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赖声川
我生在美国，我的生活蓝图似乎跟别人不太一样。
画面跳到我5岁的时候。我在美国华盛顿上小学，我记得很清楚，我上了两个星期一年级的课。突然有一天老师没有来，我回头一看，见老师站在不远处跟校长在说话，指着我的方向。他们说完话，老师过来帮我收拾东西，然后带我去了二年级的教室，我从此就念二年级了。事后回想起来，我觉得美国教育真有了不起的地方，两个人商量了一下，这个人就跳级了。什么手续都不用办，连家长都不用通知，就直接把我放到二年级去了。
画面跳到若干年以后。我在11岁的时候回到台湾，我在美国是资优生，从来没拿过B。到了台湾之后，我被剃了个小光头，背个书包，带个便当，天还没亮已经往学校去，天黑了才回家。那一年念完了，老师最后决定让我留级。老天是公平的，我是一边跳级，一边留级。因为我父亲是外交官，父母的想法是，调回台湾3年，我可以好好学中文，等有了中文功底后，我父亲再外派出去的时候，我就跟着，可以念哈佛、耶鲁或者其他学校。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我父亲在这3年内生病过世了，我的人生蓝图整个发生了变化。我们家变成单亲家庭，政府有所谓的抚恤金，但根本不够吃饭，所以我的命运有了一个大逆转。幸好母亲极为坚强，她非常努力地把我跟我哥哥两个人带大，在这个过程中她也不太管我。
那个时代，父母不可能鼓励你去走文学或者戏剧这方面的路，因为那根本就没有任何前途。那个时代里所有优秀的人都是念理工的。
镜头再跳，我在台湾念完大学，结婚了，回过来学戏剧。那时候我跟太太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所小公寓里面，那所小公寓非常热闹，经常有朋友来住，地上都躺满了人。我有一个好朋友，我们管他叫毛弟，台大毕业后到美国研究所学习。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师，我记得他当时一直找不到人生方向，后来在我们家住了好几个月。他每天跟我们聊天，每天跟我们说人生怎么样不如意。后来找到一份摄影师的工作，也交了女朋友，慢慢地找到了人生方向，生活变得如意了。
同一时间，我在学一些戏剧理论，尤其是法国戏剧理论家阿尔托的理论，他一直在讲戏剧形式要有怎么样的翻新，不能有任何的界限，我读不明白。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毛弟出了意外。这个意外说起来荒谬，他被派去一个赛狗场摄影，赛狗场有个电动兔子，电动兔子在栏杆上跑，所有的狗都跟着跑，他为了找最佳的摄影位置，整个人跨在栏杆上拍，后来电动兔子过来，把他撞了。他出事后，好几个朋友开车赶过去送他，车行驶在美国的高速公路上，我们都很沉默。参加完他的告别式，我们同样地开了10个小时的车回来，路上一句话都没讲。
这个时候，我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想到阿尔托说的“什么叫自由”，想到一个电动兔子可以突然冒出来，把人撞死。生命本身的状态就没有什么自由可言，那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画面再跳，跳向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的画面。那时候我跟太太带着女儿——大女儿才7岁——去了印度北部山上的一个小镇，那个镇非常穷。我太太有一天说她想洗个头，水送来了，她才发现这水是镇上的人翻山走了两个小时才挑过来的。她非常感动，一盆水，不光洗头、洗澡，还洗了衣服。那里的路很糟糕，另外，镇子里一天大概只通电两个小时。
我们走之前问了一下，如果要给那里通水电的话，大概需要多少钱。其实那里水是有的，只是没有管子通过来。路是可以铺的，电也可以接过来。这些需要几万美元，那个时候这些钱也不算少了。我们就找了10个朋友，凑了这些钱。现在那个地方有水、有电，路也修好了，非常方便，小镇也发展了。我接下来要说的，是我怎么都想不到，我女儿现在就住在那个镇，因为她嫁到了那里，她的家就在那儿。她不知道这个故事，现在她所住地方的水、电、路等设施，都是我们当年帮忙修建的，这真的很意外。如果当初有人预言说我做这件善事，几十年之后，我的女儿可以享受到这些东西，我一定不会相信，可能反而不会去做了。
这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的世界观，就是在这一点一滴中形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