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是未来社会建设者的希望，如何让孩子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是教育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就目前中国的教育来说，功利性太强，教学方式死板，不允许孩子展现他们丰富的想像力。——
“自信心”和“成功感”，是孩子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所以，关注孩子处于哪种状态，比只知道盯“分数”重要。
一堂“经典教学”课
北京，某校。上课铃声在校园里响出共鸣。铃声止息，所有的走廊都静悄悄。这是一所很好的学校。这是学校里一个很好的班，学生们已坐得整整齐齐。
今天，英美教育专家要来这个班听课。陪同前来的还有中方教育部门的领导。
大家坐定，教课的老师走进来了。“现在开始上课。”
老师语言精练，没有废话。老师教态从容，板书时大家听到粉笔在黑板上行走的声音。板书非常漂亮，极有条理。老师提问，学生回答踊跃，而且答得相当有水平。
老师间或又在黑板上写出若干字。黑板上的字渐渐丰满起来，那字大小不一。有些字，老师大笔一挥划上一个圈，或一个框，或一个大三角，看起来错落有致，鳞次栉比，像一个框架图。整堂课，老师没有擦一下黑板，也不必学生上去擦黑板。板书上没有多余的字，写上去的就是重点，就是学生该抄到笔记本上去的。老师继续提问，学生解答仍然踊跃，仍然不乏精彩。整个教学过程非常流畅。最后老师说：“今天要讲的就讲完了，同学们回去做一做课本上的习题，巩固一下。”
铃声响了。下课。整堂课无懈可击。
外国同行说话了，他们说：不理解。学生都答得很好，看起来学生们都会了，为什么还要上这堂课？这个问题，把中国同行都问住了。
欧美教育认为，当老师讲得非常完整、完美、无懈可击时，就把学生探索的过程取代了，而取代了探索的过程，就无异于取消了学习能力的获得。外国同行说，他们想看中国学生在课堂上是怎么学的，但他们只见老师不见学生，因而认为这不是一堂真正的课，而像是一堂表演课——学生在看老师表演。
可是，教学、教学，在课堂上的45分钟，难道不是老师该教得精彩、精辟吗？学生除了课堂听讲和踊跃回答问题，课外不是还有许多时间去练习和温习吗？这不仅是中国教师的理念。中国家长都希望孩子能上个好学校，能遇到好老师，不就是看重老师教的水平吗？
“儿子啊，你上课别说话，别做小动作，你得好好听！不好好听，你怎么能学会呢？”所有的家长都这样说。可是西方教育认为：学生上课就是要说话，要动手，要又说又动，说做并用。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方式。到底哪一种好？
新西兰的阳光
王能智坐在我对面，他就是北京市将向全社会推介的特级教师，北京市教育学院石景山分院的地理教研员，一个从青年时就教地理的老教师。王能智所在学院的院长叫张逸民，我不想立刻就进入对王能智的采访，会后先访问了张逸民。
还记得那堂“经典课”让英美同行不理解吧，新西兰某校的一堂课，也让出访的中国教师十分惊讶。“你想想，他们五年级的一堂课，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每个篮子里有24块蛋糕，6个篮子里共有多少块蛋糕？”张逸民院长说。
他说新西兰五年级的学生用各种方式踊跃回答，很有成功感。可是，这不是我们二年级的课吗？他们五年级的学生能答出来，这也值得高兴？像这样有什么高质量？日后，能把学生送到哪儿去？
“我很惊讶！”他说。他是2003年2月访问新西兰的。
“我给你讲讲我在新西兰遇到的3个中国人吧！”
第一个名叫李琨，在国内是武汉某大学的女副教授，目前在新西兰打工。
“副教授在新西兰打什么工？”我问。
“比如，她这次被新西兰方面请来当翻译。”
