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1:
2012整个上半年，我都消沉在广州湿闷的空气里：每日睡到自然醒，木然走向地铁站，到杂志社，吃午饭，踢实况，上网耗时间，浑浑噩噩到下班，晚七八点一个人往地铁站走，路上买些水果，回家。生活仿如一潭死水。
偶有的友人小聚和粤式茶点也消解不开那被湿气粘住的生活，在南国的水雾里，那曾经清晰的未来也日渐模糊起来。可怕的是惯性和懒惰已开始起作用了，一度想，或许广州将彻底毁掉我吧。
间或交文章上去，平庸无奇，只为交差。有次一老师拍我肩膀说，我了解你水平，但你心不在这，更不在稿子上，快去闯你的世界吧。他看得很准，那时日日夜夜在盼着出来，心里早已生活在别处了，没个稳劲儿。
三四月间回了趟厦门，见了一起度过轻狂时光的伙伴们，见了即将跨洋而去的爱过的姑娘，聊了些关于过去未来的琐话，经历了我的第五个毕业季——也注定是最后一个，大酒一周，痛哭了一场，心里隐隐感觉到，或许是给青春划个句号，至少是告一段落的时候了。也终于可以跟那片海的故事握手言和。
整个生活都在呼唤一个新的开始。
后来，终于挥别广州，赴上海参加姐姐婚礼，又环游了台湾，生活渐有了些生气。再后来，心急火燎的等签证，兵荒马乱的打包，九月就出来了。我一直遗憾自己出国太晚了，毕竟未经打磨时就出来是一副模样，半成品出来又是另一番效果。但想想又未尝没有益处。我已确立了足够坚固的价值根基——尽管它们可能有很大问题，心里有谱出来是为了寻找什么——一定是语言和镀金之外的东西。我相信自己还有空间，仍保有开放的头脑和旺盛的好奇。
2:
在我长成如今这个样子的年岁里，冥想占据了我独处时间里阅读之外的多半时间。心里总会幻生出眼花缭乱的意象。而前些年，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在暴雨里淋着大声喊叫，心里所有的苦闷、压抑得到了纾解。这些意象无疑是生活的某种映射：那些成长时日日积郁于胸的愤怒和委屈，觉得全世界都欠自己的，被周遭的一切欺骗了。
而现在闭上眼睛，就是阳光灿烂的下午，我步行或骑车在一条慵懒的小路上， 四下无人，寂寂无声，偶有几声鸟叫，天空蓝极了，一切都很安详。
当我骤然意识到这种意象的变化，日子已经悄然不觉的滑过了。
有人问我为什么长时间不写文章，我说我对自己有新的期待，一时一境。但实话却是表达走到了一个瓶颈，过往有限的生活经验用光了，在可见的生活和视野可达的领域里该说的都扯完了，剩下的就是车轱辘话轮番说。对世界，对生活，我提不出更多的解释框架。
其实，内心纠结、偏爱跟自己对话时最爱写文章。我在北京居住那段时间最高产，因为困惑，想不明白，很多情绪找不到出口，跟自己较着劲。某种意义上，是生活里缺少变化和刺激物。
现在我可以摆脱那个框架了。内心的冲突逐渐平复，开始向外寻觅，睁开眼睛尽情的向外看，观察、思考，跟外部的世界对话。
我仍关心公共事务，但不再执念与苦恋。多了平和从容，少了愤怒急切。如梁晓燕老师所说，不要把反抗当生活，而要把生活过成反抗。世界的多元让我惊叹，并或多或少的为之前的“自恋”而感到难为情：无论是对内心世界、还是中国的过分关注，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自恋情结在作祟。
曾与国外同学讨论问题时，我发现自己除了中国很难举出别的例子，这让我既羞愧又恐慌。我甚至不知这是民族文化心理还是我个人的狭隘：国人通常将所有外国人不加区分的称为“老外”，尽管意大利人挪威人美国人之间可能有天壤之别。这不仅是一种自我为中心意识的强势，或许更反映了一种对他者了解的匮乏。就如央视对伦敦奥运会的直播，对他国文明缺乏足够解释能力的尴尬展露无遗。这也反映在国内媒体的国际报道中。如黄章晋所说，欧洲人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一百年间，虽有了一个世界地理的轮廓，但地图上往往画着大象、怪兽和食人族之类，是粗线条的，缺少细节和血肉。
