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东莞的话题相当的火爆啊，很不凑巧，在下曾于2008年在素有“小香港”之称的东莞常平镇（也就是此次央视曝光过的那个镇）工作过三个月，那时正值金融海啸期间，是东莞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之一，但当时还是热闹非凡。只是，在下是个老实本分之人，只在工厂里老实干活，没见识过外面的花花世界，我分享不了在东莞猎艳的香艳故事，但是，可以说说东莞里的另一个群体，他们才是最广大的绝大多数。
那就是在东莞务工的外来人口们，当时，我就是其中一员。
东莞的“娱乐业”为什么这么火？有人说是因为腐败，其实，这是根本不了解情况。试想下，上千万青壮年劳动力生活工作在如此狭小的地方，怎么可能没有相应的行业？这就是“娱乐业”的“群众基础”。
我将以前写的旧文翻出，跟读者们分享下那些淹没在香艳故事下的沉默大多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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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总有那么六天，早上七点十五分，厂区高音喇叭刚响起悠扬的音乐声，老漆就迅速翻身爬起床手忙脚乱地穿好衣服穿上鞋子拿起漱口杯子、牙刷、毛巾冲向阳台丁零当啷地洗漱起来。每次，睡得迷迷糊糊的我都被吵醒，我向他提过几次“意见”，都被他的一句——“不快点早餐就被吃完了，什么都可以不急，吃饭不能不急”给顶了回去。鉴于我到工厂宿舍的第一天认识的人就是老漆，他还和我是同一时间进厂的，人很朴实很热情，那么，这点儿小小的事情也就算了，再说，是得早点起床，否则不是没早餐吃的问题，而是来不及吃，因为7点42分就要上早操了，况且要是早上不吃早餐是没体力应付上午4个小时高强度劳动的。
2008年10月13日起，我就在东莞市常平镇霞坑工业区一家生产电感的工厂上班，岗位是样板员。在来这座工厂之前，我对电感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样板员是干什么的。当时，整个东莞有上千万产业工人，我就是其中一员。
在他乡
工人宿舍都是千篇一律的——独立卫生间、热水要从一楼打上来、两排铁架床，房顶两个风扇，阳台门上边有台空调，但是因为几个月都没开，所以空调机成了老鼠窝，每天晚上熄灯后都能听到老鼠们或打情骂俏或拉家常的声音，一张铁桌子，常年没人用以至于蒙上了厚厚的尘埃，我用湿布擦干净后成了书桌，因为床位有空余，本来十个人的宿舍只住进了三个人，所以房间显得很干净、宽裕，和介绍我进来的叔叔的话一样——住宿条件很好，有空调。但是，令我有些沮丧的是——空调是有，10月的广东挺凉爽的空调不能用可以用风扇，就是铁架木板床有些令人犯难，因为我已经十几年没睡过木板床了，以至于每天早上起床时骨头都有些疼。
住宿费每个月50块，从工资里扣。当然了，结婚的或者男女朋友的住在男女分住的集体宿舍是不方便，那么厂子在外边租有单间公寓每个月扣100块，方便工友们的感情生活。
我曾经有些些抱怨铁架床的事，大概我还是有点儿“娇气”吧，但老漆说：“你知足吧，能住上楼房有热水有风扇空调，一个月只要50块，一个宿舍就住我们三个人，比在家乡好多了。”
这倒是，因为有些宿舍住满员的，相比之下，我们这个宿舍还真是“特殊待遇”了，不过也难怪，因为从十月起，因为经济萧条，整个电感行业的订单下降了三分之二，厂子没订单，工友们只能拿770块的基本工资，很多人都离职了，所以，才有三个人一间宿舍的待遇。
当然了，要是不满意集体宿舍的住宿条件，可以到外边租房，一间有独立卫生间二三十平米的房间每个月要150—200块，都是当地人盖自己楼拿来出租的，一层可能有7、8个房间。常平镇这边，应该说整个珠三角多得是这样的出租屋。很多有家庭的工友都租这样的房。老漆去年租过，他说比家里的条件好多了，他出来打工九年了，就是为了能在家里盖一栋自己的楼房。很多工友出来打工之前，家里住的都是瓦房，打工的目标之一就是攒钱盖小楼娶媳妇，所以，和家里阴暗的瓦房相比，集体宿舍也罢、出租屋也罢，条件都算可以了。珠三角的治安极其糟糕，就算有防盗网，我都有两个同事家被偷盗过，被偷去电脑、钱包的。