“她不能也找个教师工作吗？”不行。她在国内的副教授职称，在新西兰不被承认。新西兰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很规范，教师的资格认证由新西兰教师协会负责，缺这个认证，任何学校都无权聘请你当教师。”
李琨说，孩子出生时是双胞胎，大约由于体质弱，上学时她俩在同龄孩子中就渐渐跟不上，此后一直厌学，怎么帮她们也上不去。这样下去，将来在同龄孩子中就要被考试淘汰出局了。
可是，到新西兰后，女儿秋安突然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鹤立鸡群了。起初，秋安和妈妈都觉得，这是由于班上老师讲的那些知识都是秋安在国内早就学过的，所以也不能有什么骄傲。但是，秋安天天生活在新西兰的同龄孩子中，由于比别的孩子知道得多，不断受到老师表扬，久而久之，她确实感到自己不比别的同龄孩子差。
可是，在国内，她在班上不断受到批评，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她，她就是比很多同学笨。一次次受到批评，一次次失败，把她们童年的笑容消灭了，把她们的自信也消灭了。
自信心，成功感，一天天在她的心中滋滋地生长，她已经忘记了她“笨”。学习，并不只是书本上那些知识，还有书本之外的许多知识，这一点在新西兰的小学教育中体现得相当充分。比如，新西兰小学一年级的教室里就有供学生动手去玩去操作的计算机，从城市到乡村都是如此。
自信心的增长使秋安获取书本之外的知识也不逊色。秋安在新西兰的语言环境里很快适应了英语，比起新西兰的同龄孩子，还有会汉语的优势，笑容在她的脸上一天天复苏。
李琨说，另一个女儿秋康在国内还是厌学，而秋安已经变得非常爱学，姐妹俩已经是大不相同的两个人了。
两种世界
张院长讲的第二个人是为他们考察团开车的司机。起初，根本想不到他在北京是国家计委的干部，在北京工作了十多年，现在一家三口都在新西兰，他受雇于一个车行，在这里打工。
“来新西兰能赚大钱吗？”“谈何容易。”他笑道。
“那你为什么选择来新西兰？”“付出简单劳动，过着平和生活。”
“你不到40岁吧，打算就这样过下去？”
他沉默了一下，说：“为了孩子吧。”
又一个“为了孩子”！
张院长继续问下去，得知他的孩子在国内也是厌学，到新西兰后，从厌学到乐学，从不自信到自信。是孩子的变化坚定了他们在新西兰住下去的决心，他说：“这不是我的选择，是孩子的选择。”
第三个人是台湾人，就是刚才说的那位司机的车行老板。3月，我们结束考察的前夕，在南岛有一次长途旅游，他亲自来为我们开车。
这次出行有三天时间，我有机会与他交谈，得知他祖籍浙江，父亲那一代去了台湾。父亲依然怀念大陆，给几个儿子取的名都是浙江的地名，他的名字就叫永康。
张院长对他说，既然思念大陆，现在大陆开放，政策优惠，你为什么不去大陆发展？那台湾人说，我看好这里。
“看好这里的自然环境？”“人际环境也好。”
“怎么好？”“人际关系简单。没有窝里斗。”
“就因为这些因素？”“还有教育好。”
张院长说，我问他怎么个好法，我说大陆教育也棒，特别是基础教育，台湾也不错。我举了新西兰小学五年级那个“蛋糕题”，我说这差我们太远了。我想听听这位声称新西兰教育好的车行老板怎么说。我发现，他对我提出质疑的那个十分简单的“蛋糕题”完全不以为然。
“你们清华、北大进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了吗？”
“我不清楚。但我知道，他们提出要为‘建世界一流的名校而奋斗’。不管怎么说，清华、北大很棒。”
“但没有新西兰达尼丁市的奥塔哥大学棒。”
“何以见得？”
“那儿医学院毕业的学生，在全世界都很受欢迎。搞生物工程的学生还没毕业，英国、美国的企业就到那儿争着预定毕业生去了。”
文/王宏甲
来源：《书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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