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132th day~
文by 理查德•莱亚德 (摘自《幸福的社会》)
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虽然社会每个阶层的民众都比过去更富有、也更健康，但是总的来说，民众并不比50 年前更幸福。在这个充满机会的新世界里，有哪些是我们能做而没有去做的事情呢？
在这本书里，我总结了各方面的依据。我们现在很清楚哪种社会哲学能提升幸福感、哪种社会哲学会降低幸福感。下面是我们了解的主要内容以及它们带来的启示——幸福的12 个真相。
<幸福很重要>
幸福是可以测量的，我们可以询问人们内心的感受。我们可以通过询问一个人的朋友或周围的人来获得对这个人幸福感的独立评价。更神奇的是，我们现在可以测量一个人大脑有关区域的电活动。这些不同的手段给我们提供了一致的结果。利用这些方法，我们可以追踪一个人体验的起伏变化，还可以比较不同人的幸福感。虽然这些方法还显得有些粗糙，但发展迅速。因此，幸福是真实、客观的现象。而且，良好的情绪会驱赶糟糕的情绪，反之亦然。也就是说，幸福是我们所有有意识体验中的一个单一维度，一端是极端的痛苦，而另一端是极度的幸福和满足。
幸福的不同来源常常相互冲突，我们根据相对成本和对幸福的益处来选择最优的幸福来源。一般而言，给我们带来幸福的事物是对我们有益的，它们曾帮助人类延续种族。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我们对食物和性的热爱，也适用于我们合作的本能；绝大多数道德行为（虽不是所有的）会使一个人感觉良好。既然我们天生追求幸福，那么幸福是我们生活的中心话题也就不奇怪了。
幸福真相之三： 最好的社会就是最幸福的社会，这个观点是不证自明的。
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者也有同样的想法。这意味着，公共政策的好坏应该依据它如何提升人民的幸福感并减少人民的痛苦来评判。同样地，私人行为也应该以创造最大的总体幸福感为目的。有很多论点曾经反对这种哲学，但是没有一种站得住脚。实际上，其中很多观点在新的心理学知识出现后就消失了。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任何其他的“终极”原则能够在两种道德准则（比如，讲真话和表达善意）发生冲突时起裁决作用。
幸福真相之四： 社会不可能变得更幸福，除非人们认同“变得更幸福”是我们期望发生的事情。
因此，最大幸福的理想有两个功能：它可以帮助我们冷静地思考如何组织社会，还可以激励我们热情地为公共利益服务。现代社会亟须公共利益的概念来集合所有成员的力量，最大幸福就是这样一个合适的概念。如果我们想要提升总体幸福感，我们就要致力于这个目的。任何个体都没法完全实现这个理想。只要承认这个理想，我们就离这个目标更近了。
<幸福的来源>
幸福真相之五：人类深深植根于社会关系之中。
很多人绝大多数时间更倾向于与人相伴。友谊和婚姻使人更幸福。失业带来的痛苦远远超过收入损失的影响，因为失业切断了一种社会联系。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我们的社会关系塑造了我们的个人身份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交往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它自己本身不是一个目的。显然，这种观点是一个谬误。很多经济学家抱怨人们关心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但是如果人们就是这样的，谁又有权利说不应该这样呢？
幸福真相之六：作为社会动物，我们需要彼此信任。
国家之间的平均幸福感差异很大程度上能由6 个因素来解释（自杀率也可以）。这6 个因素是：认为别人可以信任的人数百分比、隶属于某社会组织的人数百分比、离婚率、失业率、政府的质量，以及宗教信仰。人们也希望得到信任和尊重。这就需要一定的主动性。很多人喜欢感觉自己做得很好或帮助到别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获得尊重。这是工作动机的一个关键因素——对职业道德的满足感。但是，最近雇主运用越来越多的经济因素来激励员工，绩效工资处处盛行，公共服务领域也不例外。赞成这种做法的人认为，如果增加额外的激励，人们一定会更努力地工作。他们假设，其他所有的激励仍会保持原有的激励作用。事实不是这样的。如果你付钱给某人做某事，他就不再认为做这件事情是理所应当的。结果，他们可能减少努力。
幸福真相之七：人们对现状非常敏感。
