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家阿朗（Elaine Aron）解释了这背后的原因。她表示，天生内向的人可能仅仅是因为刺激阈值比其他人低。用不了几个充气气球就能让他们学会保持低调，以保存有限的体力。确切地说，他人并不是内向者的地狱。但人群是刺激源，鸡尾酒会或头脑风暴足以让他们精神崩溃。所以他们减少露面次数。而外向的人则会像上了瘾一样四处寻找社交刺激。
波士顿麻省总医院的精神病学家斯瓦茨（Carl Schwartz）在运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技术进行的研究中发现，那些反应强烈的实验对象在看到陌生人的头像之后，大脑杏仁体更容易被激发。这种结果说得过去：杏仁体的功能中包括了恐惧刺激的处理机制，内向的人对新面孔或经验的第一反应通常都是有所警觉的。斯瓦茨说，“这不是基因或者环境单方面造就的，这是环境与基因对话的结果。”
沉默的孩子，焦躁的父母
对容易受过度刺激的人来说，警觉、内敛甚至恐惧可能是健康的适应方式。但很多父母仍然不愿意自己的小孩具备这些性格，尤其是在一个崇尚果敢的社会。所以，父母们普遍地驱使内向的孩子变得开朗，以免他们以后消失在课堂和社会的角落。但这可能是个错误。
内向的人对环境更加敏感，通常是因为他们完全意识到自己的表现不符合他人的预期，并且能轻易消化这种批评。几乎每个内向的成人都记得小时候因为太沉默而被责备过。当老师对课堂参与进行评分时，内向的孩子就会处于劣势。父母们想把害羞的孩子推向这个世界并没有错，但如果超出了“推”的程度则有问题。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贝斯基（Jay Belsky）说，“你肯定不想摧毁孩子们的应对能力，适当的激励才是关键。”
内向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优势。外向者渴望的环境充满刺激，但也危机四伏。比如，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更容易受伤住院，更容易因为出轨或者频繁更换交往对象而陷入麻烦。虽然所有人都希望获得奖赏，外向的人则可能会饥渴过度。“外向的人会因为有利可图而变得非常兴奋，正因为此，他们不会一直留意警告信号。”凯恩说，“内向的人则慎重得多。”
当人们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无视随之而来的灾难，会出现什么情况？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就是明证，外向的人或许要承担不少罪名。西北大学Kellogg管理学院的库伦（Camelia Kuhnen）在研究中发现，与追求刺激相关的一种基因变体是承担经济风险行为的指示灯。携带与内向性格相关的基因变体的人群，跟其他人比起来，冒险的可能性要少28％。
研究还表明，内向的人能成为更好的赌徒，因为他们对风险的警觉性很高。“股神”巴菲特更喜欢读读年报，玩玩桥牌，而不是出去交际，这也不是偶然的。
内向的优势不只是避免麻烦。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心理学家埃里克森（K. Anders Ericsson）相信，在没有队友的情况下独立训练，是让人鹤立鸡群的关键，无论是体育、工作还是乐器领域。在一个研究中，埃里克森将音乐学院的小提琴手按照未来的职业志向分为三组，然后要求他们记录每天的练习情况。研究发现，这三组成员每周练习的时间都超过了50个小时，但其中两组成员更接近能够现场演奏的水准，而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独自练习。
在后续的一些研究中，埃里克森和他的同事在国际象棋大师、运动员，甚至备考的学生身上都得出了相似的结论。独自训练提供了团队环境中缺少的深入和专注的氛围。
问题是，我们独立沉思和练习的机会越来越少。这不仅是由于电邮、手机和社交媒体的狂轰滥炸。美国的工作空间设计本身就在强迫人们在一起。从1970年至今，在增加协作的名义下，每名员工的活动空间从46平方米缩减到19平方米，但强制性的团队会遏制创造性的思维。
群体集思往往会以嗓门最大的人为核心，对抗这种人是个难题。Emory大学的神经经济学家伯恩斯（Gregory Berns）发现，当人们反对集体意见时，他们的杏仁体会被激发，发出担心被拒绝的信号。
合格的领导者能够改变这种状况，而他们可能就是内向的人。内向的CEO们比你认为的更加普遍，有人估计，40％的美国权势商业人物都偏内向性格，这里面包括了比尔·盖茨和拉里·佩奇。权衡风险以及高瞻远瞩的能力在董事会里很重要，认真听取员工建议的性格同样如此。
有研究甚至认为内向的CEO们会是未来的商业领袖。沃顿商学院的心理学家格兰特（Adam Grant）发现，内向的领导与独立的职员合作无间，而外向的管理人员与循规蹈矩的员工更合得来。格兰特表示，“在一个快节奏的服务与知识并重的经济环境下，领导层要完全预见企业面临的各种危机和机遇更加困难。对主动积极型员工的需求，给内向的领导带来的明显的优势。”
事实上，美国人正被一个内向的人领导着。奥巴马并不羞涩，但他表现出内向的特点。作为领导人，奥巴马更像是一名协调员，而非支配者。在接受《时代》采访时奥巴马曾表示，他会在有限的业余时间内和家人相处，而不是在华盛顿参加聚会。
在这点上，他和他的前任们截然不同。小布什最大的卖点是他的性情，克林顿更是要被从人群中强行拖走。外向的性格对竞选有利，但对政府管理并不总是有帮助。克林顿和小布什都因为错估风险而危及了总统职位：一个跟实习生有关，另一个跟伊拉克有关。
尽管性格是与生俱来的，但在面临利益攸关的情况下，我们还是能够突破性格的约束。哈佛心理学家利托（Brian Little）是个很好的例子。他的性格课程一直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他自己也是个非常内向的人，经常需要躲在洗手间缓解一下社交活动带来的压力。
但是授课和跟学生沟通的社交价值，让利托战胜了内向性格带来的不安。利托称这种现象为自由性格理论（Free Trait Theory）：虽然我们具备特定的性格，但我们能够为了服务核心个体目标而超越自我。他解释说，关键是平衡三种不同的身份。我们的天生性格（内向或外向）是生物化身份（biogenic identity）；文化、家庭和宗教的期望是社会化身份（sociogenic identity）；个人的追求和取向是观念化身份（ideogenic identity）。
利托可以满足他的生物化身份，永远不离开图书馆，但那样会伤害他的观念化自我。“我是该逆来顺受，还是奋起抗争，改变自我？答案取决于我希望实现什么。”
这点适用于所有内向的人。从醒来到入眠，内向者生活在一个外向者的世界。我们经常想待在家里，什么都不做。虽然性格定义了我们是什么样的人，但只要找到某件事情或某个人能让我们提起勇气，我们就不会被性格支配。我愿意做个内向的人，但那并非我的全部。
文/Bryan Walsh 编译/Fel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