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最好的成年人的人际关系是对矛盾的忍耐和适应性的调整，那么这些元素对于儿童来说应该也是可操作的。事实上，研究者们发现，极端的养育方式（收缩或扩张的）对孩子会产生极端的影响。同样，均衡的方式产生的影响也更为均衡。
即便是最好的成人，尤其是那些极具天分的人，其儿童期也绝不是一路平坦的，或被“安排妥帖的”，他们的成长反映了一些共通之处：例如，这些孩子们的父母亲往往将温暖与坚定结合起来，温暖给孩子以支持，而坚定的部分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他们对待孩子既不拔苗助长，也不放任自流，而是提供与孩子的年龄与能力相当的教育。当发生不幸的时候——天才儿童家庭里似乎更经常地发生不幸，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他们具有不服从的天性——他们的父母（或照顾者）至少有一位是富有韧性的。因此，其父母的韧性可能成为天才儿童的灵感的来源，并且帮助他处理问题。
事实上这里的一个意涵在于，正如我们在前面的部分讨论过的那样，不幸以及对不幸的处理对于天才儿童来说是关键性的。如果他永远不能学会适当地面对或处理它，他在心理上就会成为有障碍的人；或者成为一个“永远实现不了其潜能”的“笨蛋”。正如悖论原理所言，如果他永远不能学习和整合生命中的诸多矛盾，他就继续会把收缩与扩张看作是需要忍受的负担，而不是需要投身的挑战。
另一方面，许多发挥了其潜能的人却避免了这种命运。尤其是，这些人可能在一开始是急性、慢性或隐性创伤患者，因此，起初他们可能会出现功能失调的专注、恭顺、吞并或独断。然而，与前面论述的群体所不同的是，有人（或某种东西）帮助他们“磨合”，调教他们的性情。换言之，有人帮助他们驾驭和应用其过度的收缩或扩张。
有一些研究证明，儿童期经验的整合是重要的。例如，伯金和兰伯（1978）讨论了一个从极端失常的家庭中成长的青年的例子。据报告，除了他本人，他的每位家庭成员都住过精神病医院。然而，这个男孩在学校、运动场和政府部门工作中的表现都很优秀。研究者自己考察了这个男孩的背景，发现有两个人——都是邻居——似乎对他的成功起了推动作用。一位是一个比他大的男孩，他视之为榜样。另一位是年长男孩的母亲，她提供的整合性的人际关系似乎正是这位年轻人所需要的。研究者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位青年与她是“情感上的”滋养关系，但并不是共生性的关系，这“似乎培养了他走向独立和自我发展”。
德瑞瓦德尔（1964）研究过杰出心理学家群体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他发现这些人似乎
很早就将独立与负责融于一身——要比那些没有创造性的但有成果的人，或者那些没有创造性也没有成果的人更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家庭成员（而不是非家庭成员）对于成就的压力，但与其他群体相比更不容易大起大落和发狂。（p.177）
在一项父母及其学龄前儿童的大型调查中，鲍姆林得（1971）发现，最好的父母是有“权威的”，他们既非过于严格，也非过于包容。根据研究，权威性的父母培养的孩子负责而独立；独裁而放纵的父母培养的孩子在社会上不负责、过于依赖、叛逆而且没有能力。
梅耶罗夫和怀特（1986）做了25年教育研究后，得出结论：
（最好的）父母在孩子一岁之前，并不害怕对其行为设定现实而严格的界线。在生命的最初几个月，这些父母对其孩子给予了大量的爱和关注，对他们的每个需求都无条件地给予回应。然而，从8个月起，尤其是在15至24个月这个通常的“叛逆期”，这个阶段的孩子的需求只是试探他们可以摆脱掉什么，父母的回应是让孩子们知道，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权利。（p.45）
这些发现与卡根、托马斯、柴斯以及其他那些大量研究孩子及其家庭的人的结论一样。卡根总结道，“父母需要推动他们的孩子——温柔地，而不是过分地——让他们做一些他们害怕做的事”。
根据对婴幼儿的大量的观察研究，斯泰勒和卡普兰（1980）提出，最好的父母
（1）知道（他们的）孩子的动机；（2）以一种一致的方式对之做出回应；（3）以足够清晰、一致的方式与孩子沟通，使他们知道父母的反应；（4）有足够的耐心使孩子在此过程中发展出（a）动机（b）将行为进行到有结果（c）接收关于其行为后果的信息。（p.102）
研究者对这样整合性的教养方式提供了一个示例性的说明：
因此，我们注意到南希的父母清楚地设定了界线与不该做的事情，并给予了一个合理的自由度。通常，他们给予南希的回应展示了一个很好的平衡，在一定的框架内给予她宽泛的自主与自由，这个框架是清晰地界定好的、前后一致的，但也并不是不可更改的。南希适应了这种处境，接受了限制，并且逐渐发展出自我设定界线的能力。（p.100）
南希“自我设定界线”的能力在一个扔积木的事件中得到了体现。在搭积木的一项任务中，南希反复地、任意地将它们扔得一地。她的妈妈对其行为开始感到不耐烦了。当南希再次想要将积木扔在地板上时，妈妈不让她扔。南希试图再扔，但这次她只是慢慢地把积木堆放到了桌子的边边。这个行为被母亲看做是可以接受的，观察者将此看做是一种“在期望与禁令这一对矛盾中的创造性转化”（1987，p.825）。
与前述内容相关的是，理想的父母与他们孩子之间的沟通更有效。孩子们能够“听到”父母的信息，这些信息是通过坚决却又接纳，而不是专断或者优柔寡断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正如卡根指出，甚至是那些具有极端化的气质的孩子，如特别害羞的孩子，在父母的帮助下还是可以变得非常具有适应性的。他的研究明确地证明，理想的父母能够走出一条良好的管理孩子的路线。他们能够邀请孩子进入到对心理造成威胁的情境中（如带害羞的孩子去社交），但也知觉到如何在这样的时刻控制孩子，避免其脾性变得更糟。在这样的互动中，孩子学习如何协调其原有的行为与习得的行为，从而过更为全面和丰富的生活。
埃尔金（1987）对这些研究成果做了如下总结：
我们的问题是总走极端。父母们要么太溺爱，要么太强硬。健康的孩子教养方式需要走一条中庸路线。当然，我们需要对孩子们做出要求，但这些要求必须结合孩子的兴趣与能力。如果我们忽略孩子们的个性，为了“他们好”而将我们的愿望强加给他们，带来的风险从短期看是压力障碍，从长远来看是人格问题。（p.61）
埃尔金的导师皮亚杰（1971）不也强调了孩子与其周围环境的“平衡”吗？他写道，“所有的认知建构（其本身也是创造性的过程），依赖一系列因素的互动，这些因素中不仅包括一些积极的‘力量’，也包含一些需要克服的阻力”。
现在，我们可以从实证层面对理想的发展说些什么呢？首先，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教养方式需要有一个理想的收缩性/扩张性。父母亲过分限制或溺爱所培养的后代会形成相似的或相反的行为。从另一方面看，父母或养育者在特定的时候帮助他们的孩子应对驾驭收缩与扩张的能力，有助于孩子成长为一个有主心骨的、“更自由”的人。
本文摘自科克•施奈德《过与不及：理解我们的矛盾本质》，安徽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p8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