人们讨厌任何形式的损失，更多关注损失而更少关心收益。研究者发现，失去100 英镑带来的伤害是得到100 英镑带来的欣喜的两倍。这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麻烦，而是一个应该去尊重的事实。但是理性主义者往往乐于重组事物，而不去合理地衡量破坏一个成熟的秩序引起的幸福损失。
一般来说，人们喜欢熟悉的东西。在所有因素匹配的情况下，过渡型或混合型社区里的犯罪率和心理疾病患病率更高。这是高流动性的一个重要后果。祖籍英国的美国经济学家也许会鼓动欧洲人更频繁地搬家。这的确会增加生产率，但是除非高生产率带来的收益超过高犯罪率和家庭不稳定带来的损失，否则这种建议是不可取的。因为，幸福，而不是活力，才是公共政策的目的。
幸福真相之八：人们重视地位。
自然选择使我们有想超过别人或至少与人不相上下的本能，这也是社会竞争激烈的根源。无论任何物种，赢家的数量都是有限的。有赢家必有输家，这是零和游戏。争取地位的竞争也是这样的，因为社会中地位的数量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没有变得更幸福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这种状况呢？现状是这样的：一个人努力工作赚更多钱，他也许会因为自己的收入比其他人多而感到幸福。而其他人的幸福感会减少，因为他们的收入相对减少了。但是，人们并不关心自己的收入变化给别人带来的影响，那么，我们就要提供一个自动的激励从而使他关心这样的事情。
另一个控制激烈竞争的策略是——教育。我们的时代已经不是只有适者才能生存的时代了。我们应该教育孩子不要太关注地位，而要更关注帮助他人。这种想法并不新鲜，但在这样一个个人主义泛滥的时代，它面临着真正巨大的挑战。只有得到坚实论点的支持，这种想法才能胜出。
幸福真相之九：人类的适应性很强。
与其他动物一样，我们的感受可以与环境相适应，因此，我们在情境发生改变时的初期反应会慢慢消失并回复到原始状态中。情况变好一段时间后，我们会习以为常。情况变糟后，我们最终也会接受现实。这是经济增长未能如我们预期的那样增加幸福感的另一个原因。虽然人们比过去富有了很多，但是现在对自己经济地位不满意的人数和30 年前一样高。多么令人沮丧呀！
换句话说，收入是会成瘾的。假设今年我的收入和支出增加了，明年我就需要更多的收入来获得同等的幸福水平。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收入的变化不是收入本身影响幸福感——除非你很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收入与友谊之类的很不一样，因为我如果今年交了更多朋友，这会给我的幸福感带来持久的影响——我并不会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也不会觉得来年仍需要更多的朋友。我们对钱能买到的东西比钱不能买到的东西习惯得更快——对物质商品习惯得更快，对人际关系习惯得更慢。
幸福真相之十：当人们越来越有钱时，增加的收入带来的幸福感就会越来越少。
现代幸福研究证实了这一观点。这个观点既适用于国家之内，也适用于国与国之间。对穷国来讲，收入的增加带来的幸福感的增加远多于富国，这就是为什么帮助第三世界应该成为西方社会的一个主要道德目标。并且，任何一定会增加痛苦的政策永远不能因其创造的收入而合理化。收入不是万能的。
幸福真相之十一： 事实上，内心生活对幸福的影响与外界环境同等重要。
我们可以通过教育和实践提升内心生活——更好地接受自己和为他人着想。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股积极的力量，当我们克服了消极的想法后，这股力量就能得到释放。教育的一个主要目标应该是发展个性中的这种内心力量。成年人可以参加佛教冥想或积极心理学的各种实践来平复心灵。对那些处于挣扎中的人来说，认知疗法能帮助他们。对那些处于极度痛苦中的人来说，精神药物和认知疗法比过去50 年来发展出的其他方式更有效，而且未来还会有更大的进步。
幸福真相之十二： 公共政策更容易减少痛苦，而对于增加幸福，其力量稍显薄弱。
这是因为痛苦的来源更为明显，特别是家庭之外的痛苦。从道德上来讲，更注重痛苦的
减少是合理的。因此，减少痛苦应该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主要关注点。西方社会中，最痛苦的人是患有心理疾病的人。虽然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帮助他们，但遗憾的是，目前仅有1/4 的心理疾病患者会接受治疗。我们有义务更好地帮助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