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老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如今钱老已经驾鹤归去，然而这个问题却依然需要我们直面，并且不得不面，以下是我的一点思考：
一、我们都去卖“猪肉”，诺奖去向何方？
自从北大出了个杀猪的，接下来，大学生们仿佛都对创业异常着迷，并且屡试不爽。有博士生靠卖凉粉富甲一方的，有大学生靠在学校里卖卫生巾晋级高收入人群的（甚至专门给男生卖），有靠微信给宿舍楼卖洗好的水果而赚得盆满钵满的，有金融男转行卖快餐年入千万的，有武大学子淘宝卖虾月入10万，有女大学生剪纸成百万富翁，有大学生卖情趣用品月入10万，有西少爷卖肉夹馍日入万元……在“没有最难，只有更难”的一轮接一轮的“史上最难就业季”，连《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微和官媒们都在摇旗呐喊这些听起来就让人激动半天的创业故事。可是，这也仅仅是创业，貌似也确实并不能够就给他们贴上大学生的标签，因为这样的创业和大学生恐怕是没有半毛钱关系的，君不见新生代“烧饼帅哥”包建斌，君不见最牛“包子哥”年入百万，君不见养鸡女孩贾梦微博卖鸡……他们并不是大学生，但是和所谓的大学生们的创业方式并无不同。
其实，在我心中有一个存在了许久的疑问：为何西方的大学生们创业出了比尔盖茨、乔布斯等了不起的人物，而国内的大学生们创业却多少年过去了依旧仿佛是一潭死水？有人说李彦宏们，可是他们也是非国产。
白岩松在文章《爱你现在的时光》中说：如果你安安稳稳的做好大一学生应该做的事情，你的大四应该不错，可是你大一就开始做大四的事情，我想告诉你，你的大五会很糟糕。可是现实情况下，你往往会发现很多大学生早早地就为就业做准备了，甚至从高考填报志愿的那一天开始，而且好的专业确实可以得到一份好的工作，这是不是一个巨大的讽刺呢？
我们一直惭愧于中国目前为止依然没有在诺奖的科研领域有所斩获，可是我们都去卖“猪肉”，这样能够得到诺奖吗？
二、硬性指标太硬，如何躲得了潜规则？
在大学里，教师是要评职称的，职称也与工资待遇挂钩，而评职称的主要依据就是在国内外权威期刊发表的论文的数量和影响因子。我在读大学的时候，选修了法学，那些老师就讲了，说你们理科还可以搞搞实验，发表个论文，可是你让我们文科怎么办，我们又不能实验，怎么和理科老师比。其实这些老师也是比较单纯的，他们根本就不了解理科，就拿我所学的化学为例，根本就不是做做实验、记录记录数据、分析和整理那么简单，你要知道我们所使用的仪器精密度一般不会如科研机构那么高，所以数据本身就有问题，即使数据没有问题，实验室需要创新的，还要有实际意义和效果，谈何容易。
近些年，爆出了不少大学教授论文抄袭门，其实也仅仅是当今大学论文的一个缩影。你问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硬性指标就放在那里，你不抄就过不了关，评不了职称，怎么办？甚至很多期刊开出了明码标价，发表一篇论文多少钱，这其实也不算是什么秘密，很多研究生就是这样干的。
前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那么，官员们的博士头衔究竟是怎么来的，论文是谁写的，他们真的很闲吗？
三、教授们都去搞研究了，本科生们怎么办？
大学也有学生评教，但是大多只是流于形式，说到底，教师不靠学生吃饭，学生喜欢与否、教学成绩好坏与否都与他没有多大的关系，他只要发表的论文达标了，那就一切万事大吉。于是，很多大学教授开始让自己的研究生给本科学生们上课，自己则是专心搞研究（我实在不忍心说这是科研），有的教授甚至一个学期都不去跟本科生们见一面。
教授们有着大量的学科经验，可是却不肯跟本科生们分享，那他的经验便只能是自己受用，学生得不到传授，只能自己摸索，不能够踩在巨人的肩膀上，有的只能半途而废，不废的也大多会碌碌无为，能够达到甚至超过教授水平的屈指可数。
四、大学成了技校，职业教育发展迟缓。
一位学者曾经这样感慨：过去的大学有梁思成、钱钟书这样的集大成者，现在的大学呢？越来越像技校了，教你用电脑、考托福和GRE！
陈丹青先生曾经受聘于清华大学教美术，可是后来由于一个学生英语水平不达标，清华不能够破格录取，于是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辞职，因为他实在是想不明白英语和美术能有什么关系，能够有多大的关系。其实英语作为一个硬性指标早已经备受质疑，这不，2017年，英语终于要退出高考了，虽然还是会考，但是显然是一种进步。
现在的大学，大家都在考证，大家都相信证书的魔力。什么英语四六级，计算机二级，造价工程师，注册会计师……数不胜数，究竟这些证有什么用，大家也不清楚，但是过来人都告诉我们：有证总比没证好。
每年的普通教育大学毕业生如今已经突破了700万大关，而近些年来全球经济低迷，工厂企业大量倒闭、裁员减员，博士生都开始竞争清洁工岗位，可是职业教育却是风生水起，为啥？短缺呗！这些年不知道多少所职业技术类学校转变为大学，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可是却培养了一批什么都能干却什么都干不好的“人才”，当年修三峡大坝和鸟巢的电焊工都是从德国请来的，泱泱大国，为何如此？如果职业教育像乒乓球那么普及化，还愁找不到工作？还愁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幸好，今年将逐步有600多所大学重新回归职业教育，我们拭目以待！
五、作弊成风，谁之过？
我在大四之前在作弊上可以称之为处男，但是身边人作弊可谓是身经百战，我是一步步看着他们屡战屡胜，而我却每年挂一科。进入大四，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也尝试着作弊，记得有一次，专业英语考试，监考老师拿起了我桌子上的纸条，看了一下，又放了下来，我当时真不知道是该偷着乐还是感到悲哀。
上了大学，我知道了很多的潜规则：原来成绩即使已经在网上公之于众，还是可以更改的；原来老师们都是善良的，抓住你作弊也大多管闲事，最多收走作弊工具；原来英语四六级考试等国家级别的考试也是可以作弊的，计算机二级考试更是有保过班……
作弊成风，谁之过？学生？还是老师？恐怕是整个教育应该反思的问题才是。
除了学校，社会考试更是如此。前些天考教师资格证，考场内很多人拿着缩印的小纸条，监考老师是一个趴在前面的桌子上，一个坐在教室的最后面，可是从来不会走动，被抓的都是没逃过巡考人员的火眼金睛，可是被抓后仿然也不作处理。我是把四本书都背过的，自然用不着作弊，一天4科，全部通过，我终于又找回了不作弊而过关的快乐。
“诲人不倦”何以竟成“毁人不倦”？谁来解答“钱学森之问”？这恐怕不仅仅是学生和教师的问题，更是整个教育事业该思考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