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自然心理咨询室·斜面恐惧】
三年前。
那时候我快要大学毕业，学分修够了，只剩下写毕业论文一件事。班长打电话问我选哪个指导老师，我说了一个。他说，原则上选哪个都成，但是这个老师名下人太多，最好能换一个。我想了一下说，那就“姥姥”吧。
“姥姥”不是真的姥姥，人家刚五十，有个女儿和我们一样大。她姓劳，叫着叫着就变成“姥姥”了。
姥姥听了我的论文意向，脑袋摇得跟破电风扇似的。说我选的题目太大，太空泛，得换一个。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另一篇提纲，姥姥只是扫了一眼，就把它扔到我脸上，露出一个“你是在逗我玩吧”的表情。
“你认真想写这个？”
我点点头。
姥姥深吸一口气，劈头盖脸骂了我十分钟。她说，说好听了，我这是玄学，不在心理系本科生可选的题目范围内。说不好听了，就是伪科学，是瞎胡闹。怎么下定义？有理论支持吗？用什么研究方法？从哪里获得案例？能确保研究对象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本来想反驳，但是看着姥姥恨铁不成钢的脸，让我想起一个人，不由心里一疼。
最后姥姥给了我一条出路。她正在做一个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的研究，让我帮她整理资料，然后用这些现成的资料凑出一篇本科生论文不是难事。我表示完全同意。
姥姥是“沁情心理咨询室”的负责人，咨询室就在学校北区的一栋老楼里，楼门口有一栋大槐树。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个老学究被冠上“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红卫兵说他是“白专道路典型”，整天批斗，小时候掀小姑娘裙子的事也给揪出来。老学究受不了这个，在某个夜黑风高的晚上，吊在树杈上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后来大槐树越长越好，比其它树粗了好多圈。
大四的最后一个学期，我成天泡在咨询室，一边整理录音资料，一边当前台。
姥姥有个病人，有恐惧症，这个不稀奇，这年头没点心理疾病都不好意思和别人打招呼。稀奇的是他害怕的东西——斜面，准确点说，他害怕在斜面上滚动的东西。
这可让我大开眼界了。
对付恐惧症，常用的办法是“系统脱敏”。简单说，如果患者怕水，就先给他面前放一杯水，适应之后再换成一盆水，逐渐加大力度，和练酒量是一个道理。
姥姥让我帮忙把茶几的一边垫高，然后卷了个纸筒，从高的一头滚下去，让病人盯着看。我感觉挺可笑的，姥姥狠狠瞪了我一眼，我硬生生把笑容憋进肚子，打个了嗝出来。
病人是河北农村的，现在是干家装的包工头，混得风生水起，吃得膀大腰圆。但就是看着纸卷在茶几上滚这么一件无聊的事，他都吓得满头大汗，跟看了十几部鬼片似的。一样米养百样人，这话说得真不错。包工头来了七、八回，病情有所好转，纸卷换成笔筒，斜面角度加大，他也不害怕了。
治疗的空隙，包工头和我聊天，他说：
“小哥，不怕你笑话，以前我出门随身带着水平尺，看见桌子、椅子都要测一下，不平不敢坐。”
他把钱包里的照片掏出来给我看。
“这是我老婆，儿子。”
照片里一个吊眉少妇抱着个目光呆滞的熊孩子，出于礼貌，我夸他儿子长得好，虎头虎脑。
