官员早已经摸清竞技体育的脾性——打假球的路行不通，通往冠军的路只有脚踏实地拼搏，没有捷径可走。求人不如求己。在经过了“刮骨疗毒式”的反思之后，在2003年世界杯和2004年奥运会中，中国女排稳扎稳打，最后都收获了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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