“我”的世界不是唯一的生活模式和可能，而中国的社会转型也不是全世界所有人茶余饭后最津津乐道的话题。世界各地都有精彩的故事在上演，各个民族、社会都有各自的历史、文化、当下所关注的议题，中国并不多么特殊。我不想盯着中国一辈子，从二十岁到六十岁。一成不变的生活。
我曾经太草率和急切的表达自己，现在到了闭嘴看看世界的时候。
3:
一直在想，生活归根结底还是，你这个人，两双手两只脚一颗脑袋，每天吃粮食、污染环境，说话做爱，哭和笑，来这世上一趟究竟干嘛来了。
连岳说他“十年始入自由主义之门”，我不敢谈所谓“主义”，只能说这一年始入“自由”之门。这自由不只是无阻碍登陆Facebook、免于恐惧的言说的自由，所谓消极自由，而是心性逐步挣脱枷锁的过程，重新发现自我、拥抱天性，是对过往的偏见、习惯、思考方式和认知模式进行反思，审视，所谓积极自由。这引出了另一个问题：生存还是生活？
那些价值观念、思考习惯以及条件反射式的行为，有多少是社会和文化加诸的，又有多少是源于自然天性的？换句话是，到底是你在做决定，还是伸进你脑袋里的手在做决定？人的确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但在社会文化塑造人的同时，却也剥夺、绑架了人的本真。在我们做出选择、产生想法时，有多少是出于本心，又有多少是出于“大家都是这么做的”？生存即盲目重复他人的生活，而生活则是遵从自己的天性、运用理性和自由意志，去选择、思考、生活。离本真越近，也就离自由越近。
可难点在于，区分哪部分是天性，哪部分是社会灌输的价值已越来越困难。或许更常见的困境在于，人们心里清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天性所追求的，却又不敢放手去追求。只因控制不了自身的恐惧和欲望。很多时候人们说身不由己，其实只是心不由己罢了。
我相信人人都有自由意志，区别在于强弱，而多数情况下它会被另一些更强大的力量打败——恐惧和欲望。肩负自由是“疲惫”的，要做出选择，要承担责任，更多时候，自由意味着“不安全感”。你的意见可能与多数人相左甚至遭致反对，你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可能被人嘲笑，你可能时常与孤独和误解作伴，你可能很容易就落魄潦倒了——这时候，不经思考做跟别人一样的事、成为跟多数人一样的人，就成为了一个诱人的选项。你身后站的不再是少数同道，而是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如果我错了，那么多人陪着一起错呢”，久而久之，这种“安全感”甚至会强化为一种“道路自信”，转而嘲笑起那些特立独行、追随天性的人：你们一定错了，因为你们跟大家不一样。
我自小便内向懦弱，羞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害怕跟别人不一样——这使得我一直认为自己最终成为如今这个样子是我生命中最大的奇迹。我倾向于往最受欢迎的群体里蹭，我说着大家流行的话语，行为着集体的行为，我们嘲笑那些特立独行的家伙，他们的愚蠢和可笑——他们居然跟我们不一样耶。我在很多年里一直没有自己的想法，不知道自己是谁，也不知道想做什么，要往哪里去。随着年岁渐长，后来才明白，我一直没有真正活过。
才明白，最美的路必然不是多数人走的路，也未必是少数人走的路，而是你内心自由选择的。有自由意志，才有尊严，才之为人。
而一直掌控我的，无非是恐惧和欲望——我害怕跟别人不一样。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上，你周遭的一切——父母、学校、社会、同辈，都在告诉你，要拿最好的成绩，要念最好的学校，要生活在最大的都市，要倾家荡产买一套房，要嫁最优秀的人，要找最好的工作，“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而后生一个优秀的孩子，把你未竟的梦想投射在他身上，要求他拿最好的成绩，念最好的学校，去最好的城市……这个如同“放羊生娃盖房”笑话般拙劣的恶性循环日日夜夜都在奏效，却鲜有人质疑、反抗，一拨又一拨年轻的脸让渡了自己的好奇和天真，投入到这一场“我奋斗了十八年终于能跟你坐在一起喝咖啡”的洪流中。