早餐、午餐、晚餐一般都是在厂子食堂解决的。职工餐每个月从工资扣165块，员工餐扣120块，两者的区别是职工餐排队的人少，员工餐排队的人多，职工餐提供托盘，至于饭菜都是一样的——午餐是职工餐的菜，下午就是员工餐的，反之亦然。饭菜的质量还行，每次都是两荤一素，汤随便打，米饭管饱。不仅是普通职工、员工，课长、经理甚至老总在工厂时也一样在食堂吃。我还听工友刘小文说过这么回事，他在一家港资厂时，他的香港老板每天都去食堂查看饭菜的质量甚至亲自掌勺。要是，不满意食堂的饭菜，可以在外面吃饭，餐费就不从工资里扣了，只不过在外面霞坑市场的小饭馆吃饭，一个盖浇饭是6—8块钱，有点儿不划算。
工厂区的布置是成一个“厂”字型的，厂门口左边是四层楼的车间，正对着门的是六层楼的集体宿舍。宿舍楼一楼是食堂，二楼是男工宿舍，三楼的一半是男工宿舍，三楼的另一半和四、五、六是女工宿舍。男女宿舍没有任何铁栅栏什么的分开，但是人力资源部有住宿规定不准男女宿舍互相串门，同时住宿是按上班的班组划分的由组长管理。
宿舍楼前是一座灯光篮球场，旁边是乒乓球台，这算是工友们体育活动的场所。但是更多工友更愿意到厂门口对面的露天桌球点打台球，一局两块钱。工厂号称有图书室、电脑房，也就是我隔壁的202室，但是电脑的配置太低，只有一台能上网，图书也太陈旧乏味，一般情况下，工友们很少去，他们更喜欢去“兴和百货”旁边的溜冰场溜冰、蹦迪，门票只要5块钱。
躁动的荷尔蒙
要知道，我的工友们平均年龄只有20岁，绝大部分人只有初中学历，所以，还是玩乐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我的同事刘伟大哥就是个蹦迪狂，几乎每晚都去，他今年25岁了，一年半前从长沙某理工大学毕业，在这家工厂已经做了近一年，月薪只有1300不到，生活、理想的压力太大，所以只能借蹦迪缓解压力。而对周蓝、老蒋其他人来说，蹦迪是泡妞的手段而已。但是，不同于学校，在学校泡妞泡到有男朋友的大可以收手一笑而过，但在霞吭这块地方，你若搭讪的是人家的女朋友，则很可能被痛打一顿，因为都是出来打工，大部分是外来年轻人，喜欢拉帮结派，小小的工业区，因为同乡、利益结成了几十个“帮派”，几乎街头小巷里每天都有抢劫、斗殴事件，倘若“泡”的是人家的“马子”，那么，很不幸，鼻青脸肿还算轻的，我听刘伟说有人挨过刀子的。
珠三角就是这样一片地方，近一亿的外来打工者，人口流动很快，老乡派系众多，警察、联防队数量少且贪腐成风，所以，暴力事件层出不穷，以至于刘伟跟我说“妈的，连泡妞都要小心。”
我的很多工友们拿到工资后并不是攒下来或者寄回家，而是拿去“潇洒”。东莞有上千万青壮年劳动人口，他们远离家乡，正值荷尔蒙旺盛的时候，需求旺盛。有需求就有供给，所以东莞遍地的足浴城、桑拿城。这些娱乐场所价格从高到低应有尽有，有面向港澳台客商“服务”的五星级大酒店，也有适合青年工人们“玩耍”的桑拿、夜总会。
我的工友厨师小周就好这口，虽然“桑拿”一次要500块（涨价前是400块），他的工资只有2000块不到，但哪怕借钱还是往桑拿城跑。
至于那些“小姐”，很多之前也是“厂妹”，在工厂里不过一两千块钱收入，干那行后，收入是数倍，甚至上万。她们很多不是被迫，而是纯粹是因为钱。
当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是找“小姐”解决问题的，更多的是“恋爱”。工业区里多得是年轻人，单调乏味的生活，年轻的性冲动，让年轻人都热衷于谈恋爱，几个月的露水情缘、同居很多。
当然了，更多的工友还是本分人士，拿到工资寄钱回家或者攒下来，找个同样本分的同龄人结婚生子，光棍出来，带媳妇回家，这是绝大部分人打工生涯必然的结果。
工人
眼下珠三角的打工者可谓来自五湖四海，就拿我的工友们来说，老漆是湖北人，小张是广东梅州人、刘伟是江西人、小税是四川人、小敏是湖北人、银姐是湖南人，等等。