包工头把钱包收好。我问他多久回一趟家。他摇摇头，说不怎么回，得了这个病给别人添麻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全屋都量一遍，不然就坐立不安，怕吓着老婆孩子。我有点同情他。
把包工头送走后，姥姥跟我确认了之后一个月的预约。她说她准备再去一趟农村，还有一些资料不够完善，大概得一个月才能回来。
我惊讶：“那么久？”
“做田野研究哪有快的？我之前去过，所以才说一个月，要是刚去的新村子，不呆上小半年什么也套不出来啊！”
姥姥说她后天就走，今天让我跟她回家吃饭。我说不去不去，不好意思。她说，没跟你客气，时间太紧，你把前段时间整理好的资料带上，吃完饭我得问你点事。
到了姥姥家，她女儿开的门，一见我就嚷嚷：
“你就是我妈说的那个陆本啊？”
“你好，我就是你妈说的那个陆本。”
姥姥做饭的时候，她女儿缠着我问这问那，我最怕这种自来熟的女人。
“我妈说，你这小伙子长得不错，就是有点缺心眼儿。”
我脱口而出：“你妈才缺心眼儿！”
她坐在我旁边磕瓜子，屁股狠狠供了我一下。
“我妈说，你本来要写的那个论文题目叫什么来着？超能力什么的——”
“《超自然现象的宗教逻辑》”
“对！就是这个！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我妈说你缺心眼儿还是轻了，要我说你就是脑子有病！”
“有病也不怕，反正你妈能治。”
“别老‘你妈’‘你妈’的，听着别扭，你平时不都管我妈叫‘姥姥’吗？那你说你该管我叫什么？”
“大姨妈。”
她一把带着口水的瓜子皮扔到我脸上，嘴上呸个不停。看来喜欢往别人脸上扔东西是遗传，我懒得理她。听说这疯婆娘是学物理的，看着一点都不像。
吃饭的时候，偶然聊起包工头这个病，我想起他跟我说的话，感叹了一句：多亏您把他治好了，一家人能团圆了。
姥姥放下碗筷，叹气。
“系统脱敏，治标不治本啊。”
“怎么？他不是见好吗？”
“病根儿呢？”
我语塞。
姥姥说，她的专业方向是精神分析，诱导病人和她掏心掏肺，把童年的创伤找出来才是她的专长。但是从治疗一开始，包工头就有所保留，根本问不出来什么，所以才退而求其次，先减轻病症。按姥姥自己的标准，包工头这个案例是失败的。
我说，恐惧症也有可能是遗传的，没有童年创伤。
“这我当然知道，但是我比较了解他的家底，不是遗传的。我和他原来就认识，他家就在我明天要去的那个村子，我还在他家住过呢。”
姥姥要出门一个月，咨询室也暂时停业了。不过我还不能偷懒，还有一大堆录音资料等着我整理，如果有人要预约下个月的，我也得受理。隔了两天，我拿钥匙捅开咨询室的门，电话答录机的红灯在昏暗的室内闪得刺眼。
我听了前几条，可能是患者打的，一听是答录机，没留言就挂了。
最后一条是急救中心病房的护士打来的，她说她们那有个脑中风的病人，昨天清晨昏倒在路边，身上没证件，只有一张我们咨询室的名片，希望我们能来认个人，不然只能报警了。
我一想，她说的应该是包工头。
包工头躺在病床上，鼻子里插着输氧管，模样很安详。我盯着床头上的氧气机，看氧气在蒸馏水里面冒泡，看了很久。护士跟我说，他睡着了，不过就算醒了也说不出话。
包工头的额头上有擦伤，嘴角肿了，都是摔倒时留下的。
“脑溢血。昨个清晨，有人发现他躺在路边，门牙掉了两颗，卡在嗓子里，没窒息算是幸运的。”
我有点反感“幸运”这个词，不过事实如此。
我问护士，他应该有个钱包的，里面还有他老婆孩子的照片。护士打了个哈欠，说，不知道，送来的时候没有。
姥姥这时候应该已经到村里了，打了她手机两次，都没人接。我发了短信，告诉她包工头出事了，让家里赶紧派人来，然后跟护士说再等两天，肯定能联系上他家里。
