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持自性，法规物解”，是宗才法师为我写下的一句话，我将其作为心理分析的原理，身体力行。也正是宗才法师，他将《心经》作为心理治疗的指引，发挥与体现其治愈的精神和力量，作为其一生弘法的要旨与实践。
收到《心经与心理治疗》手稿时我正在远赴俄罗斯的旅行中，为了参加在圣彼得堡举行的国际分析心理学会（IAAP）欧洲会议，会议主题为“边界：历史、文化、治疗与科学”。“边界”（Borderlands）以及“边界人格”是一个新的心理治疗术语，由伯恩斯坦（Jerome Bernstein）提出，努力要在“边缘性”和“边缘性人格障碍”等治疗的困境中有所突破。作为荣格心理分析师，伯恩斯坦也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包括《心经》和禅宗。
在《心经与心理治疗》中，可看到作者马宏伟的努力，其辛勤的耕耘与应有的收获。不管是从精神分析来解读《心经》，还是从《心经》来阐释精神分析的道理，还是将两者融合付诸心理治疗的实践，作者都做出了难得的尝试和探索。
我与宏伟曾几次去到赵县柏林禅寺，与住持明海法师交流。2008年7月，汶川大地震后的70余天，我应邀在柏林禅寺作有关“心理分析与心理援助”的报告，介绍我们心理分析专业团队在四川震区心灵花园的心理援助模式，后被称之为“慈悲疗法”。尹立和宏伟与我同行，尹立曾随陈兵教授读博士，博士论文便是《佛教与精神分析》，而陈兵先生本人，也出版了百万字的《佛教与心理学》。宏伟则已是在勾画其“《心经》与心理治疗”的思路。
差不多30年前，我开始心理学和心理分析学习的时候，不仅遇到了高觉敷老师，他是把精神分析引入中国的主要学者（高觉敷先生与弘一法师是朋友，深悉法理，并曾撰写过佛教与心理学的论文），也遇到了南京栖霞山的圆湛法师，他引导我做有关“禅与精神分析”研究，那是我硕士论文的选题。后来，在美国和瑞士从事心理分析研习时，常听到人们说“荣格便是慧能的化身”。实际上，整个西方的精神分析，以及广义的动力心理治疗、人本主义心理治疗和格式塔心理治疗，包括荣格，包括马斯洛、罗杰斯和弗洛姆，也包括拉康和比昂等，都深受佛教和佛法的影响。
大约90年前，中华心理学会成立之初，曾邀请梁启超先生演讲。梁先生则用了《佛教心理学浅测——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这样一个主题，其中已是包含了对《心经》和心理治疗的分析。诚如梁先生所言：“我确信研究佛学，应该从经典中所说的心理学入手，我确信研究心理学，应该以佛教教理为重要研究品。”梁先生从“无我”入手，阐释佛法，剖析“无名”，他说：“倘若有人问我：（佛）‘法’是什么？我便一点不迟疑答道：‘就是心理学。’”。
96年前，梁漱溟先生写下了《究元决疑论》，其中便已包含“佛教与心理治疗”的要义。梁漱溟先生开篇介绍说：“（今）人陷大忧恼病苦，则我等必思如何将以慰解而后即安。”文中梁漱溟先生述及自己辛亥之冬两度几取自杀，对他来说，佛法便是医疗和治愈。“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即心是佛佛即心，心佛众生不差甚。一声佛号观世音，声声唤醒自家心。此心好莫昏昧去，留得当前做主人……”正是梁漱溟先生一生的写照。梁先生所留下的心理学论著《人心与人生》，可为其思想的代表，已是将《心经》要义融入生活。
《心经》是大乘佛教要典，般若之精髓，本为救世之心药。马宏伟所著《心经与心理治疗》，也正是要为当代心理治疗注入中国文化的元素。作者在书中提到济群法师，其主持的戒幢论坛，以及其中佛法与心理治疗的整合。我与济法师是朋友，曾邀请他参加复旦大学第二届中国荣格学术周，以及复旦心理分析与中国文化国际论坛。我也曾在其南普陀的阿兰若处（那也曾是弘一法师隐居的处所），听济法师讲《心经》；也曾带国际资深心理分析师，在苏州西苑寺与济法师作深入对话与交流。后来，济法师和我作为主编，与徐钧、李孟潮和徐维东等一起出版了《佛教与心理治疗丛书》，便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将佛法融入心理治疗的努力。
260字的《心经》，可为字字珠玑，尽是佛法之心意表达。马宏伟在其自序中，将其理解表述为“让心灵获得自由”，这已是《心经》与心理治疗的有效结合。不管是弗洛伊德的自由联想，还是荣格的积极想象与自性化，“心灵的自由”都是核心与关键所在。《成唯识论》有言：“法谓轨持”。轨持中包含“轨生他解，任持自性”。正如佛法之“法谓轨持，轨谓轨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舍自相。”（《成唯识论述记》）这是将佛法之“转识成智”化作心理治疗技术中的自性功夫。希望这也是《心经与心理治疗》所能带给读者的启发。
申荷永
华人心理分析联合会
广东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
2012年9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