我不是反对这些“最高最快最好”的价值，而是反对这些价值成为被推崇的唯一标准，垄断所有进入人们头脑的渠道。我亦不是装外宾不知中国的逼仄现实和固化阶层，对于有些人来说，他们的忧虑并非匮乏，而是还不够多、还不够好、还不够成功、还不够比他人地位更高。这是毒药，这是生存，而非生活。这是动物世界。
有次跟奥地利室友聊天，他说有时候你闭上眼睛跳出来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像一个巨大的工厂，每个人都是流水线上的螺丝，你没有选项，不能退出，每天八小时一周五天不停歇的工作，你劳动你吃饭你睡觉周末看电影跟朋友家人聚会结婚生孩子送孩子上学，六十五岁时“组织”批准已渐生锈的你荣休，于是拿着养老金等死吧。这是个被奴役的机器人世界。
他在奥地利念工程师学位，奥国很少有人愿意学物理专业，因此市场缺口极大，他和他的同学们毕业后可以轻松谋得一位薪水很可观的工作。但他却打算去做一名中学物理老师，因为每个月只需上20小时的课——这还不够，他要选择每周10小时只拿最低工资。薪水对他来说够用就行了，他需要阅读思考旅行，需要活得有闲暇，有自主意识。
他的话或许极端，我也很难完全赞同他把所有工作都假设为机械重复无意义的劳动，而否定了工作中的创造性，做自己喜欢事情的的快乐。但我明白他想表达什么。人应该努力奋斗，应该为喜欢做的事全情投入，但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认识自己，拥有独立而不受控制的自由意志、自我意识，自主选择所认同的生活方式所喜欢的事情，而非不加思考追随主流价值，把自己交付给那开足马力的社会机器。
李海鹏说，“你人生的黄金岁月都在做公司的螺丝钉，老了才想到追求天性、感受生命的快乐。 全世界都是这样，每个人都在上班工作。这一切无非是人的欲望压过了天性，当一切以欲望为主导，各种悲剧就出现了。 但理性告诉我，欲望不可压制。 比理性更远一点的是，人应该有选择的权利，人应该保有一份天真。 “
4:
从这个月开始，我26岁了。
26岁意味着什么？
上个月在巴黎旅行，每到一处博物馆或公共场所，无论是卢浮宫还是先贤祠，售票处都写着”26岁以下居民免费“。一路上省了不下几十欧，这让我心情大好的同时，也让从口袋往外掏钱到手软的宽叔捶胸顿足愤懑不已。有那么一瞬他像想起来什么似的，狞笑说：亲，你还能”免费“多久？
再过一个月，也就是现在，连法国的博物馆都开始对我”年龄歧视“了。”高龄“的朋友们吓唬我说，过了25岁身体机能就走下坡路了，又看到有人说联合国认定26岁以下的为少年。
这些”负面传闻“都可一笑了之，最关键的是26岁对于我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25岁之前你还可以自我安慰”我二十多岁“，毕竟离20近一些，而如今，30岁已经在不远处的废物处理站一脸坏笑了，可约会的同龄姑娘像难民一样往婚姻里钻，日趋灭绝。小时候家里有客人来访，印象中有一个跟父母一起来的大哥哥，穿着那个年代流行的”七匹狼“夹克，肥大的黑色西裤，呆板的黑皮鞋，已是一个地方政府部门的科员了。大家问他多大了，他说26了。处对象了吗？处了，年底结婚。好好好，大家交口称赞。工作稳定感情靠谱一起都按照步骤来不让父母操心，这几乎是当年一个小城青年的模范样本。我已不记得自己几岁，但正处于叛逆期，当时就想，26岁真可怕，已是死气沉沉要进棺材的成年人世界了。
可如今，我26岁了。对同辈人频传的婚讯已从震惊到麻木，看到朋友晒儿女照片也已见惯不怪。踢球时跑上一个小时就喘到不行，日复一日的party也让小腹日渐隆起。但我毕竟庆幸，没有成为当年那个了无生趣的”成年人“。