“如果他醒过来……他害怕倾斜的东西，是一种恐惧症。”
“什么？”
“总之别让他看见东西滚来滚去就行。”
护士眨眨眼，好像勉强接受了建议。我这才意识到，绝大多数人无法理解别人与自己的不同。
晚上九点多，姥姥给我回了电话，她说村长已经过去了，现在应该在长途车上。我问，他老婆没来吗。姥姥说他老婆得带孩子，走不开。
我问姥姥故地重游的感觉如何？有没有迅速和广大基层农村妇女打成一片啊？大牲口们还都健壮吧？粮食还够吃不？首都人民的温暖辐射到每一个角落了吗？姥姥说，还行还行，群众很热情，大牲口早没了，人手一部iphone，带的小礼物还没下车就被抢空了，旅行包也没了，鞋踩飞了一只，现在披头散发穿着拖鞋呢。
“您这回还是住包工头他们家吗？”
“换了一家，她家俩孩子，人家怕我嫌乱。”
俩孩子？我想起钱包里的照片，里面只有一个孩子。
“又生了一个？不对啊，男人都不回家，她跟谁生？”
“不是新生的，一个五岁了，一个十几岁，都是儿子。”
“不对啊，他应该只有一个儿子。”
我和姥姥为这事争论了一会，最后也没有结果。
过了两天，大姨妈叫我出来唱KTV。她定的地方有点偏，旁边是货运站，事情也巧合，包工头晕倒的路口就在附近。
大姨妈约我出来的目的不为别的，她想撮合我和她一个好姐们。早知道是相亲局，我是死活不会出席的。我硬着头皮唱了两首歌，她那姐们两眼放光，我赶紧坐一边抽烟去了。
大姨妈除了太过自来熟这个坏习惯以外，还有一个最不可救药的毛病——喜欢翻别人手机。她拿着我的手机，玩了没两下，突然一声惊叫，手机扔出去三米远。我强压怒火捡起来，自动关机了，开机，没坏。
“你在手机里存那么多猫的照片干什么！？”大姨妈睁大眼睛，一副惊魂未定的样子。
“我就是存大便又管你什么事？”
“我怕猫！”
我眉头拧在一起。那姐们出来打圆场。
“你别生气，她确实怕猫，她们家都有这毛病，一看见猫就跟见了鬼似的。”
姥姥也怕猫？这我可没听说过。
大姨妈整了整头发，她说她小时候根本不怕猫，不过她妈老跟她说猫这玩意邪性，后来才开始怕的。
我脑海中突然灵光一闪。
“你是说，如果亲近的人害怕某样东西，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别人是吗？”
大姨妈拍着胸脯保证，说她自己就是血淋淋的例子。
我觉得自己似乎抓住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东西，距离揭开某个谜底，就差那么一点点。
手机在我手中震动，姥姥发来一条短信。
“你说对了。只有一个孩子。”
我推开包厢门跑出去，招呼也没打，一边跑，一边给姥姥打电话。关机。
KTV外面灯火通明，木材厂卸货的巨响好像一千头大象在跺脚。我寻着声音找过去，一家名叫“明大通宇货运公司”的院子里，上百根湿润的树干从货车上滚落下来。
我溜着墙根走进去，拉住一个人，先递去一支烟，然后不客气地在他耳朵边喊：
“前两天有个男的在路口晕倒了！知道吗——”
“知道知道！是我发现的！送医院啦！”
“怎么晕的！？”
“没——看——见——听说是抽风了！”
“什么——”
“羊角疯！听说站那就抽上了！全身抖——这样——”
那哥们自己抖上了，别说，还挺像。又一辆十八轮卡车停进卸货场，他把我往旁边拽了拽，十几个精壮的小伙子一拥而上，用钢板架起一个斜坡，解开绳索，木材轰隆隆地滚下来。
我又给了他一根烟，笑着说：
“不是抽风，是吓着了——被你们这阵势。”
“不能吧？一大老爷们。”
隔天，我又去了趟医院，一方面想确认村长是不是到了，其次想托他给姥姥捎点东西。
护士长告诉我，人已经出院了。
“不是说要观察至少一周吗？”
“家属要出院。”
