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Eva Pattis是意大利心理分析师，沙盘游戏治疗师。她是国际表达性沙游工作学会主席。作者书写本文旨在与大家分享佛教施受法冥想及其对噩梦的处理，并收录在申荷永老师主编的《意象体现与中国文化》一书中，以下为转载的原文。
恕我冒昧，作为一个欧洲人和非佛教徒，却要谈及一种口口相传的传统禅修方法。但我敢这样做，是因为我今天想与大家分享的回音，已经在20世纪80年代由创巴仁波切出版了。
1939年，创巴仁波切在当时的康巴省（现四川省）出生。他作为一个初学者进入修道院时已经八岁。从 1958 年到 1963 年，他曾在印度教学，获得奖学金之后，他去牛津大学深造，学习宗教历史、哲学和心理学。他毕生致力于从西方的视角去传达佛教的概念。因此，举例来说，他很直白地将 “Klehsa”一词翻译为“神经症”。他在美国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并在科罗拉多州的博尔德创立了佛教那洛巴大学。
在20世纪70年代，当东方冥想实践在西方越来越普遍的时候，对于外国文化形式的不加批判的采纳，他也表露出如荣格之前那样保守的态度。在他的《突破灵性的物质化》（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一书中，仁波切观察到，在某些情况下，灵修除了导致自我膨胀之外，不会有其他什么效果。仁波切创造了“灵性的超市”（spiritual supermarket）这一术语，用于明确表达他对当时主流做法的强烈批评。因此，施受法在佛教中虽具有核心作用，而在西方一直相对陌生是一点也不意外的。
施受法是大乘佛教六十九种法门中的第七种，字面意思是“伟大的工具”，在佛陀圆寂后约五百年间在印度广为流传。在大乘佛教上的字面解释如下，Tong-len表示发和收：“Tong 即是发出去、给予。Len 即是接收、接受。”“发出和接收需要交替。二者都需在呼吸的基础上进行。”如同大乘佛教所描述。
但是，呼吸中的吸气和呼气需要配合某些观念。当吸气时，我们要想象自己厌恶的一切，比如我们自己的卑鄙、嫉妒的感觉、仇恨和恐惧。当我们呼气时，我们送出迄今为止在生活中经历过所有治愈和美好的感觉，比如一个深情的姿势，甚至一块巧克力。于是，在每一次呼吸中，困难的、充满冲突的感情和记忆会与积极的、释放的情感和记忆交替出现。这需要全神贯注地从一种情绪状态转换到它的对立状态，并再次循环。在 15 秒内，吸入厌恶，呼出美好。
现在你可能会想，我混淆了通常所描述的呼吸模式，由于你的瑜伽老师一直主张相反的做法：呼出的负担和忧虑，并允许宇宙的光和治愈能量进入你体内，只有这样冥想才真的有所助益。但事实上，我对此毫无困扰。施受法并不是一些关于“有益的”或“对我们好的” 东西。它与生理学过程无关，而是一种“违反自然的事物（Opus contra naturam）”。
让我们思考一下，当我们练习施受法时在精神上会发生什么。在深吸一口气之前，我们必须尝试找出什么是我们所认定为邪恶的和美好的。因此，所涉及的是我们的道德和审美意识的日益敏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将自己的心灵的废物清扫出去，相反，这是在承认那些我们选择遗忘的行为和特质实际上是属于我们自身这一事实。
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练习在神经生理水平上的效果：非言语的、消极的记忆痕迹不断被激活，然后再次“抛开”。黑暗的、难以忍受和不公平的事物旁边就是光明、广阔和慷慨的事物——在一个接着一个的呼吸当中不断重复。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对立面当然从来不会在如此快速的交替当中被激活和配对。呼吸不是使对立面混合，而是承载它们。
现在可知，这种冥想的主要目的不是令我们吸入的一切可怕之物在我们体内转化，并随后呼出一些“释放”或“救赎”。这里不存在转化的问题。施受法的呼吸练习也不是在基督教意义上的对痛苦的内在接纳。相反，施受法是一个有节奏的交替：双方作为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而出现。
高级施受法使得面对集体的事物成为可能。这种实践最初只有僧侣练习，冥想者想象吸入一切由人性所助长的厌恶、肮脏、无知和邪恶，诸如环境污染、不公正、暴力、战争，以及人类和动物所遭遇的无法形容的痛苦。我们不仅吸入这些惨象，而且我们要将它们吸入皮肤的毛孔中。作为回报，我们向外面的世界呼出任何一个我们曾经遇到过的、可以想象的正面的意象和概念。
创巴仁波切写道：