在过去的五年里，我没有一天停止过自我审视和反思，试图把自己翻来覆去的研究琢磨透彻，无非是为了一个说来矫情却又重要的命题：认识自己。生物学家说人在13岁性成熟，23岁精神才开始走向成熟，这说话是否靠谱姑且不论，但我的确是在23岁那年才开始有清楚的自我意识的。这的确”晚熟“得令人羞愧，却也让我”因祸得福“：我自然没能早早建立起强烈的自我清醒，却也因为这样的糊涂和迟钝，没能让太多流行的谬论和主流价值过早占据我的头脑。也就意味着，仍有自由的空间。
在马耳他遇到一个英国记者，跟奥地利室友三人坐在帐篷外彻夜长聊，他去过中国，接触过一些普通中国人及留学生，看过一些有关中国的纪录片，他感叹说，我在想你成长的经历该有多么挣扎，因为在中国能够做到Thinking outside the box是非常非常难的。这固然是对我的溢美，我却也高兴不起来，因为当想起曾经因愚蠢的狭隘、偏见和思维定式做过的一些事，说过的一些话，有过的一些想法，都感到后怕不已。时至今日，我每每闭上眼睛，都能感到体内的狼血仍在激荡，我仍要时不时跟它搏斗并屡屡败阵。我以为自己是个热情宽容的人，却忘记了曾经多少次嘲笑、鄙夷过那些举止怪异特立独行的人，我以为自己对爱过的姑娘都周到体贴感天动地，却有意忽略了曾经的尖锐和鲁莽，那无异于”精神虐待“的控制欲。
去年元旦在广州写了篇《成长是一个时辰一个时辰熬出来的》，后在互联网上被大量抄袭转载，终至面目全非。前几天一个网友提醒我说那篇文章被人民日报微博转载了，我又点开重读了一遍，很欣慰价值观可以一字不改，但让我脸红的是那种字里行间的语调，还是掩饰不住对不同观点、不同价值取向的嘲讽和挖苦，一股酸味扑面而来。真是羞愧。说来说去还是当时心里有股气，总有莫名其妙的自我辩护和自我安慰缠绕其间。以前写东西总是遮掩不住怀旧的调调——因为现实对比过去太骨感，于是把那些小回忆小细节翻来覆去的蹂躏。现在终于彻底翻篇儿了，未来谁也不知道，过去谁也回不去，今天过得好才重要。归根结底还是世界更大了，心更宽了，容得下。
在过去的25岁这一年，或许是环境的变化冲破了死水般的生活，或许是积累的思考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我逐渐或多或少理清了对自我的认识和要选择的生活。那就是，生活是一场体验，而不是一个任务模式。从死亡的维度倒推回来，自从有了自我意识的那一天起，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是等价的，只是阶段不同。人生不是打游戏升级，今天老老实实存粮不折腾，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会在三十年后进入另一个时空——上帝奖励你重玩一遍。那么又有什么理由，为了三十年后一种更理想的生活状态而牺牲眼下的价值和可能性，把二十岁过得像四十岁翻版，追悔莫及时再去补青春课呢？
从”最优化方案“理论来看，做一件决定或选择时，最好的方法是你把自己想象为80岁，做什么决定不至于现在后悔——那么，注定让我80岁时后悔的是，我居然只选择了一种生活模式一路走到头，并不知其他路径上的精彩和可能。人们常常讨论什么是好的人生，这其中”好“的判断标准往往依据中年后的生活：你是否一栋房一辆车一个美满的家庭，你是否事业如日中天人人尊敬？在这光鲜的现状背后，鲜有人关注他的生命是否立体，是否快乐是否追随了天性意愿，是否体味了多元精彩的生活可能。
主流标准未必是错的，错的是只有一个标准。我无意也无力改变主流，只能打造自己强大的小心脏，追随自己所相信的”好“的人生。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讨论直线和曲线的人生，深有同感。你按部就班的奋斗，悉心经营自己的生活和事业一条直线走下去，或许走得更快抵达了更远，却也付出了单调的代价。而曲线的人生，兜圈子，绕弯子，这里停一下，那里驻足望一眼，走得慢，最后可能划出的是一个圆。直线最远，曲线最美。想想这真是对人生绝妙的比喻。对此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有人说”好“是有质量，我说”好“是有趣。有人看重的价值是安稳和富足，我却看重多元和体验。”把一件事做到最成功“和”做所有没做过的事“也就成了两种迥异的生活准则。