护士长不太想和我说话，转身就回护士站了。我愣神的时候，一只手从身后抓住我，回头一看，是那天照顾包工头的小护士。她脸色不太好。
“你上次跟我说，43床有什么恐惧症？”
“算是特定恐惧的一种，害怕斜面上滚动的东西——怎么啦？”
她摇摇头，脸色瞬间又白了一丝，雀斑都淡了。
“别走，咱们坐下说。”
我蛮横地把她推到电梯间，让她坐在塑料椅子上。她有点生气，不过还是向我透露了一些事情，这过程中我没逼她。我知道她必须要找个人倾诉，某些无法理解的事情憋在心中只会令人发狂。
“你说，这世界上有没有鬼？”小护士沉默了半天，好像在搜肠刮肚找合适的语言。
“有。”
她啊了一声，好像很惊讶我这么肯定的回答。
“你见过……鬼？”她问得小心翼翼，好像怕惊动了什么。
“没有。”
“那你……”
“我相信科学体系下的‘鬼’。人在死亡的瞬间体重会变轻，这是实验得出来的，肯定有某种东西在生命消亡的时候也不见了，我管那个东西叫‘鬼’，我信这个。恶鬼、厉鬼、吊死鬼、黑白无常、阎王爷——这些，我不信。”
“那你相信超自然现象吗？”
我转身，声音变得有点冷。
“不信。”
“可我看见了！43床——43床……”
我回头，想从她的双眼中看出点破绽。小护士脸色潮红，变得异常兴奋，她捂着嘴，仿佛一放开就会大叫起来。我让她冷静点，去护士站要了个纸杯，给她倒了半杯温水，我说，不要自己吓自己，不管你看到什么，肯定都有科学的解释。她捧着水杯，露出一个嘲讽的笑脸。
她说，你觉得一个中风全瘫的病人能自己下床吗？
我老实回答，不能。
那他能低头捡东西吗？
不能。
她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支木杆铅笔，只剩下很短的笔头，圆形笔杆，白色油漆底，上面有红色的小梅花。
“这东西我根本不想带在身上，可是我得用它证明自己没疯。这是我在观察室捡到的，我整个住院区都问遍了，不知道是谁的。”
“这铅笔头怎么了？”
我拿在手里把玩，这种铅笔我好久都没见到了。现在文具店卖的一般是六棱形，防止在桌面上滚动。圆形的，少见，也没有这种花纹。
“你上次来的那天晚上，我去观察室，一进门就听见很轻的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我没注意。46床的老太太，夜里喊疼，我去给她换点滴……换完，我又听见了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这时候已经过了12点，只开着两盏床头灯，我顺着声音找。我看见一个白色的东西在地上滚，慢慢滚到43床底下。”
之后我一直在联系姥姥，但是她手机一直关机，我开始有种不安的感觉。终于在苦等了四天后，我买了张去河北的长途汽车票，地址是从包工头的档案里找到的。
他们那村子不太难找，就是离车站有点远，我在高速收费站就被司机赶下车，跟着一个同村的老汉，走了半小时才到村里。我一眼就看到姥姥蹲在村口和妇女们拉家常呢。
姥姥惊讶得不得了，一边用手拍我，一边叨唠：你怎么来了？听口音都有点河北味了。
我把在医院的事原原本本说了，她边听边摇头。
她说，这个事她不好随便说，也解释不了。不过她遇到过类似的事情。
我赶紧说，您就别卖关子了，我这都开始怀疑人生了！
姥姥说，她年轻时候在某科学院呆过，科学院的房产是解放前大军阀的老宅子，平房大院，据说是金屋藏娇用的别院。科学院在军阀家的院子里起了一栋小楼，主要做实验用，办公室都分散在平房里。小楼和军阀老宅子的围墙之间有一条仅仅够一个人通过的小道，位置隐蔽，老有人随地大小便，夏天靠近小道的窗户都不敢打开，苍蝇撞脸。所以科学院就找工人把小道两头都安上了防盗门，只有科学院内部的人能走。
