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弗洛伊德传》，看了也快一个暑假了。经常看书，也经常遇到一些好书，却不曾多说，现此书中摘点内容，望有兴趣者能分享之。（《弗洛伊德传》，耶鲁大学教授彼得·盖伊著，台湾学者翻译，鹭江出版社2006年出版）
据弗洛伊德的侄儿瓦尔丁格形容：“他是靠着时钟过活的人。”哪怕是日常生活的调剂变化——牌局、散步、夏天度都有固定时间表。他每天早上7点起床，8点开始接见病人，直至12点。午餐准时在1点开饭：钟声一响，一家人就会聚集到饭厅餐桌边。弗洛伊德会从书房里出来，他太太会在餐桌的另一头与他面对面坐下，女佣随之出现，把有盖汤碗端到桌子上。饭后，弗洛伊德会出去散步，以促进血液循环，有时候会顺道去寄出校对稿或买雪茄。会诊会在3点进行，之后，会会见更多的病人，往往一直到晚上9点为止。然后是晚餐，饭后有时他会与小姨子敏娜打一会纸牌，要不就是跟太太或女儿散步，散步的终点站总是一家咖啡厅，他们会在那里读报，夏天还会吃一客冰淇淋。晚上的其余时间，弗洛伊德会用来看书、写作或从事精神分析期刊的编辑杂务，他总是在凌晨1点就寝。（上册，P107-108)
钟斯曾告诉弗洛伊德：“写作对我来说就像是女性十月怀胎，而我想，对于像你这样一个真男人来说，写作就像是射精。”(上册，P204)
移情之爱既让人苦恼又滑稽可笑，既难以逃避又极难以化解。弗洛伊德指出，面对这种情形，分析师通常采取三种策略：一是与病人结婚，一是终止治疗，一是与病人发生关系后继续进行分析治疗。弗洛伊德认为，第一种解决方式很罕有；第二种方式虽然普遍，却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病人只会对下一个医生重复同样的行为；至于第三种方式则是被“布尔乔亚的道德观与医学的尊严”所共同禁止的。因此，当一个分析师发现病人爱上他的时候，应该做的只是分析。他应该向病人揭示，她对他的迷恋，只是在重复一种早年的（又几乎往往是儿时的）经验。病人对分析师的激情，并不是一种爱，而只是移情与抗拒的一种形式。(上册，P334)
因此，精神分析文艺批评的任务，在于追踪产生审美快感的不同途径，而无须对一件作品的价值做出判断。弗洛伊德深知，一棵果树的果子是与树根的样子截然不同的，而花园里的花也不会因为我们知道它们是由粪便浇灌而成而顿失其美。基于其专业关怀使然，弗洛伊德把他的研究置定在树根上。但这并不代表，他会拿起《威尼斯商人》与《李尔王》来阅读，就一定是出于纯粹临床上的兴趣；而雕刻“摩西像”的米开朗琪罗，对他而言也不仅仅是个有趣的病人。同样的，虽然弗洛伊德曾以歌德的自传《诗与真实》（Poetry and Truth）来进行精神分析研究，但歌德的文学巨人地位，并未在他眼中稍减。然而，不管弗洛伊德对文学有多热爱，终其一生，他对“真”的兴趣都要远大于对“诗”。(上册，P365)
弗洛伊德在为其幺女进行分析治疗期间，所犯的技术错误又是哪些呢？弗洛伊德显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违规的地方，事实上，在精神分析的早期岁月，他所宣示的那些规则，并不示那么被认真遵守的，违规的情形比比皆是。在那个时候，分析师与病人之间应该保持距离的想法，也还是处于未完全定形的形态。因此，例如荣格就尝试分析过自己太太；葛拉夫分析过儿子小汉斯；弗洛伊德分析过艾廷冈和费伦齐；而费伦齐也分析过钟斯。尤有甚者，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也就是弗洛伊德已经在他论临床技术的论文里宣示过精神分析师应该像外科医生一样铁石心肠以后，梅兰妮·克莱因（Melanit Klein，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仍然不避讳地以自己的小孩为分析对象。当意大利精神分析师怀斯（Weiss）的长子打算继承父业，要求父亲当自己的分析师时，怀斯曾征求弗洛伊德的意见。回信中，弗洛伊德称这样的分析为“棘手的事务”，说它能不能成功，要看两人的关系而定，又说对弟弟进行精神分析也许会比较容易，但以儿子为对象的分析则会碰到特殊的问题。不过他却补充说：“我对我女儿的分析倒是有不错的效果。”(下册，P87－88)（弗洛伊德这个人，以及精神分析这帮人都颇有意思。）