无一例外，他们都来自农村。在2008年当时，农民在自家承包的土地上一年辛苦到头忙活的收入并不够过上好日子，那么进城务工就成了改善生活的途径。比如老漆，他家在湖北黄冈，家里只有几亩土地，一家人就算精耕细作，一年收入也只有5000块不到（2007年币值），而他在工厂里当电工，一个月到手工资1500块。我们可以这么计算：他家四个劳动力，完全靠土地产出，平均一个人年产出1250块，而他和他老婆在广东打工每个月1500+1200=2700块。简单的计算不难看出，打工的收入远比种田合算，况且，种田的5000块收入中扣除化肥、农药、各种摊派什么的已经所剩无几。
相比较在农村，在工厂打工的收入已经远远好得多，生活有了改善，那么他们并不会计较太多劳动强度，况且，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农活并不轻松。厂子的另一个电工老黄已经7年没干过农活了，08年上半年他在连平（粤北县城，厂子在那边有分厂）时曾经帮工友收过花生，才一天就累得腰酸背痛休息了整整两天。这从某个侧面反映，离开了土地的农民很难再回到土地了。
就中国的农民工兄弟来说，劳动强度大一点无所谓，关键是能挣到钱，我印象很深刻的是，圣诞前夜，当我加班到8点回来时，路上碰到两个女工友在对话，一个问“圣诞节，你们组还加班？”，另一个回答道“多挣些钱回家过年”。就我所在的电感厂来说，按型号复杂程度的不同每个工时的定额也不一样，但工时的工钱一样，都是每个工时3.93元，订单多的时候，有的女工每天能做30个工时，上班时间是白天8个小时和晚上加班的4个小时，也就是每个小时2.5个工时。
那么，在一个工时里，他们能生产多少产品呢？纯粹从绕线来说吧，某个简单型号的电感绕线，在半自动绕线机上，熟练的女工一个小时能绕3000个。没错，是三千个，没见过的人不会想像到他们的动作是多么的简练、多么的机械。然而，面对我的“大惊小怪”，女工妹妹，是的，她是妹妹，今年才19岁，她很不以为然地说“习惯了”。标准化动作就是这样子的，当你习惯后就成了条件反射，只不过是机械动作，但是他们每天都重复，原因很简单。
因为，对穷人来说，特别是农村年青来说，没有文凭和关系，进工厂打工、做小买卖是唯一的出路，穷人的最大困局就是，他们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相比在家务农，打工并不算太糟糕的事情。改革开放后，农民才真正有了点点“机会平等”——在1949—1978年，除了国家、集体招工和考大学，农民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增加收入。还是拿这家电感厂来说吧，新劳动法出台后，工作日加班的工资是正常工资的1.5倍，双休日是3倍，工厂实施每周6天班，可以说，周六的那天顶过平时的3天，当然了，这是对固定工资的职员而言，在产线上还是计件工资的，但加班有加班费。产线上的熟练绕线工，在订单好的时候，一个月能拿到2000—2600元的工资，一般情况下是1600—1800元，检测、焊锡工大概是1000—1500元，按劳动强度大小的不同收入不等，但是没活干的话就只能拿770元的基本工资。
工人没挣啥钱，其实老板们也是。一个成本0.45元的产品售价才0.55元，毛利润0.1元，除去各种税收什么的，所谓的“剩余价值”并没多少了，而且，企业主还必须承担经营、破产的风险。
这正是中国经济的缩影——中国号称“世界工厂”，其实不过是供应低端零部件和组装，只需要足够的“廉价”劳动力和高效率现场管理。而所谓的“廉价”只是相对概念，还是拿电感来说，纯粹的简单绕线的并不需要什么要求，有手就行，这样的要求很难拉高工资水平，因为它所创造的产出本身就不高。一句话，要想工资水平真正提高，并不能靠强制性的人为拉高得太高，只能靠产业升级、工人技能的提升，否则付出的代价就是工厂倒闭、工人失去工作。
出路