姥姥有一次做实验需要配重，想起来后院有砖头，就找老主任借了钥匙，穿小道去后院搬砖。姥姥搬着砖，刚走进小道，一阵旋风突然穿堂而过，砰！砰！两声巨响，小道的两扇门都关上了。当时她也没多想，就觉得关门声大得出奇，震得耳朵疼，而且呼吸有点困难。她搬着砖，不方便开门，就用脚踹，结果发现怎么也踹不开，而钥匙还挂在门外面，她把自己给锁在小道里了。姥姥当年还是小姑娘，受党的教育时间不长，封建迷信思想还没有完全从骨子里剔除掉，一下子就懵了，她想起来同事平时开玩笑说的一句话：
“大军阀不是好死的，是被小妾毒死的，单身的女同志不要晚上在院里瞎逛荡，容易被大军阀的魂认错了！”
姥姥当时把砖一扔，就拼命地砸门，拼命地喊救命。她嗓门不小，但是就是觉得怎么都喊不出声，声音憋在嗓子里出不来。更让她觉得恐惧的是，周围的光线好像突然变暗了。
姥姥越喊越绝望，心里想：这个挨千刀的恶霸军阀，怎么做鬼了还要害人！？活着的时候就不是好东西，死了更是不要脸！姥姥小时候是在山西农村长大的，听祖辈说过一些方法，撞见不干净的东西的时候就唱歌，鬼怕人高兴，人一高兴，肩头上三把火就旺盛，特别是唱歌的时候，嘴里喷出中气，就和拉风箱似的能越烧越旺。
想到这，姥姥就搜肠刮肚地想唱点什么。要说人在最危机的时刻想起来的都是最深沉的记忆。用大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说：这种记忆是从“个人无意识”中得来的，是被遗忘和压抑的情结。
姥姥当时慌乱得很，生怕自己被军阀拉下去当九姨太，一段旋律在情急之下脱口而出：
“向前进！向前进！战士的责任重，妇女的怨仇深！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
刚唱完第一段，姥姥就觉得光线变亮了，气氛好像没有那么压抑了，呼吸也不喘了。这时候，她听见有人在门外高喊一声：
“谁在里面唱歌！？”
“主任！是我！小劳——我锁里面了，快开门！”
门应声而开，老主任带着门卫和食堂的大师傅战战兢兢地站在门外。姥姥一看得救了，精神一松，哇地就哭出来了。
“小劳啊！你哭什么？大晚上唱歌，多吓人！”
“大军阀来抓我啦——”
结果姥姥为这事被嘲笑了十几年。
姥姥一边给我讲故事，一边把我带进她借住的那户人家，女主人是个胖乎乎的大嫂，一直夸我：这小子真俊！我跟她客气：您也挺俊！大嫂哈哈大笑，笑得两只大奶子乱颤。
我跟姥姥坐在屋里，我说，这跟我经历的是有点像，但什么也解释不了啊！
姥姥说，解释的了。这两件事的发生条件有类似的地方。首先，我们都在狭长的通道内，你更极端一点，是封闭式的。这是一种“楼宇风”的极端情况，风在通过狭长的通道时风速瞬间加强，可以把通道内的空气抽成负压，造成门明明没有锁，但是却打不开的状态。
我说，这个我认可，我也是这么推测的。甚至还可以解释因为气压和情绪的变化，导致心跳加快，呼吸困难。但是光线的变化怎么解释？
“一样能解释啊……”
姥姥张开嘴，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死死盯着我身后看。我脖子一僵，就觉得身后有异样，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脖子后面吹气。
我觉得我最近把一辈子要受的惊吓都受够了。
如果是蛇之类的，那还好。
要是鬼什么的……
人在精神极度紧绷的情况下会做出两种反应，要么晕倒（消极防守），要么盲目进攻。我采取了后者。
我心里想着：他妈的！一定得是蛇啊，被咬一口也认了，大不了去医院打血清。