在其晚年，弗洛伊德喜欢称安娜为他的安蒂冈妮（Antigone）。……另一方面，弗洛伊德把安娜称为“安蒂冈妮”，其可能的弦外之音仍然丰富得让人无法置若罔闻。因为首先，它佐证了弗洛伊德是把自己认同于伊底帕斯的——就是那个勇于解开重大谜题和弑父娶母的古希腊英雄。但还不止这样，伊底帕斯所有的子女都是与他亲近得异互寻常的，因为他们既是他的子女，也是他的兄弟姊妹。尽管如此，安蒂冈妮在众兄弟姊妹中的地位仍然是独树一帜的：她是父亲一个殷勤而忠实的同伴，而这一点，与安娜多年来都是弗洛伊德的亲密同志是一样的。在《伊底帕斯在科洛诺斯》一剧中，牵着瞎掉的伊底帕斯的手，为他带路的，是女儿安蒂冈妮。相似的，弗洛伊德在1923年动过手术后，安娜就同时身兼父亲的秘书、知己、代表、同事与看护多种角色。可以说，安娜乃是弗洛伊德赖以对抗死亡的盟友。(下册，P89)（弗洛伊德为何把自己比做伊底帕斯，揭开斯芬克司之谜是大英雄；而弑父娶母，除非是人类命运之不可避免，否则伊底帕斯再勇于承担后果，也不能称其为英雄。）
1919年的维也纳是一个对新知如饥似渴的城市，很多稀奇古怪的激进观念会被人们在咖啡厅里热烈讨论，其中包括了精神分析的学说。“那时候的空气，”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日后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充满了各种革命性的口号、观念，以及新颖而通常是不羁的理论。”克劳斯那句刻薄而广被征引的警句——“精神分析是一种可以自己医治自己的疾病”，虽然早已不新鲜，但仍然是人们对精神分析的态度的写照。波普当时虽然才17岁，却认为自己的理论已足以彻底推翻精神分析和阿德勒式的心理学。(下册，P96)（1919年，中国正值“五四”新文化运动，北京城里德、赛两位先生也是搞得热火朝天。但接触精神分析的，估计还为少数。）（卡尔·波普的可证伪原则，现在几乎是否定伪科学理论的法宝，而心理学中的精神分析理论更貌似是首当其冲。）
当格罗戴克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提名弗洛伊德为诺贝尔候选人时（这不是第一次有人提名他），他不抱希望地告诉格罗戴克的太太，他的名字已经飘浮在 瑞典皇家学院的空气中好些年，但总是一场空。后来，在1928年和1930年，弗洛伊德又两次获得提名，都有一个年轻的德国精神分析师门格（Heinrich Meng）为他发起了一场提高获奖机会的圣战。门格的办法是找来大批名人为弗洛伊德连署背书。愿意签名的有一些是弗洛伊德的德国仰慕者，如名小说家德布林（Alfred Doblin）和瓦塞尔曼（Jakod Wassermann）,有些是外国人，如哲学家罗素，教育家尼尔（A S Neill）、传记家史崔奇（Lytton Strachey）、科学家赫胥黎（Julian Huxley）等等。就连挪威小说家暨诺贝尔降得主汉姆森（Knut Hansun）和德国民族主义作曲家普菲茨纳（Hans Pfitzner）这些看起来不太可能会欣赏弗洛伊德的人——他们后来也都是纳粹的同情者——也加入了连署的行列。为了保护自己的势力范围，汤马斯·曼并没有签名，不过他宣称，如弗洛伊德竞逐的是诺贝尔医学奖，他会乐于连署。不过门格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瑞典皇家学院咨询的那些精神病学家，都是把弗洛伊德视为骗子和敌人的。因此，唯一弗洛伊德有可能角逐的奖项就只剩下文学奖一项了。不过，如此一来，弗洛伊德就得跟普鲁斯特、乔哀思、卡夫卡以至吴尔芙这些风格大家一较长短。也因此，他从没有到斯德哥尔摩领奖的机会。弗洛伊德固然会欢迎这些善意的努力，但他自己对结果却并不看好。……他说：“谁会蠢到去蹚这种浑水？”这种强烈尖刻的措辞反映出，如果他会获奖，肯定会马上用双手去接。(下册，P102－103)