有时候，我们觉得可怕，我们吸入可能杀死我们的有毒之物，同一时间呼出我们拥有的所有善意。这似乎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但是，一旦我们有所突破，我们就会意识到我们拥有比实际上更多的善意，也能够吸纳更多的东西。
此外：
在施受法中，我们渴望承担其他众生的痛苦。从字面上理解便是：我们愿意承担众生的疾苦。因此，它对修行者本人和他人都会有实际作用。有一个关于噶当派（Kadampa）导师的故事，他正在修习施受法，自身确实承担了他人的痛苦：当有人在外面用石头砸他家的狗时，老师自己也被撞伤了。
最后：
练习施与和接受的基本思路几乎就是一种练习，一种不产生感情的训练，一种克服恐惧的方式。克服恐惧包括，随着呼吸去给予和付出，以及随着吸气尽可能多地吸入其他人的痛苦和苦难。你想成为拥有那种痛苦和苦难的对象，你想全面和彻底地体验它。
现在，我来谈谈演讲的第二部分，关于心理学的部分。这涉及到噩梦，我们常会在噩梦中充满恐惧而惊醒。噩梦像触动家用电器保险丝的过高电压。我们从睡眠中惊醒，这样我们就停止做可怕的梦。据我所知，现在至少有两类噩梦的差异还没有被描述。
最常见的一种噩梦，是梦中的自我受到致命的威胁：梦者正在被追赶或坠入深渊，或战争爆发，原子弹爆炸，地震发生等。梦中无处逃生，我们惊醒后，大汗淋漓，心惊肉跳。
但还存在另一种没有那么频繁出现的噩梦，尽管他或她在梦中并没有面临任何威胁的情境，但梦者仍然会伴随着类似的躯体症状醒来。梦中“自我”仅仅是目睹了他人身上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不公正或无法形容的痛苦事件。一个人似乎是从外面观察到这些事件，几乎可以切实感受到了别人身上的痛苦。
我们只能假设第一类噩梦（正如我所说，梦中自我受到了直接威胁）与梦者的个人生事件有关。虽然我们只是梦到了地震，体现了我们的主观感受（梦者的世界）从根本上动摇了。如果我们梦到战争爆发，这可能涉及到个体的冲突倾向。如果一个人梦见火灾的危害，我们可以推测出，情绪也许将要破坏梦者的生活。梦中的“世界”很明确地受限于梦者对于世界的主观看法。
相比之下，包含了他人所承担的不可想象的可怕事情的噩梦开辟了另一个维度。在荣格的表述中，从主观的层面是理解这一类梦最好的方式。其中涉及这样的一种假设，即认为这样的梦告诉我们梦者与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关系。
我想讨论一名年轻女子的两个梦，她在一个苏联占领的波罗的海某共和国长大。童年时期，她经历了多次暴力事件，包括当地居民在苏联占领时受到的羞辱、家庭虐待和在祖母家时经受长期的穷困（她们生活在军事限制区当中的一个完全隔离区）。在青春期，这名女子又被人强奸。在她成年后，这一连串创伤经验造成了一种强迫性的、自我毁灭式的行为。然而，经过六年的梦分析，她能够对控制这些行为。她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能够学习和工作。她还开始练习冥想。
在梦分析过程中，她曾经有过无数的形形色色与暴力相关的梦。然而，梦中自我开始一点点地与受害者的角色疏离，并开始直面这些攻击。她的外在行为也发生了变化。她拒绝在个人关系和工作上处于被剥削的位置。
因此，虽然罪行或迫害已经不再在她的外在生活造成影响了，但她有时还会再次做噩梦。但这些都是第二类的噩梦。
请让我讲述其中一个让她数周都深深不安的梦：
我在一个位于两个国家之间交界的办公室工作，我的任务是对几盒褪色的身份证进行分类，这些身份证属于成千上万我所知道的已经被杀害的人。每一张照片，每一个被带走的生命都清晰地说明了这些恐怖事件。同时，无数新鲜的人皮在大架子上被草草堆积起来，像布一样被卷起来。
但另一个梦对她而言更糟糕。这个梦让她害怕到了极点，以致于她想放弃分析：她离开了两个月，而且不接电话。这个梦也与“皮”有关，或者说没有皮。
梦境似乎是在山里，我看见成群的奶牛，好像是在一个大牛棚里。但奶牛都没有皮。它们站在那里，完全一动不动，因为即使是轻微的动作也会造成难以忍受的疼痛。它们的眼睛（梦者想起在她家乡那性情温和的小牛的样子）像发亮的灯泡；它们没有真正的眼睛。（在梦中，梦者经历了令人恶心的痛苦，此次分析时，她几乎不能用完她的时间。）
这个梦似乎说明了世界上动物遭受的无休止的苦难。我告诉她这一点，但这听起来并不中肯。
在我们的治疗中，我反复问自己：“这个梦的目的是什么？这种暴行的表达有什么功能？”这些都没能使治疗有所进展。唯一可见影响是反复的再创伤。唯独她，被迫生存在人类难以忍受的边缘，正在面对这些难以想象的痛苦意象，表面看来是徒劳无功，尤其是经过多年的分析之后，当她第一次能够形成保护性的“皮肤”。当她还是孩子的时候曾被成年人抛弃，但信任的存在基础拯救了她，现在看来，她现在正在失去这个信任基础：一个自然之中的基础，尤其对于动物而言。