我的工友们离开家乡农村，来到珠三角时，都是怀着梦想的。当他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从村中外出打工的哥哥姐姐们哪里了解到“外面的花花世界”，看到春节他们带回的远超过父母在农田里劳作一年收入的钱。前文里我说过，穷人最大最大的困局是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对于我的工友们来说，要么读书考大学要么在家务农要么打工，没有其他任何路子，而众所周知，眼下中国的学费、生活费有多高，农民家庭很难承受，更何况农村—城市的教育资源比例严重失调，农家子弟很难在分数和城市同龄人竞争，有一份中山大学的调研资料可以看出——上个世纪90年代后，入学新生90%是县城城市户口的高中生。可以说，绝大部分农村的青少年就是“剩余劳动力”必走上打工路。他们之中绝大部分的只有初中学历，中专、高中已经是凤毛麟角，大学的更是“稀有动物”了。
他们怀着梦想而来，或者想挣大钱或者像老漆一样一年攒下两万块或者如老黄一样“过上潇洒日子”，他们总是反复说“李嘉诚也没什么学历嘛”。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没有知识很难找到高薪稳定的岗位，或许有人很幸运能像我老板这样的第一代打工者那样创业当上老板，但就绝大部分而言，只能年复一年拿1000—2000块的工资，比如老漆，打工九年了，至今转正后两千不到。
和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从农田里“洗脚上田进工厂”的那代打工者不同，新一代“打工仔”初中毕业就来到工业区、城市，他们已经习惯了城市的生活，比如我的工友小税、小敏、小贺他们，他们不会干农活也不愿意干，只能继续在工厂、公司里打工，但是由于城乡二元户籍的体制问题，他们很难拿到东莞户口，只能是“外地人”，东莞市的社保、福利政策与他们无关，就算是前几个月东莞拿出巨款给“市民”发“红包”一样，他们根本拿不到，等到中老年了，他们只能回到老家务农？由于学历、知识水平低，他们也很难通过升迁之类的途径完成人生的飞跃只能在原地打转。我的组长老赵就是这样的例子，他初中就出来打工，先在一家便利店打工，每个月只有450块，升到店长后一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才拿到800块，后来来到这家工厂，从产线工人做起然后调到样板组，做了组长也才拿1500元不到的工资，整整9年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他的工资并没有涨多少，况且就算他做到课长一级也没什么，工厂前面那家便利店的老板原先就是某台资饮料厂分厂的经理，台资厂破产后，他就一文不名，又只能从头开始，私营企业就是如此，里面老乡、老板亲戚派系众多，离开了原来的工厂，基本上就只能从头做起。
农民工的下一代（很多都是跨省婚姻的）基本上只可能是这样——在老家或者出租屋里生下，没有接受到良好的教育，长大后继续重复父辈们的生活。我甚至已经看到这样的苗头了——小月是90后，父母1995年来广东打工，她在老家读完初中就跑出来打工，做公司前台，她只能继续生活在城市、工业区里，至于未来，这个小姑娘根本不知道。
“黑道”
除了本分人士，上千万人中，也不可避免地有一些“黑道”人士。
“小江西”长着一张娃娃脸，看上去斯斯文文的，你不会想到他有过怎样的过去。他12岁就跑到广东，因为年纪小不能进工厂，在外流浪期间他乞讨过、拾荒过、偷窃过，被抓去劳改过两次。成年后他托关系进了工厂，因为偷窃打架斗殴被开除了三次，后来又花钱托关系进了这家电感厂，他和课长“约法三章”不在厂里闹事，但是，他在外头其实是一个盗窃团伙的小头目，经常在霞吭—土塘一带偷窃、抢劫，甚至租了一间屋子存赃物，还把赃物送回老家那边自己开的“二手店”销赃。那一晚，他兴致勃勃跟我们谈起这些事时，一脸的得意于自己的生财有道，而其他工友也并没有不满、厌恶的意思，相反，还很羡慕他。
“小江西”无疑是打工群体的极端败类，他的出路就是坐牢。
当时正是经济萧条的时候，无数打工者被裁员、放“长假”，早早地回乡，他们不知道今年能不能顺利再找到工作，而在火车站、商场外边有很多80后、90后的小青年打工者，他们不愿意回乡，又没有工作，还想“赚轻松钱”，那么就只有抢劫、盗窃了。我给一个数据——东莞某派出所，一天抓到的“抢劫现行犯”就有96个，蹲了满满一屋子，这才是“现行犯”，抢了抓不到就更多了。
（以上均是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