年近而立的宽叔有次酒后感叹，自己要不出国或许现在也混到小中层了。当年的同学旧友很多已在国内风生水起身居要职了，而自己仍在为一个德国工程师的学位而苦逼的做实验写报告。我说，那你这五年收获体验了什么怎么不说？嗯，他点头道，这些年的经历拿什么都不换，不出来我死都不会甘心的。
在主流观念里，经历和体验是不计入价值评估的——除非它们对你的升职加薪生活质量提高有直接贡献。你走了多少国家，经历了多少故事有什么用？你见了多少有趣的人，看到了多元的世界有什么用？当把人生粗鄙化为一场功利的生意后，当目的异化为手段，那么一切都成了为某个目标服务的砝码，那些”柔性“的要素就浪费了时间，显得失去意义。不管它们如何滋养了你的心灵拓宽了你的思维，让你的人生更具湿度，更加立体。
我有时怀疑这简直跟人的天性相违背——人人都喜欢看电影，因为观看不同影片的过程就如体验了一遍不同的人生，进而超越现世的局限和惯常模式，给人类以精神上的抚慰。
谁想活得妥妥帖帖的呢。
5:
王少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收了此妖的是一个英国姑娘。
听到我这个消息我并不如想象中惊讶，尽管王少应该永远是那个坐在三里屯侃侃而谈他的“把妹圣经”并对凡夫俗子的结婚大潮冷嘲热讽的浪子。
换做以往，我定会大呼小叫鄙视他的“投降”，但这次似乎一瞬间就理解了他。不是他变了，而是生活的阶段变了，如果年少轻狂是一种体验，婚姻又何尝不是？
过去的一年里，我走过了一些国家和城市，偶尔闭上眼睛，竟也隐隐希望身边有个人，与我分享那绮丽的落日、湛蓝的海岸线、妖冶的雪山、风情的小镇；在马耳他的蓝泻湖边被阳光叫醒时，在西西里跟岛民纵酒起舞时，坐在佛罗伦萨的广场上听着吉他声看人走来走去时，在圣彼得唱着赞美诗迎接平安夜时，也希望有个人能跟我一起感受那些瞬间，那些欢笑和疲惫，那些浮光掠影下的生活想象。我把明信片丢进不同城市的邮筒，祝福远方的朋友，却也希望有那么一个人，在世界某个地方等待着我的卡片，“我走到这里了，你怎么样？”
圣诞在罗马，我对着特莱维喷泉的许愿池丢了两欧分，跟友人开玩笑说祈祷赐予我一个生命中的女神。几年前朋友跟我说“那失约而至的爱情必不枉枯等的时光”，当时深受触动，想来也是因为生活苦闷。现在回头细想，却已无甚感觉，因为我如今正在经历生命中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快乐的像回到了童年，谈不上“枯”，更何况也没有一个等待的姿势。有个女性朋友跟我说，对你的生活，作为朋友围观过过瘾就行了，参与进去陪你疯却需要太多的能量和勇气。
这让我想起一个英国同学。她申请去智利交换，其比利时男友辞去了在精神病院做药剂师的工作，背起包跟她一起去了南美。我问他，你为什么要为了她放弃现有的生活，是担心异地吗？他说，我们是从异地走过来的，这不是问题，我也不是为了她做出牺牲，而是为了我自己也是我们共同的环游世界计划。环游南美，然后再做下一步计划，医师是个好工作，但那不是我要的生活。
这足以回答上述那位朋友了。高质量的感情从来不可能是一方屈就于另一方的生活方式或为其选择做出牺牲，而是二人有着共同的价值观和生活哲学。我曾经狂热投入过异地恋，后来幻灭了，以至于看到外国同学大多都在经营一段跨国跨洋的异地恋时不屑一顾——感情问题归根结底是护照问题。如果我也有一本随时随地自由出入美国英国的护照，跳上大巴或飞机几小时就看到对方的脸——像那些持德国护照加拿大护照的同学那样，那么异地恋完全不是一个问题嘛。