（汤马斯·曼，又译托马斯·曼，德国作家，192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普鲁斯特，法国作家；乔哀思，又译乔伊斯，爱尔兰作家和诗人。前者著作《追忆似水年华》与后者的《尤利西斯》被称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和最难读懂的两部小说。吴尔芙，又译伍尔芙，英国女作家，与前面两位同是二十世纪著名的意识流派小说家。）（弗洛伊德若要角逐诺贝尔文学奖，应该是以《梦的解析》一书吧。）
1930年7月底，弗洛伊德被通知在法兰克福市领取他梦寐以求的歌德奖（Goethe Prize）。(下册，P227)（弗洛伊德高兴之余，确定了自己与诺贝尔奖无缘。）
1936年6月，在弗洛伊德过完他的80大寿后，他被膺选为排他性一向很高、名字经常与牛顿和达尔文连在一起的英国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的通信会员（Corresponding member）。(下册， P277)（他又高兴了一番。） 直到1938年，弗洛伊德还以不折不扣的19世纪语气写信给斯蒂芬·茨威格：“分析就像女人，想被征服，却知道如果毫不抵抗将会被瞧不起。”(下册，P159)（这不止是打比方的才能，而来自对分析和女人的洞察。）
“爸爸正致力于写作某些东西。”安娜·弗洛伊德在1929年7月初对莎乐美如此说。……他刚刚完成的是《文明及其缺憾》。……“我应该做什么呢？” 他意味深长地问，“一个人不能整天抽烟或玩牌，我已经没有剩余的力气去散步，大部分人有兴趣地书籍也不能引起我的兴趣。我只好写作，在写作中愉快地度过了这段时光。”(下册，P202)（他死前的十年，如是说。有些话，我则要天天对自己说才行。） 弗洛伊德强调，人类是不快乐的：我们的身体会生病并且会腐烂，外在自然界的毁灭力量时时威胁着我们，我们和他人的关系常常也是悲剧的来源。但我们总是尽一切所能去逃离不幸。在享乐原则的支配下，我们寻求“许多娱乐消遣，借此减轻悲剧，追求满足感，借此消弭悲剧，同时更沉醉于物质之中，借此麻痹对 悲剧的感觉”。宗教只是这些抚慰措施中的一种，比起其他方式并未比较有效，有时候反而更糟糕。弗洛伊德更进一步指出，这些抚慰措施之中最成功的（或者应该说，最不会失败的），是工作，尤其是自由选择的专业活动。“没有其他生存活动里的技术，比这个更贴近现实中的每个个人。”至少，“这能把个人安全地绑在人类社群中的真实之上”。作为一个工作狂，弗洛伊德可以说是有感而发。(下册，P203－204)（弗洛伊德这个无神论者，坚决地拒绝了大众的宗教信仰。但同时，精神分析工作却成为他私人的宗教事业。）
弗洛伊德觉得人类文明的困境很清楚：人无法在文明之外生活，但他们在文明之中又没办法得到快乐。文明是如此地被建构起来，使得在受压迫的激情和文化的限制下，永恒的和平永远无法达到。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说，快乐不在创世计划中的意思。充其量，明智的人类只能在欲望与控制之间签订一份协议书。(下册，P207)（多么理性的一个人。） 在弗洛伊德眼中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财产制度不管怎样的令他不满，他认为共产主义废除私有财产的做法，则是源于对人类本性理想化的误导。至于苏维埃共产党政权所从事的经济实验其后果会如何，他不想置评，但“我可以看出来，这在心理学的前提下是个站不住脚的幻觉”。 (下册，P207－208)
毕竟，既然人类的侵犯本性“并非由财产所造就而来”，那么，废除私有财产就未必能消除人的侵犯性。事实上，侵犯性是愉悦的来源，……侵犯性是爱的补充物：如果有外来者可以恨的话，原欲会在感情上把团体的成员结合得更为紧密，并且会加强其间的合作。弗洛伊德把这个合宜的怨恨称为“微小差异的自恋”。他观察到，人们似乎很喜欢怨恨、迫害、或者至少是嘲笑他们身旁的邻居：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北德人与南德人等等。弗洛伊德尖酸地说，散落世界各地，带着他们特殊命运的犹太人，是这个自恋活动中最受青睐的对象。犹太人长久的流亡经验赢得了邻人的感激，他们数个世纪以来也成为基督教徒发泄侵犯性的对象。(下册，P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