我和姥姥都坐在床沿上，我突然一低头，转身，右掌向后狠狠挥过去。
“别——”姥姥一声惊呼，想阻止也来不及了。我心里还挺美，觉得危机时刻反应不错，如果要是蛇的话，拳头可不好使，我这一巴掌扇过去，就算是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也能震慑一下。
啪的一下，我的巴掌结结实实地抽在了一个软绵绵的东西上，很滑腻，好像有粘液。
我身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表情木讷地站着，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个巴掌印，我手上沾的是他流的鼻涕。
糟了！
我打孩子了！
姥姥啊姥姥，您看见个熊孩子也不至于露出这么惊讶的表情吧！？可害苦了我了！
我愣住了，姥姥更是被我的举动吓得魂不附体，她：你、你、你……说了好几个“你”，后半句就说不出来了。
我呆呆地看着那个被我抽了一巴掌的孩子，心想，先道歉吧，姥姥跟村里人缘不错，还不至于把我分尸喽。我刚勉强露出一个难看的笑脸，那小孩嗖地一下就跑了，动作别提多敏捷了！完了！找大人告状去了！我心脏顿时凉了一半。
姥姥那句“你”终于说出来了。她说，你呀，你呀！你也太莽撞了！我说，您也别光顾着说我，赶紧去人家帮我解释一下吧！姥姥叹了口气，说，解释倒是不用了，可惜那孩子可能喜欢你，结果你把人家给打了。我没听明白，还一个劲催姥姥带我去孩子家里道歉。
她说，还记得你跟我说魏xx（就是包工头）家里应该只有一个孩子的事吗？我说，都这节骨眼了，您还扯这个闲篇儿！一会孩子他爸杀过来，可别溅您一身血！姥姥说，你就贫吧！刚才那就是魏家的孩子！我迟疑了一下，说，不可能！他儿子才5岁！我见过照片！姥姥低沉地说，没骗你，你打的是另一个孩子，一个不应该存在的孩子。
后来我第二天就被姥姥给遣返了，她说我在村里影响她收集资料。等到姥姥回来，已经是一个月以后。我问她包工头家那孩子怎么样了？没被我打坏吧？她总是把话题岔开，什么也不说。
再后来，我在咨询室接到一个电话，那头是个中年妇女，上来就喊：是劳大姐吗？
我说劳大姐正忙呢，您有什么事啊？是要预约吗？
她就哈哈哈哈大笑，说，预约啥啊，不预约。
我一听这笑声就想起来了，是当初姥姥借住那家的胖大嫂。
我说，大嫂子，您好啊，我是那个挺俊的小青年，您有事跟我说吧。
胖嫂子跟我闲聊了几句，说劳大姐把旅行包和鞋落在村里了，她这两天要去北京看病，正好给捎过去。我心说：还不是你们村的小孩给抢走的。
我问：魏xx他还好吧？上次听说在村长家养着？怎么不在自个家啊？他老婆孩子都挺好吧？（我其实是想问问那孩子回去说没说我打他，这事村里传的快，包不住。）
胖嫂子那边哎呦一声怪叫，她说，你说什么呐！大学生！这话可不能瞎说啊，他们家那口子都死四、五年了！
哪口子？
就是老魏他老婆，五年前就死啦！老魏给村长家盖房，忘了带家伙，他老婆给他送过去，结果就掉鱼塘里了。捞上来的时候手里还死死攥着划线用的半根铅笔！
那他儿子呢！？
他儿子就一人在村里，没人管了，我们各家有口饭吃就饿不死他，但是也没人敢过继，都说那孩子邪性，老在他们家里跟他妈说话，怪慎人的。可怜啊……要是她妈不死，他还能有个弟弟呢，她妈淹死的时候，已经怀上啦！
挂了胖嫂子的电话，我准备把这事烂在心里。也不打算和姥姥提起，打死也不说。
……
“换了一家，她家俩孩子，人家怕我嫌乱。”
……
“不是新生的，一个五岁了，一个十几岁，都是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