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孤独的反面，是他对孤独的极大恐惧。我们的文化允许一个人说他感到孤独，因为这是承认孤独不是一件好事的一种方式。那些令人伤感的带有一定怀旧意味的浪漫歌曲表现了这种感伤：
我和我的影子，
没有一颗心灵可以倾诉我的烦恼……
只有我和我的影子，
一切都是孤独的，让人忧郁。
而且，渴望暂时孤独以“摆脱所有烦恼”也是允许的。但是，如果有人在舞会上提到，他喜欢孤独，不是为了想休息一下或是一种逃避，而是为了孤独本身的乐趣，那人们将会认为他一定是出了什么毛病——他一定是染上了某种不可接触的流氓习气或疾病。而且，如果有人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那人们将倾向于认为他是一个失败者，因为对他们来说有人自己选择孤独是不可思议的。
对孤独的恐惧成了我们社会中人们渴望被人邀请这一强烈需要的原因，或者如果是他邀请其他人的话，就渴望他人接受邀请。这种不断“参加邀请”的压力已经超出了这些现实的动机，如人们在互相的陪伴中所得到的快乐和温暖，情感、观念和体验的丰富或者是得到放松的纯粹快乐。事实上，这些动机与被邀请的强迫性想法几乎没有任何关系。许多久经世故的人很好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希望自己能够说“不”；但是他们又非常希望得到参加的机会，而且在通常的社会生活中，拒绝邀请意味着他迟早将不再被人邀请。从内心深处冒出来的使人冰冷的恐惧是，那样的话，他将完全被人排斥，被拒之门外。
诚然，在所有的年代，人们一直都害怕孤独，并一直尽力逃避孤独。帕斯卡（Pascal）在17世纪就观察到人们为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而作出的巨大努力，他认为，这些转移注意力的做法中，大部分都是为了使人们能够避免对自己的思考。
100年前，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写道，在他那个年代，“人们通过转移注意力和听嘈杂的音乐等方式来做一切可能的事情，以驱散孤独的思考，就像在美洲的森林中，他们通过火把、呐喊以及铙钹的声音来驱赶野兽一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对于孤独的恐惧要广泛得多，而且对抗恐惧的防御措施——转移注意力、社会交往以及“受人喜欢”——也变得更加僵化和更具强迫性。
现在，让我们来勾画一幅在我们社会中有些极端但并非不同寻常的关于对孤独的恐惧的印象主义画面，这是我们可以在避暑胜地的社交活动中看到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典型的、较为富有的海滨避暑营地，人们来这里度假，因而他们暂时没有任何工作来作为逃避和支撑。对这些人来说，不断地举行鸡尾酒会是非常重要的，尽管在每天的酒会上，他们遇到的是同样的人，喝的是同样的鸡尾酒，谈论的是同样的主题或者没有可以谈论的话题。重要的不是谈话的内容，而是某种谈话必须不断地持续下去。沉默是极大的罪恶，因为沉默就表示孤独，而且是令人害怕的。这些人不应该有太多的感受，也不应该在自己所说的话中包含太多的意思：如果你自己都不尽力去理解的话，你所说的话似乎就会更有效。
人们有一种奇怪的印象，即所有这些人都害怕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到底是什么？这种“空洞无物的交谈”似乎是一种原始部落的仪式、一种事先计划好的巫婆舞蹈，其目的是为抚慰某个神灵。是的，确实有一个他们正尽力抚慰的神灵，或者更应当说是一个魔鬼：这就是孤独这个幽灵，它就像海上飘来的雾笼罩在四周。无论如何，人们将不得不在清晨醒来的半个小时中面对这个幽灵斜眼一撇的恐怖。因此，他们会尽一切可能将它赶走。形象地说，他们尽力抚慰的乃是死亡这个幽灵——死亡是最终分离、孤独以及与其他人类隔绝的象征。
我承认，上述例证是极端的。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体验中，对孤独的恐惧也许通常不会以强烈的方式突然出现。我们通常有很多方法来“驱散孤独的想法”，而且我们的焦虑也可能只会偶尔出现在噩梦中，一到早上我们便尽量立刻将它忘掉。
但是对孤独之恐惧的强度的差异以及我们对抗恐惧的防御措施的相对成功，并不能改变核心的问题。我们对孤独的恐惧也许无法通过焦虑本身来证明，但是却可以通过一些微妙的想法来进行证明，即当我们发现自己没有被邀请参加某人的舞会时出现的想法，它会使我们想起另外一个人是多么喜欢自己，即使刚刚说到的这个人不喜欢，或者它会告诉我们，我们在过去某个时间是多么成功或多么受人欢迎。通常情况下，这个消除疑虑的过程是自发的，以至于我们自己都意识不到这个过程本身，而仅仅只能意识到随之产生的自尊心的满足。
如果我们能够诚实地审视自己，能够看透我们习以为常的伪装，难道我们发现不了这种几乎一直陪伴着我们的对孤独的恐惧，尽管它有许多种伪装方式？
对孤独的恐惧大部分是源于害怕失去我们自己的自我觉知的焦虑。如果人们想到长时间处于孤独的状态中，没有任何人与之交谈或者没有任何收音机播放声音，那么他们通常就会害怕，害怕自己将处于“松开着的一端”，将失去自我的边界，将触碰不到任何东西，将没有任何东西来定位自己。有趣的是，他们有时候会说，如果他们长时间独处，他们将无法为了感到疲倦而工作或玩耍；而且他们也因此将不能安然入睡。这样，尽管他们通常无法解释，但是他们将弄不清清醒与入睡之间的差异，就像他们弄不清主观自我与他们周围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差别一样。
每个人都是从他人跟自己所说的话以及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中获得他对自身现实的大部分感觉的。但是许多现代人却已经达到了这种程度，即他们对现实的感觉完全依赖于他人，以至于他们会害怕，如果没有对他人的依赖，他们将失去其对自身存在的感觉。他们觉得，他们将会“消散”，就像水在沙滩中四面八方地流淌一样。许多人都像盲人，他们只能通过触摸一连串的他人来摸索自己的生活道路。
在其极端的形式中，这种失去自己方向的恐惧是精神病的恐惧。当人们实际上已经处于精神病的边缘时，他们通常会有一种急切的寻求某种与其他人之联系的需要。这是合理的做法，因为这种与他人的关联能够为他们提供与现实之间的桥梁。
但是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起因。现代西方人400年来所接受的训练都是对理性、一致性和机械学的强调，他们一致努力地压抑自我中不符合这些一致性和机械标准的方面，并取得了不幸的成功。
那些感觉到自己内在空洞性的现代人害怕，如果他周围没有固定的同事，如果没有日常活动和常规工作这些护符，如果他忘记了现在是什么时间，那他将会感觉到（尽管是以一种隐约的方式）某种像处于精神病边缘的个体所体验到的威胁。这种说法难道不合理吗？当一个人确定自己方向的习惯方式受到了威胁，而且当一个人周围没有其他人时，那他就会被掷回到内部资源和内在力量中，而这正是现代人已经忽略加以发展的东西。
因此，对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孤独是一种真实而非想象的威胁。
（本文摘选自罗洛·梅《人的自我寻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