在梦中，她的慈悲心 (Compassion) 已经如此深刻，仿佛是她自己被剥了皮。最终，“慈悲心”这个词让我想到了佛教的修行。在我们的下一次会面中，她已经重新开始分析，但她仍害怕做梦，我问她，是否听过施受法修习。她说没有。先唤起然后吸入可怕事物的心理意象这一概念让她一脸茫然。
我提出施受法与她的噩梦场景可能存在类似的模式，我们从工作中也发现她的噩梦可能会与施受法修习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开始假定心灵存在这样的一种必要，即不仅是她个人经历中最可怕的意象需要处理，还需要包括包括他人遭受痛苦。晚上，当梦者的自我意识的影响减弱，她似乎遵循大自然的力量而在梦中进行施受法练习，这一事实能够支持这个假设。“如果真是这样，”病人惊呼并且感到释然，“那我的噩梦就有意义了。”
值得确信的是，这个特殊的个案让我们能够对心灵的能力构架起一种理论性的观点，表面上看是自相矛盾的，但实际是一种整合的方式——使那些心灵足够强大的人能够增强自己的承受能力。也就是说，由于先天的素质或者个人经历，或者两者的共同影响，有些人共情潜能相当强大，在他们身上，这种心灵的原型倾向起效了，使得他们能够与全人类所遭受的痛苦进行交涉。
因此，噩梦和佛教施受法修习可能有相同的模式。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如果被噩梦折磨的人练习施受法，这可能有助于减轻噩梦，不是因为它们使噩梦内容减少了，而是因为这种心灵倾向为滋养意识发展的性力多打开了一个通道。因此，被噩梦折磨的人会以自由的意志进入人类危机深处探究，就没有必要被自己的意志所唤醒。对我的病人而言，虽然她没有进行施受法的修习，但她的噩梦已有所减少，她现在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它们。
也许，如果我们从施受法角度去看其他现象，施受法和噩梦之间的联系会变得更清晰。例如，一个历史学家一辈子研究人类的悲剧，或法医考古学家几十年忙于记录暴行，从葬坑发掘的零散骨骼到将它们拼凑完整，虽然这些受害者没有幸存的亲属。这些人的严肃和孤僻都不允许他们做出任何减少的解释。在这两种情况下，历史学家和法医考古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很可能遵循一种内在的需求，将他们自己很大程度且极为细致地献身于人类的罪行。这并不是为了促进什么，也不是为了带来任何事后的治愈，只是非常简单的事实，因为他们有一个倾向去处理人类所犯下的罪行，并准备将他们的生命能量付诸这显然是充满病态和憎恨的仓库。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这些人在进行类似施受法修行但并未意识到。
在我们病人的经历和梦中寻求建构，是典型的分析心理学及其从业人员的特点。分析过程使我们能够观察到心灵内容的变化，有时甚至有转化。但对这种某些事情会转变的期待是不利的。奇怪的是，这个见解不仅在基督教传统中断绝了，并且还停留在世俗的态度上。詹姆斯·希尔曼的挑衅性格言写道：“我们已经用一百多年的分析验证了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糟糕。”针对的是这样一种视角：我们西方人似乎认为世界可以大体上可以变得越来越好。公正地说，我相信，佛教既不是如此随便地去假定，也不会以如此粗钝的感知做出这样的假设。鉴于过去几个世纪中，试图改变世界的激进政治企图所造成的悲惨后果，并考虑到今天严重的政治和生态问题，“变化”和“改善”的想法也许不再是最适合培养人类慈悲的典范。
然后，如果可能的话，“吸入可怕之物”这一类谦逊得多的理念，在公正地看待现实方面就会具有更多的机会发挥作用。在西方，我们没有光明与黑暗交替共存的象征。跨越千年，施受法从东方传来，它是分析心理学称为“阴影的整合”的高度分化和完善的表达。
如果这种对可怕事物有节奏的吸收符合更广泛和深入的思想领域——进入意识阈值下，低于通常讲西方和基督教伦理的有意识愿望——那么我们可以会感谢那些将我们从沉睡中吓醒的噩梦，让我们大汗淋漓的噩梦：夜晚如此强烈使我们不安的，很可能是一个原初的、无意识的呼吸，即真正的具有滋养意义的施受法实践。
本文转载自东方心理分析研究院的洗心岛出版社出版的图书，由申荷永老师主编的《意象体现与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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