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盒上写着“吸烟有害健康”，可是吸烟的人却越来越多；网吧门口贴着“未成年人禁止入内”，然而街上却满是网瘾少年；政府大院里立着“为人民服务”，但是却没有一个人民敢踏入半步……喊了多少年的“形式主义害死人”，结果却是和谐社会依旧。
在中国，我对这个社会最害怕的是两个词，即“严打”和“风暴”。我为什么要害怕这两个词？因为它们都仅仅是一个阶段，“严打”之后状态依旧，“风暴”之后死灰复燃，这几乎在中国社会屡试不爽。
这些天，央视又曝光了东莞色情业的猖獗，于是举国上下公安干警便又再次陷入了“扫黄”行动的大军中去。见识了不知多少次的扫黄行动之后，我真的是再也无心去关注这次扫黄行动的硕果累累，只是在想：扫了这么多年黄，为何会越扫越黄？其实答案的核心连街边地头的普通老百姓都一清二楚，中国人早就已经适应并且熟悉了这种运动式扫黄的规律，如同“学习雷锋”一般在每个人的心中根深蒂固——“三月来，四月走”。
去年网上曾经有个段子，说是央视记者采访一位老大爷：“您对中央这次动真格查腐败怎么看？”老大爷充满智慧的回答让人印象深刻：“难道以前他们都是闹着玩呢？”我不知道之前他们是不是真的是闹着玩呢，总之，结果不是很理想是肯定的。
当前的中国虽然有着庞杂的法律体系，不过大多数也就是制定出来后便放在书架上，有的可能真的已经落了不少尘土，没办法，不能用呀，想想一部几十年前制定的《环境保护法》能不满是漏洞吗？然而，好不容易用上了，却又没有人愿意用，谁都知道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外国人都得遵守。我一位同学的母亲曾经在法院工作过，她说没办法呀，一会这个领导递来一个纸条，一会那个领导递来一个纸条，你说到底该听谁的呢，听法律的行吗？
当前的中国表面上看是一个法治国家，然而实际上却是与法治国家的距离越来越远。中国人从来都是不相信法律的，他们崇拜人治。我们不能扯得太远，就从毛时代说起吧，从“延安整风运动”到“三反五反”，再到“文化大革命”，你永远见不到一条法律条文在其中发挥作用。从邓时代的“六四”到现如今习时代的“八项禁令”，依然如此，“枪杆子里出政权”亦屡试不爽，所以你不能怪领导，只能怪愚昧的人民，或者你可以怪鲁迅先生，因为他并未真正唤醒过国人。有人说，鲁迅如果生活在当代，那么他的待遇就和刘某人一样了，这个观点我信。
一个可悲的事实是：至今仍然有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持肯定态度，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我们中国人仿佛特别憎恨当官的和经商的，我们特别喜欢看见他们一个个地倒下来，而从来不去关注他们是怎么倒下来的，究竟有没有刑讯逼供，有没有“双规”式违反人道的行为。然而这个社会从来都是这样，出来混，早晚要还，于是薄某人就成为了牺牲品。
《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一书写道：几位记者从延安回来，向蒋夫人赞扬共产党人廉洁奉公、富于理想和献身精神。宋美龄感触良深，默默地凝视长江几分钟后转回身，说出了她毕生最悲伤的一句话：如果你们讲的有关他们的话是真的，那我只能说他们还没有尝到权力的真正滋味。
我大学的法学老师曾经对我们说，遇到事情如果能私了绝不调解，能调解绝不对簿公堂，打官司其实就是打关系。她的话虽然不见得就是真理，然而却实实在在是反映了社会上的一些现象，我也不能够说她不高尚，因为这个社会毕竟有其现实的一面。
眼下，“八项禁令”和“反腐运动”依然持续高压，“扫黄行动”轰轰烈烈，效果怎样，我们拭目以待。同时也希望中央不要食言，“治标之后治本”，也希望中国能够早日步入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