后来逐渐重新认识到，两人很多解决不了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价值观问题，是如何处理生活，如何理解这个世界。哪怕手握一本“全球通”的护照，价值和思维系统上的差异仍会使人远隔万水千山，纵触手可及都无法有效交流。距离只是加大维系难度的个中因素之一，而价值观则是决定性的。
同龄人们纷纷牵起手定起情时，我却愈来愈不着急。因着愈来愈清楚，真正值得追求的是什么。我仍偏执的坚信理想主义式的“同类终究是同类”——自不是海誓山盟王子公主的幼稚想象，而是两个具备共同的价值信念、相当的智力情商、对生活有着相似的理解和趣味的聪明人，在看到对方时，会抛下社会在他、她身上雕琢出的得体和自守，激活最本真的天性，“自以为是”的走上前说，嘿，我循着味儿就过来了，我们是同类，跟我走吧。
6:
有过三个最难忘的生日。
第一次是11岁，在吹蜡烛时表哥问我有什么要对母亲说的，我突然一下就哭了。哭的原因一直是个谜。记得前两年母亲还问过我一次，我谎称忘了。其实清楚记得，那一瞬莫名触动了内心对母亲的依恋和感情，竟也就哭了。现在想来有些糗，但那就是11岁时的我，性格内向敏感，自我封闭。
第二次是22岁，跟大学里最亲密的一帮朋友去鼓浪屿露营庆生，大家围着帐篷喝啊唱啊跳啊玩得特别尽兴，还跟当时深爱的姑娘坐在海边岩石上聊了很久。第二天早上一群人吃过早饭在鼓浪屿长凳上纷纷睡着了。后来生日当天，女朋友亲手给我做了个生日蛋糕，一群人唱了生日歌，欢笑三百场。那是大学快乐时光的缩影吧，想到都会暖心。
第三次是26岁，也就是今年，跟奥地利室友一起去了马耳他，徒步、搭车、露营，生日那天我们睡在Gozo岛上，跟岛上一帮十几岁的孩子们点起了篝火，听着夜里海浪声，烤肉喝酒，大声欢笑，孩子们还给我唱了生日歌。人都散去后，我跟室友说你能不能先离开一下，我想哭会儿。于是就很开心的哭了会儿，不是难过，也谈不上伤感，就是有团情感积郁于胸。一个在巴黎的朋友做了份PPT，寄了份有故事的饼干和熏香给我，称之为：错过的巴黎的美好。从马耳他回来补办生日party，家里姑娘们在早晨敲开我房间的门，说要为我做甜点，问我要蛋糕还是饼干，我说拿不定主意，姑娘说那就都做吧。下午生日BBQ派对上，三十个同学到场庆祝，她们捧着蛋糕饼干唱着生日歌就出来了，卡片上的祝语让我瞬间触动。这也是欧洲第一年生活的缩影吧。
有时候闭上眼睛，过往一幕幕在脑袋里放电影，我都想起南墙的朋友那句话“我们究竟是如何就长成了这个样子了的”？回望…10岁…17岁…24岁时的自己和那时的生活，我都忍不住怀疑，这些家伙真的是一个人吗？26岁已经不年轻了，但回想自己那些个不同的生活经历，又觉得26岁简直年轻到难以置信——如果老天给我机会砍掉一些年份，去换取一两年的年轻，我很难做出割舍，纵使是那些困顿、迷茫、愚蠢的日子。
曾经心里写满了不相信，叛逆是显著的标签。如今慢慢开始相信一些东西，相信自由意志，相信理性和感性，相信善良和爱，相信天性。我认识到世界的简单和复杂，简单在于一些恒定的美好价值是存在的，诚不欺也；复杂在于对事物粗线条的理解是站不住脚的，很多事并非“理应如此”，不是只有黑和白。
当下的生活是有生以来最简单最惬意的状态：没有特别明显的焦虑和压力，也没被某种强烈的欲望控制，学业工作家庭友谊都顺利得让人欣慰，平和，从容，读读书，聊聊天，踢踢球，在大自然里坐一坐，吹吹风，喝喝酒。美好得有点不像话。
自由的状态。
未来一年里，希望再系统的多读些政治学和法律的书，再走10-15个国家，好好的观察下欧洲社会，把独立博客慢慢写起来。希望运动频率再高一些，能再减点肥肉，能告别晚睡的习惯，“为四十岁以后的容貌负责”。希望打破心里更多的border。希望能再做五件没做过的事。希望一年后毕业时，无论工作还是继续念书，都感到顺意自如。希望明年生日不必再写这么啰嗦的内心独白了，每一年都是新起点可不太妙。
用王二的一段话收尾吧，“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文/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