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刚忙完，包大人又开始很忙。大众狂欢，小众不满，某人不安。虽是恶搞，但也实实在在地在大众心中建构起了中华文化的认同。 ——xinli001.com
《中青报》发文呼吁大家理性和宽容地看待这一系列的"很忙"现象："教科书中的古人形象忧国忧民、多年不变，不符合流行文化的标准，学生、网友们想要再创造"娱乐放松一下"也可以理解。"毕竟，如一网友所言："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压力本来就很大，很多人生活得都很压抑，得轻松时且轻松，整天板着脸岂不是很没有意思。"
但是，"很忙现象"的正向价值仅限于"释放压力"吗？仅仅因为它是无聊生活的大众娱乐，所以拦也拦不住，管也管不了吗？其实，如果专家们换一个角度思考问题，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忙现象"中的一些积极因素。比如，我常常想，在美国就不太可能出现"杜甫很忙"现象，最多是"马克·吐温很忙"。而五年后，如果我们的中学生到美国留学，他也许只能通过IPHONE和麦当劳等与美国人找到共同的语言，却可以用一句"包大人很忙"和中国大陆的同学找到民族的认同。
在聊天中，我发现许多与我年龄相仿的新加坡华人，已经不能理解自己的父母、祖父母，为什么过去要年复一年地回中国老家？他们顶多只记得自己老家的名字，而他们的后代甚至连名字都记不住了。你要和他们的子女谈"杜甫很忙"，他们的子女更可能的表情是"很茫"："杜甫是谁？"。
我们的专家，过去忧患于年轻人对历史的疏离，批评年轻人只知道李宇春、金喜善、火影忍者、哈利波特，叹息连好莱坞都知道用功夫熊猫、花木兰等中国历史符号赚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钱。而当年轻人开始用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运用起中国的历史符号时，又开始忧心忡忡，甚至怒火万丈。
恶搞至少有两种理解：恶意地搞，恶作剧地搞。从一系列"很忙"中，我们很少看到故意的恶意，所以，我更愿意把这种"很忙"称之为"嘻搞"，在嘻嘻哈哈中，杜甫和包大人在孩子们心目中的符号多了一份可爱和温情。他们把严肃的历史当做玩具（不是玩物），或许有大不敬，但谁不知道玩具才是孩子的最爱呢？
前不久，初中的女儿跟我讲包大人的笑话。我听到了中学教科书中根本不会出现的展昭和公孙策的名字。我觉得凭这一点，女儿对传统文化的触角，就已经越过了教科书提供的内容。日后有一天，她想知道历史上是否真有展昭和公孙策其人，她就会更深入地走进中国的历史。
事实上，"很忙"在古代就已经开始了。包拯本来脸并不黑，不知道是谁第一个天才地对他"人体彩绘"，把他的脸"涂鸦"成了黑色，并将一个"月牙"logo贴在了他的额头。无数的文人墨客与民间艺人前赴后继地进行"嘻搞"，把一个又一个"日间断人、夜间断鬼"的传奇故事安在他身上，让包大人几百年来就一直"很忙"，直到今天。
历史离不开传说。从三皇五帝的神话，到荷马史诗，专家们正是通过各种传说，叩问着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追寻着人类的历史源头。即使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通读二十四史，仍然是极少数人的专利；上私塾，也不是寻常百姓都有的福利；那么，对于大多数普通人，他们往往通过《三国演义》，才知道了"汉"；通过《说唐》听说了"唐"；通过《水浒传》感觉着"宋"；正是这些戏说的历史，帮助世世代代绝大多数中国人，串起来历史的那一条线，建构着自己的民族认同，--那些共同的历史文化符号，构成了中国人的文化传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既高度肯定陈寿的《三国志》历史价值，也高度肯定罗贯中的《三国演义》和《易中天品读三国》的文化贡献。
历史的传承是有分工的。历史学家负责记录历史和研究历史，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老百姓们用自己的个人经历和现代感情，诠释着自己民族的历史符号；政府则保护历史古迹和文物、资助学者独立进行历史研究；传媒则用各种方式，为前三者进行服务。
如果四者无视自己的分工，越界去干预和代替别人职责，那么历史传承就沦为一地鸡毛。对于政府和专家们，如果认识到让十三亿人都专修历史、通晓历史不太可能，大众的文化生活中，可以有库克船长的帽子、埃及艳后的鼻子、华盛顿的樱桃树，为什么不允许中国的历史文化符号，比如杜甫、包大人也"忙"起来呢？
至于政府和专家都担心的恶搞底线，套一句官话说：其实主流都是好的。极少数逾越底线的恶搞，本来就会遭到绝大多数网民的唾弃，它们不可能成为主流。所以，在这场"很忙"的大合唱中，政府和专家，与其担心这担心那，恨不得取消所有的声部，把大众全部变成听众，只听自己唯一正确的严肃独唱；还不如加入多声部中，把自己认为最值得推荐的杜甫和包大人形象，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予以传播，使自己成为领唱，和大众们一起"忙"起来，把历史那一条线串起来，建构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文/邹振东 来源：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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